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考析中國文化發展脈絡

馮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紅安人，歷史文化學家，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湖北省首批「荊楚社科名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及武漢市地方志副總纂，《荊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總編輯。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參與建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研究工作中沿著微觀辨析與宏觀把握相結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就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論題進行考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中國文化史斷想》、《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等書。論著曾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博覽與庭訓

馮天瑜成長於辛亥首義之城武昌，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受教於梁啟超和王國維，專攻歷史考據學。馮永軒1926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時，梁啟超集宋詞名句、王國維選取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一，手書贈予他。梁、王條幅長年懸掛於馮家堂屋，馮永軒又時常談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種種逸事，故馮天瑜自幼就對梁、王二公有一種家中長老的親切感。

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這首先得惠於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每天放學歸來，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初中以後，為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遂改弦易轍，變為成人閱覽室的常客。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早年從這些名著中獲得的對於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於他後來對於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與把握，尤其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遊記和地理書。這類書的閱讀經驗，使得他足不出戶，便可神交古人，泛遊九州。有段時間，他特別著迷於地圖，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以至於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對於馮天瑜日後成為史家，也有特別意義。因為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史家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如歷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圖右史」「知人論世」，方能達到對研究對象同情的理解。

有深厚的家學淵源，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高中畢業前，家庭的變故斷絕了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馮天瑜只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干的生物系，成了武漢師範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但他對於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大學期間，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陸續發表了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馮永軒對於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連續幾個寒暑假，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正得益於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的這段庭訓。

歷史文化語義學

1994年，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學術視野更為遼闊，除了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他還開闢了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並從事研究，得與多國漢學家論難究學，並潛心開掘異域史料，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1998年至2001年，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在這三年多時間裡，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並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從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較和中日文化交互關係諸問題。馮天瑜選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為研究方向，這既是探索中日關係的富於特色的角度，又能藉助日本人周密、系統的實證考察，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參照系。

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訪清使團」為具體的研究課題，並在方法論上應用陳寅恪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的三條做法之兩條——「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寫成《「千歲丸」上海行》一書，「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茅家琦語）

考究術語生成史，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

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於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範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了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製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中國文化生成史

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係，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了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於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甦，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了歷史反思的起點。

《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

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餘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徵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庄於諧。邱漢生稱讚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家。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謝遠筍，武漢大學台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台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文化學與中國文化史學

馮天瑜自幼博覽，所獲非止童趣，亦為人文啟蒙，更養成喜讀之性，「文革」期間亦不曾中斷。20世紀70年代後期，馮天瑜遇到一次選擇專業的機會，經再三權衡，他決計以冷熱適度、虛實相濟的歷史研究為業，跨入史學之門，自1979年開始，任教於武漢師範學院歷史系（今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由於目睹近三十年史學研究偏重於政治史和經濟史，而文化史久遭冷落，自己又對文史哲均有涉獵，且稍長於綜合，馮天瑜便選擇總攬諸觀念形態的文化史作為專攻——此時尚在全國性的「文化熱」興起之前四五年。

當時，馮天瑜已進中年，且非史學專業出身，但不數載，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論》（1984）享譽學界，這確乎令人稱奇。此書作為馮氏的首部文化史專著，即被認為是「超過前人」之作，「已足以與柳先生（即柳詒徵）方軌」。（邱漢生語）其實，就其個人歷程說來，這一切誠可謂蓄之久遠，發於天然——他自幼即盡日徜徉書林，陶成人文之質，且有當代學人少有的家學淵源。

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中國數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為了打破傳統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的困局，梁任公提倡「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的新史學。在摒棄傳統王朝政治史轉而書寫人群進化現象的新史學革命中，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文化史研究發其端緒。梁氏在《中國史敘論》中，表示有心撰寫一部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國文化史目錄》等少數篇目。

1914年，林傳甲所著的《中國文化史》面世，大約可算作目前所見的最早以「中國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後，隨著中國文化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熱潮，出版了眾多以中國文化史為名的經典之作，如柳詒徵1932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錢穆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由梁啟超開啟，經柳詒徵等人發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歸於沉寂，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中斷了30餘年之後方重新興起，至今在諸多領域方興未艾。馮天瑜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便自覺接續這一學術傳統，馮著《中華文化史》是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史整體與系統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謙說自己不過是追隨前輩、時賢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化學與中國文化史學科的創建者之一，早已是學界共識。馮氏在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研究領域的創建，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態」說。馮天瑜遵循微觀辨析與宏觀把握相結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學基本論題，如中國文化之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嘗試以「文化生態」說為基旨，闡述文化學理論，建立中國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論》《中華文化史》上篇（1990），還有《中國文化史斷想》（1989）《人文論衡》（1997）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說。馮天瑜追蹤中國文化演繹史，注重「生成」與「轉型」兩環節，聚焦晚周、晚清兩個關鍵時段。「晚周」為中華文化生成之「軸心時代」，此間形成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經典，他擬名為「元典」，探索中華元典形成過程、內在結構及其常釋常新之詮釋史。「晚清」為中華文化古典形態終結及近代轉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線進化觀和西方中心論，考究發生於明清間以「復歸元典」為外顯形態、以螺旋上升為運動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類探幽闡微之考析，集結於《中華元典精神》（1994）。

馮天瑜提出並論證「文化生態」說、「文化元典」說，得到學界充分肯定和大量採用，被譽為探討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張岱年語），認為表現出系統史學的魅力，是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種理論建構，也由此奠定了此類研究的基本理論範式。

其間，馮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傾力於辛亥武昌首義史及張之洞研究，《張之洞評傳》（1994）、《辛亥首義史》（2011）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後一研究中，廣采鄉邦文獻，詳考切關宏旨的首義史事細節，又適度使用訪錄辛亥老人的材料，堪為「口述史學」之典範。馮天瑜長期擔任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總編纂，主持湖北省、武漢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與地方史構成馮天瑜治史之一體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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