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俘在蘇聯的特殊待遇：獲准與當地婦女結婚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4期，

作者/徐元宮（中共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

原題：戰爭也會生髮異國情——蘇軍對日作戰的「副產品」

1945年8月9日零時10分，集結在蘇聯遠東邊境一帶的蘇聯紅軍外貝加爾方面軍、遠東第一方面軍、遠東第二方面軍150多萬軍隊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向盤踞在中國東北等地的日本關東軍發起了突然襲擊。截至8月30日，突襲戰役宣告結束，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關東軍各部隊全部被解除武裝。最初，近60萬日本戰俘暫時滯留在中國東北臨時日軍戰俘營里，後被陸續押解到蘇聯境內，極少部分日本戰俘被押解到外蒙古。

日俘暴動與蘇、日異國戀人殉情事件

最初滯留在中國東北臨時戰俘營里的日本戰俘情緒很不穩定，時有戰俘因絕望、恐懼等原因而自殺、騷亂、逃亡，一些臨時戰俘營里甚至一度發生過暴動。而這些暴動往往是由於一些蘇聯紅軍官兵肆意強姦日本女僑民引發的。比如，1945年8月11日，一支蘇聯遠東軍部隊在富錦登陸之後，將在該地俘獲的一部分日軍和沒來得及撤退的日僑關押進臨時戰俘收容所（收容所設在一所中學內）。關押的第一天夜裡便發生了日本女僑民被蘇軍強姦事件：晚上9點多鐘，蘇軍士兵幾次將一些日本姑娘和少婦帶走，從教室方向傳來的女僑民的哭喊聲，深深刺激了日軍戰俘。隨後幾天此類事件一再發生。再加上後來被陸續關押進來的戰俘傳來消息說：他們親眼看見滿載著日軍戰俘的火車向蘇聯方向駛去了，於是戰俘對自己的命運更加絕望——一場突圍暴動就此發生。8月14日晚當蘇軍士兵再次要帶走日本女僑民時，遭到了事先混進女僑民里的日俘們的襲擊。禮堂大門被打開，數百名日俘沖了出來，很快其他關押日僑的教室門鎖也被砸開，但被蘇軍發現，暴動以失敗告終。

然而，即便是在殘酷的戰爭歲月，也有對美好愛情的嚮往和真摯戀情的產生。在殲滅日本關東軍的戰役結束後，也曾發生過蘇軍官兵與滯留中國東北的日本婦女之間的異國愛情故事。如今80歲左右的牧野秀夫，是當年的日本戰俘之一，他回憶了1945年12月發生在中國東北的一起殉情事件：「直到昭和20年（即1945年）年底，蘇軍依舊駐守在滿洲。夜晚，一輪明月高高地掛在清冷的天空，遠處不時傳來野狗的吠叫，只有錦華區的蘇聯兵營燈火通明。12月初的一天晚上，蘇軍撤離的命令下達的那天，兩聲槍聲從蘇聯兵營方向傳來。日本女招待們跑去看，死者是一名年輕的蘇軍士兵和一名志願到蘇聯兵營做工的日本女性。這女子是三十齣頭的美人，丈夫原本住在北滿，後來應召入伍，戰死在沖繩。於是這女子便流浪到錦州，沒人願意收留她，她就自己到蘇軍兵營里當了一名女僕。當時那些和她一起從北滿撤下來的人勸了她很多次，讓她慎重考慮，說『回日本老家的機會還是有的』，但是她什麼都聽不進去，硬是到蘇軍兵營去了。那個年輕的、只有19歲的蘇聯士兵先開槍把她打死，然後朝自己頭上放了一槍，他死的時候手槍還握在手裡。在我看來，這事緣起於一個年輕男子難以遏制的情感爆發：她是他遇見的第一個日本女人，旋即墜入情網，不忍與她分離。」

蘇聯婦女冒著風險與外國戰俘同居

繁重而艱辛的勞役生活，並不能使這些身強力壯的戰俘完全滅絕對異性的嚮往。據2005年5月11日俄羅斯《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登的《日本武士的俄國墳墓》一文介紹：最初，日本戰俘踏上蘇聯國土的時候，隨身攜帶的行李里藏有橡膠女娃，用於解決本能需求。可這些東西一下火車就遭到了早在車站等候多時的當地居民的哄搶——戰後的蘇聯百姓也非常貧窮。

連續的戰爭使蘇聯失去了千千萬萬的男性公民，性別比例嚴重失調，集體農莊的男女比例由1940年的1:1.1拉大到1945年的1:2.7，大量蘇聯婦女成了寡婦。而日復一日的勞役生活也使日俘對異性的渴求越發強烈，於是，在勞改犯與看押犯人的蘇聯婦女之間便迸發了難以遏止的戀情。

