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古代日本很有錢，為什麼還要來中國搶奪
中國傳統社會中商業交易手段的變化
商業交易必須通過媒介，這種媒介也就是貨幣。1820年時一個法國商人說，貨幣幫助商品流通，「就像機油使得機器能更好地運轉一樣」。沒有貨幣商業交易就不能進行，而不同水平的商業活動也要採用不同的貨幣形式。
因此貨幣極其形式對商業極其重要，是商業交易賴以進行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國傳統社會的商業在從「末業」到「主業」的漫長過程中，貨幣形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國的貨幣出現很早。春秋中期已經有了貝幣、粟、金屬鑄幣，到了戰國時期，各國鑄造了刀、布、圜錢、銅貝、郢爰等不同形式的金屬貨幣。秦朝統一後，實行了貨幣統一，把秦國的貨幣半兩作為唯一的貨幣。漢朝把半兩錢改為五銖錢，在西漢中後期七八十年間共三官五銖錢280億枚，總重78960噸。這反映了西漢商業的繁榮。
到了漢朝末年，天下大亂，當曹操的兒子曹丕當皇帝的時候，商業幾乎不復存在，只剩下一些民間的小交易活動。所以曹丕他下詔 「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也就是說，廢除了銅錢，用穀物和絹帛作為交換媒介。後來雖然又恢復使用銅錢，但在後來的兩晉南北朝幾百年中，布帛和穀物一直是主要交換媒介，銅錢始終都不能和布帛穀物相抗衡。
到了唐代，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是大宗交易還是用絹帛。到了中晚唐，韓愈在給皇帝的奏疏中還說：「除城郭外，見有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因此唐代仍屬於「錢帛兼行」的時期。貨幣的形式反映了商業發展的水平。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中，中國使用的貨幣形式，從銅錢倒退到了銅錢和實物並行的水平，可見這個時期商業確實衰落了。
到了宋朝，商業出現了繁榮，貨幣也發生了大變化。絹帛退出了貨幣，只有銅錢才是貨幣了。銅錢的鑄造量和流通量有巨大的增加。宋朝每年新鑄的銅錢，11世紀初為183萬貫，公元1073年以後達到高峰，最高達600萬貫，此數字是唐代最高鑄錢量的20倍，而且這還不是全部。
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估計北宋政府共發行過3000億枚銅錢，重達75萬噸，超過以往所有朝代鑄錢的總量。儘管鑄錢量劇增，但是還是不能滿足商業發展的需要，因此出現了新的貨幣形式——交子。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紙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北宋初年，紙幣首先在四川出現。到了11世紀末，紙幣流傳到中國北部。在金朝與南宋政府統治下，12世紀時紙幣在南方和北方都很常用了。在1161年，南宋流通的紙幣約1000萬貫，價值為銅錢數量的兩倍。
到了明清，由於商業更大的發展，貴金屬成為了貨幣的主角。明代後期實現了中國貨幣的「白銀化」。由於國產白銀遠不敷所需，於是從海外大量進口白銀。吳承明先生估計1650－1833年間有13800萬兩銀（約4310噸）從西方（歐美）流入中國。而同期中國國內銀產量僅有7000萬兩（約2190噸）。弗蘭克（Andrew Gunder Frank）估計在17、18兩個世紀，有48000噸白銀從歐洲和日本流入中國，再加上中國自產和從東南亞、中亞輸入的白銀（10000噸），流入中國的白銀共達60000噸，佔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
在上述三個多世紀中，中國國內銀產量大約為7000萬兩，僅為從西方國家輸入白銀的一半。白銀的持續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國的貨幣供應量。除此之外，到了清代，新的信用手段（如票號、錢莊發行的票據）也應運而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交易手段。這些，都表現了中國商業的巨大發展。
因此，過去許多人把明清說成是重農抑商、商業停滯的時期，顯然是大錯特錯了。
中國傳統社會的商業：外貿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外貿，可以分為兩個大階段，一是「絲綢之路時代」的外貿，二是「大航海時代」的外貿。這兩個階段上中國外貿，有非常大的差別。
（一）絲綢之路時代的外貿
今天大家在談「一帶一路」，一個重點就是要重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變化的。絲綢之路開始於漢朝，起點是首都長安（今西安），終點是歐洲。而唐朝的絲綢之路也是從長安開始，分為北道、中道、南道，到的地方更遠，南路到了印度，西路到了地中海。
絲綢之路在中國歷史上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們也要清楚：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至於在經濟方面，並不如此。這是為什麼呢？
