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與馬六甲的變遷

今年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首航日600周年。600年前，鄭和率領龐大船隊進行的七次、歷時28年、涉及亞非37個國家和地區的波瀾壯闊的偉大航行，無論是在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上，還是貿易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鄭和和他的船隊所創造的輝煌，至今仍為世人所廣為傳頌。特別是在東南亞，鄭和的名字始終與馬六甲聯繫在一起，已成為中國與馬六甲沿岸國家人民和平友好歷史的象徵。對此，我們以人類和平發展的大視野看待這段歷史，追昔撫今，展望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鄭和下西洋與馬六甲有著特殊的關係

在中國典籍中，「滿剌加」就是現在的「馬六甲」。歷史上，「馬六甲」曾經作為一個王國而存在。由於地理上的原因，中國人很早就到達過這裡。根據中國史書《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早在公元1世紀初，中國漢代商人就曾來到馬六甲海峽的皮宗和當地居民建立了經濟聯繫。據日本歷史學者藤田豐八的考證，皮宗即蘇門答臘和新加坡之間的皮聲島（印度尼西亞語意為香蕉島），也就是《鄭和航海圖》中的毗宗。考古學家弗玲斯對從爪哇、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出土的中國漢朝陶器的研究，也認為公元紀元時中國人已經到馬六甲海峽附近島嶼通商。此後，歷朝歷代都有對南洋諸國及互相往來的記載。所以，印度尼西亞史家阿明巴尼在《南亞的印度尼西亞》一書中寫道：「自古以來中國對南洋諸國和睦親善，經常邀請南洋各國人民到中國訪問。」經貿交往也促進了文化的相互影響。比如，公元七世紀時，蘇門答臘室利佛逝佛教興盛，成為當時東南亞佛學研究的中心，唐朝不斷有高僧到此學習梵文，研究佛經，並經此地轉往印度繼續深造。據《大唐求法高僧傳》所載，唐朝和尚到印度尼西亞研究佛經盛時達二十幾位，除研究佛經外還研究當地語言。中國人移民到這裡則始自14世紀，最早在馬六甲建立商館、貨棧，始於15世紀初葉。

中國古代歷朝使者到東南亞諸國訪問次數最多的是明朝。當時的明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造船和航海技術等方面，不僅遙遙領先於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而且在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這些都為明朝初葉波瀾壯闊的航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所描述的：在15世紀上半葉，在地球的東方，從波濤萬頃的中國海面，直到非洲東岸的遼闊海域，呈現出一幅中國人在海上稱雄的圖景。而馬六甲是遠洋航行的必經之地。先是永樂元年（1403年）尹慶出使馬六甲，後有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歷經此地。據史料記載，15世紀初葉的馬六甲王國，由於受到外部的侵擾而求助於中國明王朝，鄭和下西洋也肩負著「和平使者」的使命，在那裡他的船隊幫助肅清海盜，促其解決與相鄰國家間的不和與衝突。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再從福建五虎門揚帆啟航，中經占城、馬六甲，然後遍歷各國，同群島上主要國家和印度洋沿岸以及阿拉伯、波斯、東非沿海諸國通商和好。在第二次下西洋期間，鄭和就於永樂6年（1408年）促成了馬六甲拜里米蘇剌蘇丹受冊封為王，馬中親善關係由此建立起來，馬六甲王國因此而日益強大，馬六甲港口也成為當時東西方商業貿易活動中心，這使得馬六甲獲得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安寧。馬六甲國王曾多次親自率使團來華，規模最大的一次曾達到540多人。對此，澳大利亞著名印度尼西亞歷史學家梅·加·李克萊弗斯在他1981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亞歷史》著作中寫道：「從一開始馬六甲的主要威脅是暹羅，但是早在1405年馬六甲就尋求和得到中國的保護。從此馬六甲屢遣使團訪問中國，頭三個國王本人親自參加這些使團，而明朝海軍將領鄭和率領的龐大的中國艦隊對馬六甲的訪問，持續到1434年。中國明顯的保護，促進了馬六甲地位的鞏固。」

馬六甲的興盛是歷史上周邊和平外交的產物

鄭和下西洋在打通東西方海上貿易通道上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15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無論是在文藝復興後的西方，還是在國力強盛的東方大國明王朝，經濟、科技的發展催使新興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內部萌芽，打破地域的局限性、開闢海外經濟文化交流新通道已是時代的要求，海上交通逐漸取代陸路成為各國貿易交流的主要幹線。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率先揭開了世界性新航線開闢的序幕。然而，由於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東西方一些國家在尋求「走出去」的道路上卻截然不同。與西方一些國家推行殖民掠奪和對外擴張形成鮮明對照，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施行的是睦鄰友好、互利雙贏的和平交往政策，不僅推動了當時中國海外貿易和經濟發展，而且促成了馬六甲及東南亞長達一百年的興盛和繁榮。

