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鄧小平莫斯科留學檔案

來源/鳳凰周刊總第460 期

記者／汪東亞 特約撰稿員／王超群

青年鄧小平

1926年初，22歲的鄧小平（當時叫做鄧希賢）受中共旅歐支部派遣，從法國抵達莫斯科，在蘇聯居住和學習了一年。留學莫斯科期間，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同窗好友，並且結識了首任妻子張錫瑗。

這是他第一次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保存有一批記述鄧小平這一時期生活和思想軌跡的檔案，表明他願意接受「鐵的紀律訓練」和「共產主義洗禮」。

這段經歷顯然影響了他的一生，特別是若干年後他在中國大陸推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稀可見當年蘇聯新經濟政策的痕迹。

站隊時與蔣經國肩挨著肩

1926年1月17日，星期天，莫斯科比拉羅斯火車站，鄧小平和17名同行者受到了中共莫斯科支部（簡稱「旅莫支部」）代表的熱情歡迎，然後馬不停蹄地趕往位於市中心普希金廣場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這所大學是當時蘇聯最大的共產主義大學，共有學生1664人，大多數來自歐洲，中國學生約有100名。

中共旅莫支部的總部不在東方大學，而在孫中山中國勞動者大學（簡稱「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成立於鄧小平抵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前，僅招收中國學生。當時，中國國內正處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學生中不僅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青團的成員，也有中國國民黨成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些負責人認為，把有前途的中國共產主義者送到蘇聯重點「中文」高等教育機構學習更加合適，所以鄧小平到達莫斯科12天之後就轉到了中山大學。

1月29日，鄧小平收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證，學號233，化名「多佐羅夫」。學生一共分13個組，每組25～40人，鄧小平被分到共青團第七小組。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班組。班上有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後來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谷正鼎、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政工局局長的鄧文儀等蔣介石心腹親信。

蔣經國和鄧小平個兒都不高，站隊時老站在一起，肩挨著肩。鄧小平後來回憶說，蔣經國「學得不錯」。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谷正綱、鄧文儀辯論時，蔣經國往往站在他這一邊，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常常責問蔣經國，「經國，你是吃國民黨的飯，還是吃共產黨的飯？」蔣經國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吃蘇聯的飯！」

鄧小平是第七小組的組長，他愛上一個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漂亮女組員。她的中文名叫張錫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於順天府房山縣良山鄉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小鄧小平三歲，比他早兩個月來到莫斯科。

張錫瑗

張錫瑗不算個好學生，黨內工作也不夠完美，有一次她甚至因為「沒有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而受到了訓斥。但是張錫瑗性格開朗、活潑，這一點跟鄧小平一樣。體型纖瘦的張錫瑗有著淡黑的眉毛，常常梳著短髮，長相很漂亮。當時，中山大學每幾百個男生中只有二三十個女生，相對於那些整日糾纏女生的男同學，鄧小平要保守得多，他並沒有把對張錫瑗的愛意過早地表達出來，兩人的戀情在回國後才明朗化。

1927年初，中共中央遷往上海，張錫瑗就在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工作，第二年初兩人結婚。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父親和張錫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只是同學，只是戰友，還未發展到戀愛的程度。但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畢竟是起於斯時，始於斯地。」

留學生中的派系鬥爭

莫斯科的生活和巴黎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據比鄧小平早3年（即1923年）到達莫斯科的鄭超麟回憶，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明顯地分為領袖和群眾，領袖出令，群眾受命，等級關係非常鮮明，這與在法國勤工儉學時自然形成的學生領袖，感覺完全不一樣。

時任中共莫斯科分部書記的任卓宣（俄文名字是拉斐爾）雖然也來自於法國，但是他很快就適應了這種「莫斯科式」風格。1月19日，也就是鄧小平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任卓宣將所有新來者接收為莫斯科分部成員，命令他們遵守軍事化的紀律規則，不僅開會時要求絕對服從，連私下說話也不得有不滿意的言語。

他們把所有人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四五人，每星期開一次或兩次小組會議，此外還有全體會議。這些經常性會議並不做實際工作，也不研究理論問題，而是用來開展「個人批評」。會議氣氛熱烈，緊張、興奮，往往一開就是三四個鐘頭，參會者先是自我批評，然後是互相批評，結果大家面紅耳赤，心裡種下仇恨種子。

雖然任卓宣和鄧小平此前早就認識，但剛到莫斯科，任卓宣就開始了對鄧的「改造」。一個星期之後，任卓宣要求鄧小平做自我批評，作為一名遵守紀律的黨員，鄧小平提交了一份書面陳述，他說「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我有決心改正錯誤，使自己不斷進步，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在莫斯科，任卓宣提出了「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公開指責那些將注意力放在學習上而不是黨務會議上的學生為「學院派」、「利己主義」，那些因為飢餓或者疲憊而在無休止的黨會上早退的人，會被批評為「小資本主義」或「自我主義」。

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拉狄克（曾是列寧警衛隊資深成員）非常珍視個人自由，對此非常氣憤。他在中山大學黨會上公開指責中共旅莫支部的負責人，要求任卓宣不要再阻礙學生們自由思考、自由討論任何與中國革命相關的問題，還親自動手，為旅莫支部做工作計劃綱要，號召中國學生黨員停止盲目服從領導們的幻想。