據俄羅斯坦波夫州檔案局研究員塔季揚娜?克羅托娃女士介紹，卡列利村曾有一個第64戰俘勞改營，最初只關押日本關東軍軍官戰俘，從1946年開始，其他日本戰俘以及德國、義大利、法國戰俘也被陸續運抵此地。日本戰俘雖然身陷囹圄，沒有自由，整天在礦井、礦場勞動，卻不忘請求村裡的小男孩幫忙，以搞好與蘇聯農村姑娘的「國際友誼」。

蘇聯婦女願意跟外國戰俘同居，原因比較複雜：或因為純潔的愛情，或因為生理需要，或因為精神上的孤寂，或因為物質上的誘惑。2008年，俄羅斯史學副博士А.Л.庫茲明內赫經過考證指出：「勞改營女管理人員有時出於『物質上的意圖』跟外國戰俘同居。」

然而，蘇聯婦女與外國戰俘同居註定要冒極大風險。一旦被發現，立刻會被定性為「階級覺悟幼稚」——蘇聯沃洛格達州一個戰俘營里的一位女醫生被發現有此類情況，給她的鑒定便這樣寫道：之所以干出這樣的醜事，是因為她「出身於一個擁有大量牲口和僱傭勞動力的比較富裕家庭」。此外，女工作人員還會受到被開除黨籍的處分。比如，第2715醫院一份黨組織會議記錄指出：「1945年11月10日，值班護士A整宿呆在第8病室，她坐在戰俘瓦爾特的單人床上並且同瓦爾特進行有關他們的愛情話題的交談。根據一些資料來看，她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發現這樣做了。」最終黨組織作出如下處理：開除這位護士，她的預備黨員資格也被取消了；而戰俘瓦爾特則被趕到戰俘懲戒所去開採泥煤。

1945年8月11日，蘇聯內務部發布第134號命令，要求將所有「思想道德不堅定的婦女」從戰俘營里開除出去。僅1947年第437戰俘營及其下屬的第3739醫院就有6名女工作人員因此被解除職務。

跟外國戰俘有染的蘇聯女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不僅要冒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風險，還要冒健康受損的風險。根據解密的蘇聯內務部戰俘和被拘留者事務管理總局俄羅斯沃洛格達州分局檔案材料來看，在一些勞改營的衛生所里，一些女管理人員曾秘密墮胎，因為她們深知自己的行為不為組織紀律所允許，不為社會輿論所支持。這樣做往往因為缺少基本的醫護保障措施而嚴重損害身體健康。

儘管有種種風險，蘇聯婦女跟外國戰俘保持密切關係的事件卻屢禁不止。

日俘與蘇聯女子的異國婚戀多以悲劇收場

俄羅斯觀察家日爾諾夫指出：「當時，蘇聯政府對待各國戰俘的態度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差別，至今都無法解釋這樣做的原因。比如，蘇聯允許一小批日本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日本戰俘也是唯一被允許留在蘇聯定居的外國戰俘。但是，蘇聯卻不允許德國、義大利、匈牙利等國的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不允許他們在蘇聯定居，來自這些國家的戰俘後來被全部遣返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日爾諾夫的上述觀點得到了俄羅斯解密檔案文獻的證明。俄羅斯史學雜誌《祖國歷史》2008年第2期刊登的一份檔案材料指出：1946年秋天，德國戰俘馬克斯·哈爾特曼給蘇聯內務部戰俘和被拘留者事務管理總局寄去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允許他加入蘇聯國籍並同一名蘇聯女公民結婚。此前他已經給斯大林寫過3封信。沃洛格達州分局局長鮑里索夫收到了上級的指示：「對戰俘馬克斯?哈爾特曼解釋清楚：他只有在獲得釋放並且返回自己的祖國之後通過相應的大使館，並且只有在被批准加入蘇聯國籍之後才可以跟蘇聯女公民締結合法婚姻。」結果，原先被解除看管的戰俘馬克斯?哈爾特曼又重新被看管起來，而他的蘇聯姘婦則被打發到列寧格勒，處在國家安全機關的監視之下。

然而，蘇聯政府卻准許少數日本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其實，這麼做並不令人費解，因為納粹德國侵入了蘇聯本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物質和精神損害，這自然激起了蘇聯政府和人民對德國戰俘的憤恨，而日本人在二戰期間並沒有侵入蘇聯本土。此外，日本人守紀律、服從管理、吃苦耐勞等特點也為他們被准許與蘇聯婦女結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當然，遠不是所有希望跟蘇聯婦女結婚的日本戰俘都能如願以償，只有那些經過長期審查和多方考察之後，在蘇聯政府看來是信得過的日本戰俘方可留在蘇聯定居，同本國婦女結婚，比如被蘇聯方面發展成為共產黨員的日本戰俘。在哈薩克地區，就有19名日本戰俘經過批准加入了蘇聯國籍，他們留在了哈薩克並與當地婦女組建了家庭。

