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何比明朝更尊重孔子

天下 09-29

9月28日，自上世紀30年代前後被認定為孔子的生日，照例要舉行祭孔大典。在台灣，這一天還是教師節。這幾天看新聞，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孫孔垂長先生（居台灣）也在大陸。

如果是在雍正時代，孔子誕辰這天，從皇上到全國軍民，還要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

孔子講學

在傳統中國，孔子之教既是政教的指導原則，也是社會的凝聚力。這一點，不僅雍正很明白，絕大多數帝王也不會不知道，從不斷拔高孔子地位，到尊崇孔子後人，再到將孔廟祭祀逐漸升格為國家大典、歷朝還有多位帝王親臨曲阜孔廟朝聖祭孔，足見皇權與孔子的親密關係。黃進興先生在《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記錄了大量此類故事。

即使是素有焚書坑儒之惡名的秦始皇，對孔家也不薄。孔子的第九代孫孔鮒因為「博通六藝」，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據說這還是孔子後裔享有爵封之始。不過，歷史上並未有秦始皇祭祀孔子的記錄。

漢高祖劉邦對儒家顯然也沒有那麼友好，不僅打心底地輕慢儒生，還曾有「尿溺儒冠」的黑歷史。但正是劉邦，開了帝王祭孔的先河，更別說，他還親自到了曲阜孔家。

《史記》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太牢，就是豬牛羊的意思，在古時是最高規格的祭祀。劉邦封孔子的九世孫孔滕為「奉嗣君」，黃進興先生稱為「孔家奉祠後裔領有官方身份之始」。

漢高祖祭孔

劉邦初定天下，無論他如何看不上儒生的高談闊論，但他無法否認孔子與儒家在現實政治中的影響力，所以他還是去了曲阜孔家。據說劉邦離開後，官場上行下效，「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在整個西漢時代，孔子所受的政治待遇總體上並未超出劉邦定下的基調，這固然有漢初行黃老之學的緣故，但即使是「獨尊儒家」的漢武帝，在尊孔祭孔上也沒有重大理論突破，按照黃進興的定義，此時孔子地位只能說是「尊而不貴」。武帝末年，諸侯魯恭王竟然還製造了為擴建王宮而拆遷孔子舊宅的醜聞，所幸由於在牆壁中驚現秦皇焚書時代所藏的儒家經書（古文經書），才將醜聞變為了奇聞。

無論王莽在歷史上名聲如何不堪，但正是他突破了劉邦留下的尊孔範式，將尊孔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王莽還未稱帝時，他就操控東漢朝廷（漢平帝）封孔子後裔為「褒成侯」，專奉孔子之祭，孔子後裔的封爵自此開始「世襲化」，也為後世受封的「衍聖公」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筆；同期，王莽也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這也開啟了孔子本人被追封王爵的常態，此後爵位與日俱增。

後世對王莽尊孔爭議頗多，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王莽此人。如果你認為王莽是個步步為營的野心家，那麼他的尊孔當然是利用孔子的考量多一些，增強篡漢的合法性；如果你認為王莽是一個篤信儒家原教旨主義的烏托邦空想家，那麼他尊孔也就是一個儒家信徒對教主的頂禮膜拜罷了，衷心相信尊孔可以庇佑他的復古改革成功。但問題是，在真實歷史中，王莽很可能是這兩種人格的合體，視情境的不同而特別彰顯某一方面。

光武帝劉秀建政東漢之後，雖然在政治上他是王莽政權的對立面，但在尊孔上劉秀基本上是王莽路線的忠實追隨者，唯恐落人於後，也親自到了曲阜祭孔。而在東漢時代，皇權對孔子也相較西漢熱絡了許多，除了光武帝之外，漢明帝、漢章帝和漢安帝也均親赴曲阜朝聖。

這其中，最有名的是漢章帝那次。漢章帝在如劉邦那樣以太牢祠孔子之外，還首開祀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例，大會孔家子孫，命儒者講《論語》。志得意滿之餘，他對孔子第十九代孫孔僖說：「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誰料孔僖的作答非常不卑不亢，認為這不是給他們孔家的光榮，而是給皇帝的光榮（「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鄙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孔僖此言道破了皇家祀孔的潛在用意，章帝多少可能有些尷尬，只得以大度自求排解，「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唐代也是孔子地位全面上升的一個重要時期，孔廟祭祀逐漸進入朝廷禮制，被列為四大國家祭典之一。先是唐太宗，貞觀四年（630）下詔將孔廟祭祀從曲阜孔府推行於全國州縣，這在祭孔史上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自此孔廟文廟遍布天下，至今仍「香火」不斷；而後是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一年（739），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孔子自始走上了逾千年的封王之路。

唐玄宗時加封孔子為文宣王

在宋代，孔子的文宣王「王號」被進一步加碼，宋真宗加謚為「至聖文宣王」。尊孔漸漸演化成了一場王朝與皇帝間的文化競爭，宋真宗加謚孔子，兒子宋仁宗則加封孔子後嗣，正是從仁宗時代起，孔家嫡嗣有了「衍聖公」這個過於著名的封號，這個封號一直傳襲到民國，至七十七代「衍聖公」孔德成為止——孔德成由於時代變遷，主動要求放棄「衍聖公」，1935年被注重道統的民國政府改封為「奉祀官」，這也正是前不久在大陸的第七十九代嫡孫孔垂長目前所居之位。