絲綢之路經歷了千山萬水，大漠荒野。只看看中國境內的這段，就可以看到是多麼艱難。順著這條路從長安一路向西，過了河西走廊後，就進入新疆。
在新疆，中部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第一大沙漠是撒哈拉沙漠），南面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西面是帕米爾高原。「帕米爾」在塔吉克語里，是「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7700米，有許多高峰，最高峰是位於喀喇崑崙山脈的喬戈里峰（K2峰），海拔8611米，為世界第二高峰。北部是準噶爾盆地，其中主要是沙漠，也就是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中國第二大沙漠。
過了新疆進入中亞和西亞，一路上也主要是沙漠和乾旱草原。由於自然條件惡劣，交通極其困難。在絲綢之路上，不僅路難走，而且強盜多，因為這個地方沒有統一政權管理，分布各地的很多游牧民族和地方勢力，都佔山為王，對往來客商雁過拔毛，甚至殺人越貨。在唐代敦煌壁畫里，就有商人遇到強盜的壁畫。到了蒙古帝國時代，路上治安情況已經算好多了。但是即使如此，馬可波羅沿著絲綢之路，也經歷了千辛萬苦才走到中國。
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沿著絲綢之路從印度經中亞來中國，旅程依然非常艱險。從印度果阿出發，經歷了一年艱難的行程，才抵達中國的喀什。在這一路上，他參加的商隊遭遇了無數盜賊、火災、山嶺、風雪，真是九死一生。他所帶的馬有六匹，都死於凍餓睏乏。因此商人必須組成很大的商隊，帶著武裝和大量給養，同時還不得不向各地地方政權繳納保護費。這些，都又大大增加了貿易成本。
由於絲綢之路貿易成本很大，商人只能販運價值高、重量輕的東西。想想看，如果把糧食用駱駝從西安沿著絲綢之路往西運送的話，可能沒走到甘肅，這些糧食就被運送的人吃完。所以漢代和唐代絲綢之路上主要的貿易商品都是高級消費品。從中國出去的是絲和絲織品，進入中國的是玉石、珠寶、香料。
羅馬帝國的創立者凱撒大帝，有一次穿著一件中國的絲做的袍子去公開場合活動，被羅馬元老院批評說太奢侈了。但在中國，絲織品是普通人民也穿得起的。孟子的理想就是老人到了七十歲都應 「衣帛食肉」，就是說穿絲的衣服和經常吃肉。凱撒大帝穿件絲袍被認為太奢侈，為什麼？因為運費太高了。同樣地，從中亞來的一些珠寶、香料，只有皇室、高官才買得起。所以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量是很小的。
不僅如此，中國在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貿易夥伴主要是中亞和西亞，中亞是今天的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西亞主要是波斯（即伊朗），除了波斯是比較發達的國家外，其他國家都還很落後，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到中國。
到了宋朝，情況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宋朝出現了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依靠的是海運，海運要靠海船，而宋代在海船技術方面有重大進步，造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海船。陸上絲綢之路所依靠的運輸主要工具是駱駝，而在運輸能力方面，駱駝和海船是不能比的。現在最好的阿拉伯駱駝最多可以馱400公斤貨物，已經是極致。但是一條海船則可以運數十噸乃至數百噸的貨物。所以開闢了絲綢之路之後，中國的對外貿易就大大改變了。
宋朝的外貿與陸上絲綢之路毫無關係，因為在現在的甘肅、寧夏這一帶是西夏統治，而關中盆地也很衰敗。宋朝只能靠海上絲綢之路，而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所能達到的地方更多，而且可以運送把體積笨重、單位價值較低的貨物。而這些貨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比以前的那些奇珍異寶等高級奢侈品更為重要。
在宋朝和元朝的海外貿易中，中國輸出的主要產品是絲和絲織品、瓷器、鐵器、銅錢等。陶瓷體積大，又易碎，用駱駝運到歐洲幾乎是不可能，但用海船運就沒有問題了。在宋代，北出海船舶「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也」，運到東南亞。
而到了元代，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拔都他（伊本·巴圖塔）說中國瓷器遠至摩洛哥和葉門，「此種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這裡我還要說說為什麼出口銅錢。這是因為當時中國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中國周邊的國家不會造錢，都要用中國錢。
宋朝鑄造了巨量的銅錢，據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估計，總重量達75萬噸之多，超過以前各個朝代鑄錢總量的許多倍，但宋朝人仍然總感到錢不夠。為什麼？因為大量的銅錢流出去了日本、高麗和東南亞。宋元兩朝進口的主要貨物是香料，來自印度洋、東南亞地區。由於香料的主要產地是東南亞和印度，海運成本又比較低，所以比以前從陸地上運來的香料數量多得多，價格低得多。