拉狄克的號召得到了學生們的響應。20歲的安徽小夥子陳紹禹（即王明）成為「反對派」領導者，給任卓宣的理論貼上「拉斐爾洛夫主義」（Rafailovism）的標籤，公開反對旅莫支部。隨著派系鬥爭的激化，1926年春之後，鄧小平在中山大學課程學習幾乎全面中斷。

6月份放暑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留學生來到了位於莫斯科郊外的一個休養勝地，在這裡召開了一場反對任卓宣及中共旅莫支部其他「大家長」的全體會議，持續了四天之久。後來校長拉狄克趕到休養地，代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校長辦公室發表聲明，解散了旅莫支部，將中國學生黨員轉為布爾什維克黨員，才最終平息了這場風波。

此後，鄧小平就成了聯共（布）候補黨員。1926年10月9日，在鄧小平擔任組長的第七小組會議上，他因「積極盡責的工作表現」而轉為正式黨員。

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中山大學的學製為兩年，學生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時在教室里學習。課程安排比較緊湊，除俄語以外，還有社會形態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中國革命運動和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聯共（布）黨史、經濟地理學、政治經濟學（以德國社會學家卡爾．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主），以及黨建、軍事事務和新聞學。

鄧小平來莫斯科是為了學習「什麼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在中山大學註冊前夕，他在自傳里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不足，經常發生錯誤，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未能如願以償。現在我來了，更感覺到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所以，我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尤其是要接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

他在自傳里表示，將「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鬥」。留俄期間，中山大學黨委會在定期的《黨員批評計劃案》中，也給予了鄧小平非常積極的評價。1926年6月16日的一則評語寫道，鄧小平「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傾向；對黨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而且有相當的認識；從無缺席黨的大會和組會，能切實執行黨指定的工作……」

還有一條1926年11月5日的評語，也強調「多佐羅夫同志非常有紀律性、自控能力強、能力卓越，對同志們友善，是最成功的學生之一，很適合組織工作」，稱讚他是「中國共青團在中山大學支部最好的組織者之一」。

1927年，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進入決定性階段，中國國內政治瞬息萬變，共產國際準備從中山大學挑選出訓練有素而且可以信賴的中國學生派給馮玉祥，他們一共選出了20名中國學生，其中就包括尚未完成兩年學業的鄧小平。1927年1月12日，鄧小平從中山大學退學，取道南西伯利亞和蒙古返回中國，至此結束了在莫斯科為期一年的留學生活，他此前從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的決議也同時撤銷。

中山大學黨委會給鄧小平的最後一次評語寫道：「他態度積極且精力充沛，是最優秀的組織者之一。守紀律，自製性強，是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追隨能夠消滅貧困的政策」

1926年，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宗旨的新經濟政策在莫斯科和整個蘇聯燎原般發展，國家經濟全面開花，市場上商品豐富，品類繁多，商店、飯館、咖啡館隨處可見。

作為入學新生，鄧小平被安排住在一個招待所里，他轉入中山大學第一天，就收到了一大堆日用品：西裝、外套、皮鞋、鞋刷、襯衫、毛巾、浴衣、香皂、手帕、梳子、牙刷和牙膏。

中山大學一日三餐非常豐富，早餐有雞蛋、麵包、黃油、牛奶、香腸、紅茶,偶爾還有魚子醬。為了讓中國學生吃得習慣,學校特意雇來了中國廚師,學生可以隨意挑選俄國飯菜或中餐。學生們的休息和娛樂也組織得很好，除了參觀博物館、看展覽、去劇院，鄧小平還在1926年暑假遊覽了一趟列寧格勒。

這與鄧小平留法時期的拮据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法國時，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小錢整日工作，靠微薄的失業救濟金勉強支撐，竭力維持卑微的生存。相比之下，蘇聯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所顯示出來的優勢，很快就觸動了他的神經。

留俄期間，鄧小平閱讀和摘抄了蘇聯領導人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很多論述，其中包括布哈林的一段話：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在於我們利用了農民、小生產者甚至是資產階級元素的經濟主動權，允許私人積累，同時還讓他們在客觀上服務社會主義工業和整個經濟……我們可以向所有的農民說：「富起來吧，積累財富、發展你們的經濟！只有蠢人才會說窮人是應該一直存在的。我們應該去追隨能夠消滅貧困的政策。」

當然，馬列主義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論灌輸也為數不少。比如，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塞德尼可夫不厭其煩地向中國學生灌輸，「在為革命勝利而奮鬥的黨內是沒有任何民主可言的」、「民主只有在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之後方可接受」。

1926年8月12日，鄧小平在一篇作文中寫道：「中央政權是自上而下的。遵循上級的命令是絕對必要的……民主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民主概念的擴大和縮小取決於周圍介質的變化。比如，民主在俄羅斯帝國就不能被擴大，同樣地，在近代中國也不行。」塞德尼可夫給他烙下的思想印記，清晰可見。

這些思想毫無疑問影響了鄧小平一生。他後來說過，不管是來蘇聯之前還是離開蘇聯之後，從未如此嚴格地學習過馬克思主義。而從其晚年在大陸開闢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看，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政治上也帶有強烈的威權主義色彩，可以視為他所接受的蘇聯教育的某種延伸。

（文獻參考：亞歷山大·瓦基莫維奇·潘佐夫、亞歷山大·羅夫娜·達里婭《鄧小平在莫斯科（1926-1927）：由俄國檔案觀察》。感謝北京語言大學孔祥西所作的文獻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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