房奴和蝸居之外，有第三條路嗎？

農耕文明時代，當人類要花費大把時間種植管理莊稼的時候，就被房子和土地牢牢拴住了

馮爺所住的石屋，依南坡而建，屋外幾步遠的地方，就是他的莊稼。村人對他放著家不回，而搭建石屋的做法很費解，但馮爺卻遇人便言：「外頭就是我的莊稼地，守著它們心裡頭舒坦。」

我們可以把馮爺歸為性格清奇的一類人；甚或也可說他心懷「詩和遠方」。但這兩點無疑都只是看到其表，深層次的，是莊稼、房子之間的微妙關聯。

背著房子的「蝸牛」

開化之前的人類，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其活動半徑是隨著食物四處移動的，這期間的人類習性，基本是隨遇而安的。不過大約一萬年前，小麥出現了。人類發現這種植物成熟後可以提供大量食物，於是便抽出大部分時間來精心培育它。然而正是從此開始，人類彷彿進入了一個圈套。小麥的護理工作遠比過去的狩獵花費時間，人類不得不放棄過去的隨遇而安，在小麥附近居住下來。

《人類的簡史》這樣說道：「這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其實不是我們馴化了小麥，而是小麥馴化了我們。『馴化』（domesticate）一詞來自拉丁文『domus』，意思就是房子」。

莊稼把人類固定在一定範圍，而房子就像是這片固定之地上的監牢。人類從最初對食物的依賴，連帶著也對房子形成了依賴。而且對房子的依賴，隨著國家的介入，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如今說起古代社會，人們都會想起男耕女織這個詞，耕和織，都是農業社會的典型特徵，這兩種生產方式，牢牢鎖固在了一定範圍里。

商鞅，他是獎勵耕和織，並且讓其形成法令制度的第一人。在商鞅的法令里，鼓勵人們從事農桑生產，只要交納糧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徭役。同時，保甲制度，也把人們更加穩固在一個地方。至此，房子不再僅僅是一個遮風擋雨的庇護之所，歲月流逝，它變成了人們的一種產業。從最初的棲身庇護所到房產，這是房子身份的一種轉換，房子被增添的屬性越來越多，其價值也就在一點點變得多元化。但與當今商業社會不同的是，房子的價值雖然多元化了，但它的很多價值還是被埋沒這，不被人們熟知和接受。這跟古時的社會價值屬性有關，畢竟那時商業活動被排在末流，農業才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房子只是作為農業活動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因此在古時候買賣房產，依據的是房子的農業活動屬性，不是現在的商業活動屬性，不似現代社會這般便捷。

在《水滸傳》里，有這麼一個細節說的正是這種情況。武松在幫著施恩把快活林酒店重新奪回來的時候，武松特意做了這麼一件事：

「去鎮上請十數個為頭的豪傑，都來店裡，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武鬆開頭道：眾位高鄰都在這裡……只今晚便叫他（蔣門神）投外府去。（眾鄰舍）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

若不去細究，武松請眾鄰舍陪話，會被讀者認為僅僅是做個見證，但實際上，卻並非做見證這麼簡單。這就要說起古代房產買賣的一些規定了。

就以宋朝為例，買賣房產，需要徵得本家親人以及房子附近鄰居的同意。《宋刑統》里這樣規定：應典、賣、倚當物業，先問房親，房親不要，次問四鄰，四鄰不要，他人並得交易。

香港，蝸居者的家

這規定的意思是，假如A想要賣房子，A需要先徵詢本家親人的意見，如果本家親人沒有購買意願，再要問鄰舍，鄰舍若也不買，A才能把房子賣給想買房子的人。在這個環節里，假如本家親人或鄰居不同意A賣房，那A這房子就賣不出去。

所以依照宋朝的法令，蔣門神當初搶奪施恩酒店，要走一道必要的程序，即把快活林的眾鄰舍請來，徵得他們「同意」，才算是他「買」了施恩的酒店。武松幫著施恩奪回酒店，也是按照相同的程序在做，這樣官府一旦查問起來，便能夠證明房屋買賣是合法的——雖然這酒店先後都是被奪來的，但過場程序還是要有。

「先問親鄰」的制度起於何時，沒有確切定論，但這制度的形成，跟農業社會有很大關係。

以農為本的古代，農業種植受地緣影響很大，房子作為莊稼的附屬物，如果貿然賣給一個外來的陌生人，不熟悉當地物候特徵，將會對農業生產造成未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國家整體的賦稅收入。房子如果被限制在親鄰之間交易買賣，都是熟悉的人，對農業生產造成的衝擊也就最低。即使是在城鎮，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的古代人，也是圍繞農業生產而存在，所以各方面的貿易交流也極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因此房屋的買賣，也跟鄉村的作法相一致。