而相當多因為婚戀緣故而希望留蘇定居的日本戰俘，則遭到蘇聯當局的拒絕並被遣返回國。2005年5月20日，俄羅斯的劇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當年日本戰俘與蘇聯婦女的愛情為主題的戲劇。這齣戲是根據戰爭年代發生的真人真事改編的。正如俄羅斯記者納娜?巴杜耶娃撰文指出的那樣：「假如說藝術手法使……編劇可以用美滿的結局來結束這齣戲，那麼現實中的實際情況則要悲慘得多。」這齣戲女主角的原型叫季娜伊達?米哈伊洛夫娜?尼古拉耶夫娜，她的女兒娜塔利婭向世人講述了自己父母的愛情經歷：「當我國對日本開戰的時候，我父親是日軍的一名士兵，後來他被俘虜，被押送到伊爾庫茨克州泰舍特市郊區的一個名叫克維托克的村子裡，他在當地的一所幼兒園裡做運水工人。他在那裡同我的媽媽相識了。」季娜伊達在克維托克幼兒園裡做廚師，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當看到村子裡出現了一個安靜、通情達理且很勤勞的日本男人之後，她情不自禁地愛上了他。誰也不知道這個日本人叫什麼名字，大家乾脆管他叫伊萬。他性格溫和善良，完全不像其他人，儘管沒有任何的書面證明文件，兩人還是住到了一起。伊萬非常喜愛繼女拉里莎，並期盼能再生一個他們的孩子。1953年5月11日，他們的女兒娜塔莎（娜塔利婭的愛稱）問世了。

伊萬告訴妻子，戰前他在日本的一家銀行工作，並已有家室和兩個小孩。他無法想像自己能回到祖國去，因此開始構劃新的生活。伊萬拿定主意，要使自己在蘇聯的定居合法化、加入蘇聯國籍，並得到證明其身份的書面證明文件。為此，一天清晨伊萬早早起身，吻別了妻子，動身前往泰舍特市，不料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季娜伊達收到了伊萬留給她的最後一封信：「親愛的季娜，我乘船走了。無論我將來生活得怎麼樣，我都永遠不會忘記你……請到園長那裡將錢取走……真切地懇求你將女兒撫養帶大，讓她成為一個好人……請多珍重，祝願你幸福、平安。這是我給你的最後的告別問候。永別了……」

從這封便函里，季娜伊達獲悉自己愛人的真實名字叫做二木。她不止一次地跑到地方當局打探，希望獲知自己日本男人的有關情況。一次，她得到了答覆：到地方當局交涉請求加入蘇聯國籍的日本戰俘被運送到遠東地區去了，他們從那裡返回日本。在乘坐大駁船返回的路途中，他們被淹死了，據說是因為日本政府不能寬恕背叛祖國的人。這個可怕的消息使季娜伊達同丈夫重聚的念頭破滅了。

歲月流逝，他們的女兒娜塔莎長大成人了，她回憶道：「我那時太小，很多事都記不清了。媽媽是一個很穩重的人，很少跟我們提起有關爸爸的事情。我從姐姐的講述中只記得父親非常喜歡唱歌。有時，他喝了酒之後，抱著個盆子邊轉邊唱，唱一些很好聽的日文歌。」

從上述愛情故事中可以看出，並不是所有想留在蘇聯定居的日本戰俘都能實現心愿，他們中只有少數人經蘇聯有關方面專門審查和蘇聯政府批准後，才可以在蘇聯定居。

近來，俄羅斯媒體又披露了一例這類異國愛情悲劇。悲劇的男主人公叫蜂谷彌三郎，也是當年的一名日本戰俘，女主人公叫克拉夫季婭·諾維科娃。儘管命運無常，儘管存在著民族差異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但他們始終彼此心懷真切的情感。後來，蜂谷彌三郎回到了日本的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邊。他曾以為妻子在戰爭中喪生了，可是蜂谷久子一直在苦苦等待丈夫歸來，始終沒有改嫁。現在，蜂谷彌三郎已經退休，退休前他曾是一名講師，現年90多歲。他曾寫了一本書《為戰爭而哭泣的兩個老婆》，用以紀念他一生中兩個最親密的女人，同時讓世人更好地了解那段特殊歲月的特殊情感。

愛情本來就不總是甜蜜的，這種在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生髮的異國戀情和婚姻，就更為脆弱，稍有寒流襲來，愛情之花就會凋謝。

但願這種悲劇在人世間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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