馬可波羅說：在「天城」（Kinsay，即杭州），「從大汗海關的一個官吏處得悉，每日上市的胡椒有43擔，而每擔重223磅」。亦即杭州每天上市的胡椒多達4338公斤。霍林斯沃斯認為這至少是500萬人的消耗量，從而推算出杭州人口約為500萬人。歷史學家一看都笑了，覺得此位先生也太過誇張了。我本人在杭州住過八年，知道杭州就是那麼一點地方。如果沒有高樓，絕對不可能住500萬人口。宋朝的房子都是一兩層的，哪有可能住這麼多人？
但是宋元時期確實大量香料進口。為什麼要大量進口香料呢？在進口的香料中，最重要的是胡椒，而胡椒最主要的作用是拿來腌肉。在現代冷藏技術發明之前，除了游牧民族外，老百姓通常只有過年過節才會殺豬和牛羊等家畜（今天叫做殺年豬），也才有肉吃，其他天就沒有肉吃了。為什麼？因為肉在常溫中，一兩天就壞了。要儲存肉，主要的辦法是用鹽腌。但是只用鹽來腌肉也有問題，首先，腌出來的肉死咸死咸，味道不好，其次，有些細菌不怕鹽，只用鹽來腌肉，不一定能長期儲存。如果加上胡椒，情況就不同了。胡椒味道很好，而且本身有殺菌作用，所以胡椒是腌肉不可少的調料。
其他香料主要是用於宗教、禮儀等活動。寺廟裡燒香變得普及，就是宋朝開始的。中國對香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自身出產的香料很少，產地主要是廣東、廣西、雲南。宋朝時雲南還是大理國，不受宋朝管轄。廣東和廣西產量也不多，所以從海外進口比較方便。同時東南亞香料的產量更大，質量也更好。
中國出口商品的變化，也反映在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方面。在歷史上，歐洲對中國的主要稱呼有Seres和China兩種。Seres是什麼意思？就是絲。China呢？則是瓷器。古代歐洲人知道中國最有名的產品是絲，後來又認為是瓷器。瓷器很嬌貴、重量也不輕。讓駱駝馱著瓷器走路，馱不了多少件，而且走不了幾十里，可能就顛裂甚至碰壞。用海船運輸就沒有這些問題，所以可以大量出口。現在廣東陽江水底撈起一條宋朝海船，裡面有巨大數量的瓷器，就是宋朝瓷器大量出口的鐵證。
在宋元時期，中國貿易夥伴也有變化，東南亞、印度、日本成為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中亞和西亞則已經不重要了。這個變化的結果之一是泉州的興起。在今天，泉州雖然是一個繁榮的城市，但不過也只是一個三線城市。但是在宋元時期，泉州確實是世界級的一線城市，世界最大的海港。
英國學者塞爾本，說他在1990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一位義大利猶太商人於1270年至1273年冒險遠航東方的遊記的寫本。這位商人在1271年（即南宋咸淳七年）來到泉州，寫下了他所見到的情況。塞爾本向這個寫本的所有者借來寫本，加以整理、研究，最後翻譯出來出版了，書名《光明之城》。許多學者質疑這本書的真實性，因為塞爾本說寫本的所有者不允許把原件拿出來給學界鑒定。不過這本書也未必完全是胡編亂造，因為在元代馬可波羅也來過泉州，說泉州與亞力山大並為世界最大海港，有外商數萬。另外一位著名旅行家，前面提到過得拔都他，也到過泉州，說：「泉州城甚大，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城中織造天鵝絨及緞，品質鈞極優良。港中船舶極多，大者約有一百，小者不可勝計。其中回回商人則另成一市。」
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隨著交流的增加，人員往來也多了起來，使得各種地方疾病也隨著交流而傳播開來。在14世紀，歐洲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即黑死病。黑死病就是即鼠疫病。據一般看法，這個病是從亞洲，沿著絲綢之路傳過去的。鼠疫病是老鼠傳播的，特別是一種草原鼠。這種草原鼠主要生活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這裡的居民長期與這種病菌接觸，產生免疫力，所以受到的影響較小。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沒有這種免疫力，這個病一旦傳到那裡，就會引起災難性的後果。鼠疫病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傳到歐洲，使歐洲人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情景極其可怕。歐洲著名小說《十日談》，說的就是一些青年為逃避黑死病而躲起來時講的故事。
（二）大航海時代的中國外貿
到了明代，一個偉大的時代到來了。這就是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開始於15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越過印度洋，走到東非的摩加迪沙。到了15世紀末，哥倫布船隊從西班牙出發，也向西航行，結果發現了美洲。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航海活動如火如荼，整個世界通過海路聯繫起來。明朝和清朝的中國，在這個時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扮演這個角色主要就是商人。