古代房子的價值是附屬於農業生產的，因此這種「先問親鄰」的房產交易方式，並非人們想像中的，像現如今的房屋限購令。它不是在限制人們進行房產交易，相反，在規定許可的範圍內，政府也鼓勵人們進行必要的房產交易。

從農業價值化身為商業價值

回到當下社會，你若不理解馮爺的作法，那是因為你不再是農業思維時代的人了。但是馮爺的家鄉如果是在雄安，那麼圍繞馮爺和他的房子、土地，將不再是費解，而是滿滿的驚羨。從四月初國家宣布將要建立雄安新區的消息後，網路社交平台上，有關雄安的段子層出不窮。歸納這些段子你會發現，無論是「老光棍招親」，還是「單身狗被追捧」，其核心都是圍繞房子在轉。除了段子世界裡外地人對雄安的驚羨，更多手握資本的人，都是直接從現實世界裡下手的。

無論承認與否，與古代「先問親鄰」不同，現如今房子的價值面，拓寬了無數倍。

商品房與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成正比，經濟發展有活力的地區，房價自然不菲；學區房也變得炙手可熱，動輒上千萬的價格，讓馮爺那些還是農業思維時代的人不敢想像。也是在四月份，安陽市區的一家自建房在改造過程中發生事故，原因是房屋所在地要拆遷改造，房屋主人為了多得拆遷款，違規給房子加高。

你已經發現，從段子到現實，從北上廣再到三四線小城市，房產的價值已經徹底商業化。如今，似乎全民都在吐糟房價，但是在商業活動的社會，商品、經濟、人口聚集度等各方因素都直接影響物品本身的價值。在一個商業活動相對自由的狀態下，房子的價格只會走高而不是走低，除非人為強制調控或者發生經濟波動。再者，在房價高昂的時代，如果你還固守農業時代的房子思維價值，那麼你所得出的結論往往就是錯誤的。

同樣，人們也不必幻想農業時代的房屋價值很美好。因為古時的房屋價值，伴隨著被強制固定在一定範圍里的農業勞動，那時的人們是沒有流通和自由的。現如今一些人之所以覺得那時候的房屋價格合理且美好，是拿著現如今的流通自由，和古時候相對低廉的房價做了嫁接，這種思維本身就是不古不今，沒有實際的操作價值和可行性。

最好的證明便是，像馮爺這樣的人，他的家連同石屋，建造價格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但是他被限制在一定的活動區域里，他房子延伸出來的價值，就在他石屋的周圍。他能選擇離開嗎？或許可以，但若真離開了，他又拿什麼生存？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今，房子從來就不僅僅是，作為住處的孤立存在，它跟人們所處時代的生產活動密切相關。

當然，這時代里也不是絕對沒有橫跨農業和商業兩種價值模式生存的人。比如剛剛走紅的范雨素，她在接受採訪時談及：「沒有想過在城裡買房子的事情。」范雨素代表的，是萬千進城謀生的農村人。他們在鄉下都有自建房。他們當中很多人，還抱著原有的農業思維模式，他們不主動融入城市，很多人也確實難以融入城市。他們只能像候鳥一樣，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來回飛翔。他們鄉下房子的價值無疑是農業模式的，但舊有的農業活動，已經不能為其提供生存的保障，不得已，他們只能選擇進入城市。他們就是這個時代里，處於兩種價值模式夾縫裡的人。

另外一種人，也是從鄉村走向城市，相比於父輩們的農業思維模式，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已經讓他們自己拋棄了過去的農業思維。他們就是從鄉村走出來的大學生，與進城務工的鄉村人相比，他們選擇留在城市，這就像是一個與母體剪斷了臍帶的孩子，離開了農業社會和農業思維的庇護，進入一個全新的價值體系里，無論遇見什麼，他們都在選擇承受。他們正是當今各個城市，迫切選擇買房並且拱衛房價的生力軍。

一千多年前的一個秋天，杜甫家的茅屋，在風中晃動著。之後旋即隨著大風飛走了。「安得廣廈千萬間」，正是在此時橫空出世。杜甫不是一個異類，但他絕對是以一個反叛者的姿態出現的。「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跟范雨素的話何其相似：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房子的存在，就是圍繞吃飯和生產活動而存在的。過去畫地為牢，現在借商做籠，我們被房子馴化和關押著。

如今，擁擠的城市，成為人類的信仰，而房子，則是這城市信仰里的中心偶像，被千萬人追求和膜拜。這牢不可破的房屋價值體系雖然很難被撼動，但世人至少應該知曉，在這信仰體系中，有異類，更會有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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