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首先在於開展海外貿易。明成祖登基後，由於種種緣故一直對發展航海事業情有獨鍾，大規模派船遠航雖不乏封建帝王那種宣揚國威之嫌，但主要的還是發展海外貿易。明朝仍然沿襲著自元朝的朝貢貿易制度，並指定沿海港口與周邊各國進行貿易，但由於農業和工商業的迅速發展，處於「永樂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國展開更密切的貿易往來，促進經濟交流。而在有局限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沉寂以後，開闢海上通道成為必然的選擇。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主要是開展貿易活動，以「朝貢貿易」為基本形式，同時推行「官方貿易」、帶動「民間互市」等。鄭和七下西洋，在東南亞曾於兩處設立商館，一處在蘇門答臘北部的須文答臘，另一處即在馬六甲。鄭和的船隊給馬六甲帶去了無限商機，也使該地的繁榮引起世人的矚目。據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尤以馬六甲的商館最為重要：「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這可見當時馬六甲的貿易繁盛景象。

其次是與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建立睦鄰邦交。明朝初期，中國沿海各地經濟繁榮，但周邊海盜十分猖獗。為了爭取和平安寧的周邊環境，採取了「厚往薄來懷柔遠人」、「外撫四夷」等「靜海」方略，對外積極推行開放和睦鄰友好政策，加強經濟文化往來，期盼同海外各國「共享太平之福」。鄭和下西洋就是實施這一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舉措。事實上，鄭和及其率領的船隊所到之處，均致力於和平、親善和友好往來，致力於調節糾紛、緩和矛盾與衝突，增進了與途經各國人民的友誼。雖然擁有幾萬人的龐大隊伍，但並沒有利用當地各國的弱小而佔領那裡的一寸土地，沒有建立一個軍事要塞或所謂的「殖民地」，這與後來歐洲殖民勢力的做法顯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於受鄭和下西洋的良好影響，在明朝永樂、宣德年間，來中國朝貢的海外國家多達六十餘國。值得一提的是，1408年汶萊王麻那熱加那率150人的使團來華，病逝後還被明朝厚葬於南京城郊，現在南京雨花台西的石子崗的汶萊王墓，就成為中、文友好關係的歷史見證。此後，東南亞諸國來中國的使團也不斷增多。據史料記載，明朝洪武年間，一時曾有東南亞三十餘國的使節來華。

最後是促進了各國文明的交匯與互動。鄭和既是和平的使者，也是人類文明傳播的使者。鄭和下西洋使中國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角，大量外來文化傳入中國、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同時中國的古代文明也隨之再度大量遠播海外。他所率領的船隊，通過貿易交流、樹碑施德、無償贈予等多種方式，廣泛傳播了中華文化和藝術，帶去了包括農業技術、紡織技術、建築雕刻技術，特別是航海和造船技術等在內的許多先進技術和手工藝品，促進了當地科學文化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對馬六甲形成各民族、宗教和睦相處、和諧共存的局面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同時，也從海外引進了珍異動植物和名貴藥材、香料等，了解了沿途各國的風土人情和文化藝術。這都促使了當時馬六甲成為一個新的東西方文明交匯和互動中心。所以，至今馬六甲海峽沿岸各國仍保存了許多與鄭和有關的歷史文物和遺迹，流傳著許多關於鄭和的故事和傳說。這也反映了鄭和下西洋所留下的文化影響以及當地人民對他的景仰。

鄭和下西洋的幾點歷史啟示

第一，中華民族具有熱愛和平的傳統美德。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有許多重要的理念，如「和為貴」、「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鄭和下西洋無疑是建立在這種理念基礎之上的偉大和平實踐，所到之處進行的經貿交流活動承載著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傳統美德，體現著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泱泱大國風範。在規模龐大、裝備先進精良且長達28年的遠洋航行中，不以殖民征服和擴張為目標，不以自己的信仰強加於人，不以眾欺寡、不以強凌弱，始終扮演著和平使者的角色，的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它以生動的史實說明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熱愛和平的民族，它所高揚和體現的睦鄰友好、共享和平的理念與實踐，也為促進人類和諧相處、共同發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歷史經驗。這些歷史經驗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對於今天中國來講，就是要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與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

第二，只有在開放交流中才能實現共同發展。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對外開放和交流活動，它既彰顯了明朝初年的「永樂盛世」，促進了航海和海洋事業的大發展，使明代中國在海外貿易、對外影響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促使了馬六甲的一度興盛和新的海上貿易網路的形成。但自明朝後期始，由於墨守成規、重歸老路，實行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甚至連最起碼的世界信息都沒有，所以在此後的幾百年里，中國喪失了極好的發展機遇，逐步走向了衰敗。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今天我們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就是要吸取明朝後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歷史教訓，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對外實行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在開放交流中實現共同發展。第三，必須增強國民的海洋意識和觀念。鄭和下西洋也是中國人經略海洋的歷史寫照。海洋的重要性是隨著生產交往方式和世界觀的大轉變而日益為人類所深刻認識，「海衰國弱，海興國強」，是自15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共識。鄭和七下西洋的恢宏壯舉，說明當時的中國人已具有相當強的海洋意識和海上探索能力，可惜的是這種與世界文明互動的率先覺醒並未堅持下去，經過堅韌探索打開的連接東西方的海上航道沒能成為自身繼續走向世界的橋樑，而是為之後西方列強航海東來做了鋪墊，中國此後的衰落與海洋意識的淡薄密切相關。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海洋作為世界經濟發展動脈和戰略安全通道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突出。更多地面對海洋、走向海洋，加強海上文明的交流與互通，是和平發展的必然選擇。所以，增強國民的海洋意識，關注中國的海洋利益，依法維護自身的海洋權益，應當提升到關係國家生存與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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