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日暮，天涼風起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惡意識，有悲劇，卻無悲劇意識的時代。
——朱學勤
這一年的秋天又要來了。
晚上從辦公室下樓，天已昏暗，在涼風中，人有點冷冷清清，我站在十字路口，莫名發獃，心裡空空蕩蕩。
背包里裝著一本書——《缺失的檔案：顧聖嬰讀本》。中午在樓下小餐廳吃飯時，看了一會，眼淚轉了轉，沒掉下來。我已經過了輕易會掉眼淚的時候了，可看到顧聖嬰的事，還是極為難過。
書里收了她不少照片，多數時候都是笑意盈盈的，讓人親近。我總在想這樣一個人，在生活里是什麼樣子。和音樂打交道的人，大概不會都不會陰陰沉沉。聽她彈門德爾松的諧謔曲，簡直歡樂極了。在音樂里，她的眼睛裡一定滿是夢幻和星光。
顧聖嬰演出後
可那是五十年前的中國。一切都要灰暗得多。從鋼琴邊離開，顧聖嬰就得面對惡狠狠的生活。她的爸爸曾是國民黨高官，已經被關押到青海去了。媽媽得做一些簡單的縫紉活來填補家庭開支。想想那個年代會有什麼事情降臨到這個家庭上。只有在音樂的世界，她才能勸說自己專註，心情平靜下來。
檢討、抄家這些自然免不了，然後是折磨人的批鬥。可能前些日子還笑著臉打招呼的鄰居和同事，突然就站起來不分黑白地指責你，再附上身體的羞辱。那種心理的崩塌恐怕是最要命的。這種煎熬還看不到頭。
所以，1967年1月31日，顧聖嬰和她的媽媽，還有弟弟，在家中開煤氣一起自殺了。而那個時候，她的父親遠在天涯，無人告知他這一悲劇。
顧聖嬰一家
去年，我和朋友一起探訪過顧聖嬰曾經住過的房子。我們在愚園路里一個老式的小區里找了很久，才在一戶人家門口看到相應的門牌。樓里還住著人，但已經和顧家沒什麼關係了。我冒昧按了下門鈴，一個孩子跑來開門。我說了說我們的目的，他膽怯地回頭看著，他媽媽站在門道里喊他，自然拒絕了我們要進去看看的想法。
我也知道自己的衝動顯得愚蠢，手中那束小白花無處可放。
所謂的死，在那個時候，太輕了，沒人在意。而且，自殺往往還會被蓋上畏罪的名頭。這些事情的結局，始終像謎團一樣，糾纏難解。
我常常在想，當年那些給別人施加過惡的人，是怎麼在良心裡安安心心活下來的。這些事情，難道不會給他們一輩子遮蓋上一層陰霾么？甚至，有時候，我會胡思亂想，如果是我，我會選擇做些什麼？
也許是我對人性抱有的善意太多了。
顧聖嬰在演出
幾年前，我曾想著做做穆旦一些資料的整理。有位知情的老師約我去聊天，他當年還是個孩子，但多少也知道發生過什麼。
他帶我經過一個地方，有一些老人在打乒乓球。他輕輕指了指，說那裡有個老師當年就參與過對穆旦的批鬥，但你別去問他這些事，他會不高興。
我就那麼定定地在那裡，看著那個老人一臉笑意地和身邊的人說話。他已經老了，臉上都是摺痕，持乒乓球拍的手也在抖動。空氣中始終彌散著一股老人老去的味道。我不知道該做什麼。看了看，轉身走了。
說我恨這些人么？很恨。恨他們在那樣一個荒唐年代所做出的惡行，留下一個如此巨大的羞恥。顧聖嬰和穆旦這樣的人，要不是這些人下手，也許還能活下來，也許還能為我們創造更多的美好。
可是，又有點恨不起來，也許他們還有一半不自覺。這段歷史留下來的傷疤究竟怎麼去觸摸？
三年前的冬天，我跑到北京音樂廳看朱曉玫的演出。她難得回國，登台的機會更是少見。她在彈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別有一種女性的柔和。
朱曉玫老師
曲罷，朱曉玫站在舞台中央說：「五十年前，顧聖嬰就在這個地方演出過。今天，我也在站在這裡。我想我算是接續了她在音樂上的生命。」
那一瞬間，我幾欲落淚。暫且讓那恨意歸恨意吧。在音樂里，一切都太微不足道了。
*圖片均來自網路
每天寫一點，不抱希望，也不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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