進入也素有輕賤儒生惡名的元代，孔子的地位竟也如秦始皇和漢高祖時一般，被明顯更相信藏傳佛教的蒙元統治者們所尊崇。元武宗登基僅兩個月，就下詔將在孔子封號「至聖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為孔子後世最有名的封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書寫得如儒家死忠一樣，「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也是孔子在歷代中原王朝中得到的最高級別的封號，為何要加中原呢？因為西夏曾追封孔子為「文宣帝」，大有身居域外心懷孔聖的悲壯感。

元武宗在詔書中還說了一句挺重要的話「尚資神化，祚我皇元」，還是如前代漢家帝王一樣，無論自己對孔子是否有真實感情，總還是特別相信尊孔可以增強本政權的合法性，但到了大明朝，事情似乎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先是朱元璋，儘管他沒有在明面上放棄尊孔的立場（雖然他因為孟子說過「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就狹隘的將孟子逐出孔廟），但對尊孔始終有種挖牆腳般的曖昧。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到南京晉見，誰料遭到了孔克堅的稱病婉拒，朱元璋當即就回了一封很不客氣的筆諭，「爾若無疾稱病，以慢吾國不可也」。洪武二年，朱元璋更是下詔廢除了自唐太宗時代便通行至今的孔子「天下通祀」，「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朱元璋這一震驚天下的舉動簡直是將自己主動置於了全體讀書人的對立面上，因此即使硬挺也只堅持了十幾年，到了洪武十五年，又下詔天下通祀孔子。

朱元璋對孔子的打壓態度自然不是因為他與孔家的「私怨」，用黃進興先生在《優入聖域》一書中的說法就是，「志在打擊孔廟在文化象徵上的普遍意義」，令其無法與政治威權抗衡。

而這一立場也被他的子孫所繼承。嘉靖九年（1530），嘉靖帝「悍然」啟動了對孔廟與祭孔的改制。除了「毀塑像，用木主」、「祭器減殺」、「從祀者一律削爵稱」等降格措施之外，對文官集團最有殺傷力的一條是，「孔子不稱王」，改稱「至聖先師」。也就是說，自唐玄宗時代的「文宣王」開始，到宋仁宗和元武宗的不斷「加持」才形成的「大成至聖文宣王」，不能再叫了。嘉靖推舉太祖朱元璋遠高於孔子，他甚至說「王者之名不宜偽稱，王者之德不宜偽為」。

對於朱明王朝的打壓，無論是文官儒生集團，還是孔家本身，雖不敢與皇權正面對抗，但在私底下卻非常不以為然。張岱在明亡之前曾拜謁孔廟，他在《陶庵夢憶》中寫到，「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暗示孔門對於明朝「廢王」的做法深感屈辱。

據說，孔門在私底下還有這樣的說法：天下有三大家，一個是代表皇家的「鳳陽朱」，一個是代表道教的「龍虎張」（龍虎山張天師一系），還有一個就是「曲阜孔」。而真正的第一大家其實是兩千多年一繫到底的孔家。

但「鳳陽朱」又怎麼甘心呢？黃進興先生將嘉靖時代的孔廟改制視作「唐初以來孔廟發展的逆轉」，「可以顯現專職君主如何操縱文化系統的解釋，以壓制『道統』所象徵的制衡力量，並打擊文人集團的士氣」。

嘉靖朝對孔子孔廟的貶抑，有明一代始終未獲「平反」。反倒是到了夷狄之君的大清朝手中，孔子才一舉恢復了往日榮耀。

孔子

對於清朝此類非漢族王朝，藉由尊孔而增強易代及統治合法性的動力本就遠較明朝這種漢族王朝要強。清帝希望通過服膺儒家文化突破族群藩籬，以強化「文化意義上的正統」來超越「種族層面上的正統」。

但與同樣強調尊孔而文化層次一般的蒙元帝王不同的是，清帝不僅本身就熟讀儒家經典，而且可能是真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算得上孔子的信徒。也就是說，清帝的尊孔固然是「利用」的因素居多，但也部分有「信徒」的真誠。

最典型的是康熙。康熙也曾親自去曲阜孔廟拜謁，這本身也並沒有什麼特別，前代帝王也有過不少次，但請注意，康熙是第一個以「三跪九拜」之禮晉謁孔廟的帝王，還留下了「萬世師表」的御筆。對此，作為陪侍官的孔子後人孔尚任覺得是孔家莫大的光榮，拜謁的禮節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在孔家看來，康熙的親臨更算是徹底洗刷了在嘉靖時代所受的政治屈辱。

雍正除了在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將孔誕日定為「致齋一日」之外，在尊孔上還多有建樹。他在即位的第一年（1723），就下詔追封孔子以上的五代先祖王爵，與嘉靖形成了鮮明對比。雍正曾在一封上諭中點出了他大力尊孔的原動力，「使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尊孔）在君上尤受其益」。

而乾隆晉謁孔廟次數則位居歷代帝王之冠，前後曾有九次之多，超過了他最有名的「下江南」。要知道，根據黃進興先生的研究，歷代帝王親臨孔廟的總次數也就三十幾次之多。還有一種說法是，乾隆還將自己義女嫁給了第七十二代衍聖公孔憲培。

但無論清帝如何尊孔，那種道統伸張的狀態再也回不去了，那種孔僖接駕漢章帝時所表現的那種不卑不亢：這不是給我們孔家的光榮，而是皇帝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