絲綢之路，俄國人叫做茶葉之路。我去年的4月份去了南西伯利亞的布里亞特共和國一趟，考察茶葉之路。在今天的俄國和蒙古兩國邊境的俄國一方，有個地方叫做恰克圖。在清朝，山西商人到湖北採購茶葉，運到恰克圖，賣給俄國商人，俄國商人又把這些茶葉一直販運到莫斯科、聖彼得堡。
布里亞特共和國的首都烏蘭烏德有一個博物館，裡面主要就是茶葉歷史的展覽。生活在那裡的茶商都非常有錢，住的都是豪宅。當時西伯利亞的交通條件很不好，中國商人把茶葉用駱駝和馬匹運到這裡後，俄國商人又用狗拉雪橇把茶葉從這裡拉到烏拉爾山一帶，然後再用馬拉雪橇拉過去。
因為運費貴，所以只有上層社會的人才喝得起茶。把像茶葉這樣的商品大量地賣到那麼遠的地方，是漢朝、唐朝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到：到了清代，不僅中國的國內商業，而且海外商業都有巨大的變化。
在明代，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日本。中國人過去常說「小日本」，一個原因是他們國家面積小，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人個子小。過去日本人個子確實比中國北方人小。但是這是二戰以後幾十年里，日本人營養條件改善很大，所以他們的個子今天迅速增加。據近來的統計，中國成年中男性平均身高為167.1厘米，而女性155.8厘米，而日本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3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54.2厘米。所以從身高來說，已經不能說是「小日本」了。
說到國土面積，比起中國，日本確實小，只有37萬平方公里，是中國面積的幾十分之一，但是也等於中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面積的總會。如果和歐洲最重要的三個國家相比，則日本的國土面積僅只比法國略小，而比德國、英國大。在人口方面，今天日本在發達國家中僅次於美國。大家可能不知道，在17世紀初期的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國是中國，第二是印度，第三就是日本了。那時印度分裂為許多小國，其中最大的莫卧兒帝國，1600年代的人口在1億—1.5億，不過這個估計的依據很薄弱。在莫卧兒帝國的人口數字中，相對比較可靠的是統治族群穆斯林的人口數字，有1500萬。而日本當時已經2000萬人口，所以從比較可靠的數字來說，日本甚至可能是第二大人口大國。
不僅如此，在美洲白銀髮現之前，日本是東半球第一大白銀產地。而在那個時代，白銀是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主要貨幣。中國自己產銀很少，遠遠不夠經濟發展需要。因此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明朝會有持續不斷達150多年的倭寇侵擾。倭寇進行侵擾需要相當的物質條件，要有較好的船隻、武器，還要有善戰的士兵。海盜進行劫掠有很大風險，因為明朝也不是拱手讓你來搶的，來搶就會遇到抵抗，會對劫掠者造成傷亡和損失。因此倭寇劫掠的成本很高，風險也很大。但他們為什麼還是前仆後繼地來劫掠呢？
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硬通貨（白銀），而國內工業不發達，許多東西（例如絲綢、書籍、瓷器）做不出來。明朝大量出產這些東西，同時又急缺白銀。也就是說，日本有強大的購買力，對中國產品有很大需求，而中國有眾多產品可以輸出，同時對日本白銀也有很大需求。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明朝政府不允許和日本做貿易，所以日本和中國靠中日貿易為生的人，很多就成了倭寇。
依照一些學者的研究，在倭寇中有大量的中國人，甚至60%、70%都是中國人。這些參加倭寇的華人主要是福建、廣東人，福建、廣東方言很難懂，江浙一代人聽不懂，以為這些人都是日本人，而且在那時，日本人裝束和中國人差不多，也都是束髮。所以這些假倭在外表上也很難辨認。
倭寇的頭領是徽州商人汪直，他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被稱為徽王，倭寇都在他統領之下。明朝人宗臣和謝傑說：倭人（日本人）愚蠢，華人狡猾。華人騙倭人衝鋒打前陣，得手之後華人來搶財物。到了隆慶元年，明朝政府開了海禁，允許貿易，倭寇也就消失了。由此也可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非常緊密。
朝鮮和中國關係歷史上很密切。特別是在明朝，日本豐臣秀吉派出大軍入侵朝鮮，幾乎把朝鮮滅了，朝鮮國王跑到中國邊境，向明朝求救。明朝派了大軍把日本打敗，救了朝鮮。以後朝鮮對明朝一直心存感激，兩國之間的貿易也不斷發展，但朝鮮比較窮，因此中朝貿易規模遠比中日貿易小。
在東南亞，明朝的主要鄰國是越南，當時叫安南，越南這個名稱是後來清朝嘉慶皇帝賜給的。中國和越南之間的貿易規模不算很大。中國在東南亞做生意，主要是和南洋群島做。南洋群島包括今天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在這些地方，華人商人的勢力很大，鄭和下西洋，遇到一個海盜頭目陳祖義。他是逃出去的廣東人，活動在蘇門答臘那一帶，建立了強大的海盜組織，控制了這一帶的貿易，當地的小國要向他納貢。他和鄭和開戰，但是鄭和太厲害了，把他抓起來了，送到北京斬首。
