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瑞和：郎官知制誥的升遷——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

唐前期從武則天到玄宗朝，就開始有了知制誥，如崔融、張九齡等人，大都以高官（如侍郎，官品高於中書舍人的正五品上）的本官去知制誥。這些早期的知制誥，可歸納為第一型知制誥，未固定常設，跟唐後期的那些第二型知制誥不同。

本文要討論的是，德宗以降，那些第二型郎官知制誥的升遷和地位。由於這一型的知制誥，其本官官品都低於中書舍人，所以他們在任知制誥一段時間後，如果繼續出任詞臣掌誥，則他們可能會有兩個升遷途徑：一是升任為中書舍人，但繼續留在舍人院草詔；二是同樣升為中書舍人，但以中書舍人的本官，被召入學士院草詔，成了翰林學士。這兩大類中書舍人，學界一般都沒有劃分清楚，容易混淆。為免混用誤解，可分別稱之為（一）舍人院中書舍人；（二）學士院中書舍人。

唐代史書對第二型知制誥升遷為中書舍人，有一個很常見的套語，往往形容他們是「正拜中書舍人」或「正授中書舍人」，且不管是在舍人院或學士院升為中書舍人，都可以用「正拜」或「正授」兩字。例如，楊嗣復，「長慶元年〔821〕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 。趙騭，「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 。劉太真，「名著南宮，望歸西掖，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建中四年〔783〕夏正授中書舍人」 。以上是在舍人院正拜中書舍人的例子。

至於在學士院正拜中書舍人，可舉兩例。高釴，長慶「四年〔824〕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釴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釴錦彩七十匹，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 。所謂「充職如故」，就是高釴在正拜中書舍人後，依然充任翰林學士這個「職」（使職）如故，可知他是在學士院升任中書舍人。宋申錫，「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828〕，正拜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 檢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可證實高釴和宋申錫，確實是在學士院「正拜」中書舍人 。

白居易任知制誥後升中書舍人，也屬「正拜」（他自己則形容為「正授」，意思相同），但他是繼續留在舍人院草詔，沒有被召入學士院。《舊唐書?穆宗紀》長慶元年（821）十月條下說：

以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為中書舍人。

這便是一種「正拜中書舍人」的現象。白居易稍後又從中書舍人出守杭州，寫了《杭州刺史謝上表》時，提到這件事：

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逾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

白居易

從白居易的行文語氣看來，他顯然對他能以主客郎中知制誥，未滿周歲就「正授舍人」，頗感得意，因為按照敕令，知制誥「正授」中書舍人，須有一定的時間：

大和四年〔830〕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遷轉之時，合系勞逸。頃者，緣無定製，其間多有不均。准長慶二年〔822〕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員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職滿一年後，各從本秩遞與轉官。……自今以後，從前行郎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即遲速有殊，比類可遵，並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處分。」敕旨依奏。

上文所謂「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中「正授」兩字，即指正授中書舍人之意。「正授」兩字和「正拜」一樣，表示任知制誥者，原都是在出任一種使職，一種「不正規」的使職，所以他們在任使職滿歲後，便可以正式升任為正規的職事官（即中書舍人）。這個「正授」，有「扶正」的意思，也就是說，某某官員，原先擔任不正規的使職，現在轉為正規的職事官了。如果按照礪波護等學者常見的說法，所有使職（包括知制誥），乃「令外の官」，那麼他們現在任知制誥滿歲後，便可「正授」、「正除」為中書舍人，成為「令內の官」了 。

據上引長慶二年七月敕，知制誥到底要任職滿多少年後，才能正授中書舍人，「緣無定製，其間多有不均」，也就是沒有定規。從長慶二年起，才定為一周歲。白居易正授中書舍人在長慶元年十月，那時還沒有這條敕令，但他對自己能夠在知制誥未滿周歲的情況下，即正授中書舍人，感到自豪，看來當時正授中書舍人，雖說無「定製」，應當也要一兩年的等待時間。

白居易從主客郎中遷任中書舍人，在職事官階上固然是一次頗快的升遷獎勵，但從「接近皇權」的觀點看，他在舍人院任中書舍人，恐怕遠遠不如他的朋友元稹那樣，任知制誥後遷中書舍人，但卻是在學士院，成了翰林學士，更接近皇權。白居易任中書舍人的時間也非常短，從長慶元年十月，到長慶二年七月，任期不到一年，就調守杭州刺史。這以後，他做過蘇州刺史、秘書監、刑部侍郎、河南尹等官，品階雖高，但不外乎閑散或牧守一類的高官。他從來沒有做過節度使或宰相，在唐史上不算是一個接近皇權的高官。