到明朝後期，新的貿易對手來了，這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這些西歐人來到東亞主要是為了和中國做生意，而且這種生意越做越大。鄭成功集團控制了和荷蘭人、葡萄牙人的貿易，貿易規範非常大，一年的貿易利潤幾乎等於清朝初期全國財政收入的1/10弱。鄭成功及其後裔可以抗清幾十年，沒有這麼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做不到。
明朝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除了日本，就是葡萄牙。葡萄牙人剛到中國時，向明朝挑釁，遭到明朝痛擊，以後改變策略，賄賂明朝地方官，租借了一個地方，也就是澳門。大家要知道澳門的歷史地位：1557年被葡萄牙人租借，一直是租借地。明朝以及清朝派有一個縣丞（副縣長）到那裡，葡澳當局每年都要向中國政府繳納租金。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葡萄牙看到清朝實在太好欺負了，於是趁火打劫，於1887年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了有效期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此後澳門才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99年底，澳門的主權才回歸中國。
到了清朝，中國的海外貿易更進一步擴大。在原來的貿易夥伴之外，又增加了新的貿易夥伴——英國、美國、法國、俄羅斯。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都遠遠超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有了這些新夥伴，中國的外貿規模空前擴大。
喬杜里（K. N. Chaudhuri）的研究指出，19世紀30年代，中國對東南亞和日本的帆船貿易的年貿易總額，達到7000萬至8000萬美元。而中國與英國（包括印度）的貿易總額每年為4300萬美元。而中國和英國之間的貿易卻是1100萬美元。由此可見，在中國所有的貿易夥伴中，英國是最重要的。當時廣州是中國唯一向西方國家開放的港口，而在所有和中國貿易的西方國家中，英國與中國貿易量佔到80%。
貿易規模巨大，而英國又處於入超地位。英國1830－1833年每年向中國輸出的商品，有毛織品價值158萬兩銀，金屬品11萬兩，棉織品31萬兩，共約200萬兩。而英國從中國輸入商品，僅只是茶葉一項，價值就達到561萬兩銀。這樣，雙邊貿易出現了巨大的不平衡。
那時中國珠江三角洲紡織業很發達，需要大量棉花，但珠江三角洲不適合種棉。於是英國就把印度棉花輸出到中國。但是即使這樣，貿易逆差仍然很大。英國（連同印度）1830—1833年輸華總值為733萬兩銀，而輸入總值為995萬兩，入超261萬兩（1820—1824為329萬兩）。
英國只能用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白銀—來彌補貿易赤字。英國的白銀有限，難以彌補，最後就用印度鴉片來中國賺取白銀，支付貿易逆差。清朝派了林則徐禁鴉片，於是鴉片戰爭就打起來了。
美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寫了一本書《白銀資本》，書里寫道：「1820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地位遠遠超過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他認為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且也是最大貿易國：「1800年以前，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
從上面所作的粗線條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的商業走過了曲折而艱難的演變歷程。雖然曲折艱難，但是支持商業發展的潮流還是衝破了種種障礙，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的商業從早先的「末業」，最終成為「主業」。
到了鴉片戰爭前，中國商業已經創造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內商業網，因此西方列強來到中國，都力圖在中國獲得一個據點，從這個據點進入這個巨大的商業網，而不像在印度和東南亞一樣，要去佔領一塊很大的殖民地。只有俄國和日本兩個國家例外，力圖佔領中國的大片領土建立殖民地。
同時，中國商業的網路也擴展到海外，使得華商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強大的商業力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此，很好地認識中國傳統商業發展演變的歷史，對於了解中國和世界的變化，都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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