然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同樣以郎中充任過知制誥，但後來他的權勢，就比白居易大多了，官至宰相和節度使，主因是元稹顯然比白居易善於「營鑽」。陳寅恪即形容他為「極熱中巧宦之人」 。例如，他從荊州江陵士曹貶官回京後，便平步青雲，在憲宗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以祠部郎中知制誥，約兩年後就官至宰相，升遷神速，靠的就是他跟幾個宦官的親密關係。《舊唐書?元稹傳》對此有頗詳細的記載：

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822〕，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此段記載，寫元稹的官曆和得官過程，值得細讀，可大大加深我們對唐代知制誥、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的認識。元稹先以祠部郎中知制誥，這點跟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相似，但接下來，兩人的官曆便大不相同了。白居易知制誥後，只不過升遷為舍人院的中書舍人，便出守杭州，從此遠離皇權中心。元稹則一步一步向皇權靠近。關鍵就在於他知制誥時，誥文寫得「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跟著被穆宗「召入翰林」。在翰林時，他得到兩個升遷。他的本傳只簡單記載「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如此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乃正史典型的寫法，沒有其他細節，但此事涉及唐後期知制誥、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及承旨這幾種官職的微妙關係和輕重地位。元稹的這段官曆是很生動的案例，值得再細考。

元稹

元稹在學士院時，寫過一篇《承旨學士院記》，裡面紀錄了他自己的官曆：

元稹，長慶元年〔821〕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誥、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金魚袋。其年十月十九日，拜工部侍郎出院。二年〔822〕二月，拜本官、平章事。

換言之，元稹在820年五月任知制誥，歷時不到一年，就在821年二月被召入翰林，可謂神速，甚得恩寵。更讓人訝異的是，他一入翰林那天，竟同日得到三樣東西：遷為中書舍人，升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這點，在他的《承旨學士院記》自述中，還未能清楚表達出來（須細考補充才清楚）。但他的好友白居易為他寫的《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中，就很清楚地呈現了：

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爾為中書舍人，以司詔令。嘗因暇日，前席與語，語及時政，甚開朕心。是用命爾為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寵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素履，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所謂「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即指元稹一天之內，同時得到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和賜紫金魚袋這三樣無比的榮耀。紫金魚袋是三品高官才能有的章服。元稹的官品未到，原不能衣紫，現在由皇帝賜給他紫服金魚袋，自然是一種特殊的「皇恩」。這一年，他才不過43歲，就能衣紫，非常年輕。

不過，白居易所寫的這篇制文，對研究唐代官制的學者，最珍貴的一點是，它清楚告訴我們，元稹是以中書舍人的本官，去充任翰林學士。他不是到舍人院去當中書舍人，而是到學士院去當翰林學士，本官為中書舍人。這篇制文也收在宋代所編的《文苑英華》，在此關鍵處的文句為「可守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 ，清楚記載元稹是以中書舍人的本官去「充翰林學士」，文中有個充任使職的典型用語「充」字，文意明確。

實際上，元稹被召入學士院，不但是任翰林學士，而且還是翰林學士承旨。所謂「承旨」，即眾翰林學士的「頭目」，權力更遠大於一般的翰林學士。據元稹自己的描述，任承旨者，「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 ，可謂大權在握。唐史上有不少翰林學士承旨，後來都因此升任為宰相，包括元稹。他本人在任命後，寫了一篇謝表《謝恩賜告身衣服並借馬狀》，毫無保留地表達了他對皇恩的感謝：

選居近地，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敕授官，面賜章服，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言感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

元稹一入翰林，便如此神速被任命為承旨，從他的官曆看，確實如他自己所說，「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他如此得寵，以致其他宦官「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這種高調作風，自然引起其他人的忌妒。河東節度使裴度便「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翰林學士又別稱為「內職」），授他工部侍郎出學士院了事。但「恩顧未衰」，不久又任命元稹為宰相。「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反映了當時人對他營鑽之功的鄙視和醋意 。

元稹之善於結交，在《唐會要》還有一段記載：

〔長慶元年（821）〕六月，武儒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稹繼掌命書。稹常通結內官魏宏簡，約車仆，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掣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於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

元稹之所以能掌制誥，靠的是他的詩名與文采，以「文」為進身之階，但他牽扯上宦官的關係，終不免令「時人皆鄙之」。

選自中華書局出版《唐代高層文官》（賴瑞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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