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教士眼裡的袁世凱帝制

撰文：約·阿·繆爾

翻譯：劉桂梁 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16年3月28日，中國內地會派駐四川彭山縣的傳教士約·阿·繆爾致信喬·厄·莫理循，闡述了袁世凱恢復帝制之後的亂相。此人曾於1913年在西方的報刊發表文章，預言帝制帶來的反對浪潮，不會小於辛亥革命。

莫理循

親愛的莫理循博士：

我榮幸地寫過一封信給你，已經好久。你一定會原諒我這次的冒昧，這是由於這時需要寫這封信。先讓我祝賀你對人類做出了極有價值的貢獻。你在我們珍愛的中國大地上，最近的事態演變中，發揮的影響絕非任何人所能做到。願你的名字，作為從不受他所謂的臣民特別愛戴的皇帝頭上，摘下皇冠的人而永垂青史。

我們一向認為，顧問的話罕被採納。這種看法大約委屈了尊敬的顧問，也同樣委屈了中國的官員。真正使我們非常高興的是，有天在路透社日常通訊中讀到莫理循博士曾經勸告總統立即打消一切稱帝計劃，一、二天後，又看到總統通令各省，聲明投票建立帝制是不符合他的心意的。

這些天，真真假假的預言家是如此常見，聽到異口同聲地說「我不是早就這樣告訴過你嗎？」就不由地噁心。可是，回憶起幾年前我們寫給《多倫多環球報》的話，還覺著頗為滿意。要是我沒記錯，這張報紙發寄給你過。你是否讀過我沒有把握，對此，我怎能責怪一個象你那樣需要讀那麼多東西的人。不過，你如現在願意看我當初是怎麼寫的，我還能找一份1913年12月26日的《多倫多環球報》。上面載著一篇題為「中華民國」的文章。我以下面幾句話結束這篇議論，「中國人對以往的帝制極其不滿，因而再來一個帝制，甚至立一個漢人為王（我應該寫成皇帝）也會觸發另一股反對浪潮。它如果真來的話，是不會小於辛亥年間趕走滿人的那次的」。

我們如此經常地聽說：「一個西方人永遠不能理解一個東方人。」因此就不該說我當時理解他們，或是我現在理解他們。然而有種思想是我完全相信的，那就是：在一塊象中國那樣的土地上，官僚階級中的成員，永遠不能了解人民。他們相隔那麼遠，一方永遠無法接近另一方。我看過大量有關日前運動的文章。可沒有發現一篇我認為是真正談到帝制失敗原因的文章。歸根到底也完全不是共和對帝制的問題。假如袁先生充分相信帝制是這個國家的最好出路，人民也會接受，他不成問題就對了，可是他輕視或忽略了其他因素，而恰恰是這些因素激起了目前的革命。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

世界上沒有人相信袁世凱不嚮往帝制。如果他真不搞帝制，那現在只得任人誤解，這就算在乾坤顛倒的地方也從未有過的誤解。「誰會不搞？」這問題自不免就擺在跟前。說實話，人生在世，享二十年的榮華富貴，天經地義，誰不願這種快活達到頂峰？在這塊土地上，要說當皇帝，除了袁世凱配，別人誰配？不過……

從任何角度看似乎都是不幸，事實上在共和國制度下的幾年裡，普通老百姓生活仍然十分艱苦，負擔也越來越重。我們編製統計時，用元和兩來造表，說明物價與七年前比，如果上漲也漲得不多，是不起作用的。鹽的售價（按分幣價格）可能比以前只漲了一點，而用「制錢」買鹽的老百姓，肯定知道他們受了掠奪。

鹽、煙草、硫磺和各種雜貨由官辦的店鋪賣，當官的向老百姓說，他們買東西得照定價，老百姓明白別無良法，只好照付。發生叛亂，老百姓就望叛亂成功，鹽價削減！這是人之常情。雲南人在敘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稅減半。這個消息象野火一般傳遍全國。

目前任何一個研究經濟學的人，都會清楚不過地看出實情是，「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這會招來災難，自不待言。「革命即使今年不發作，也不會再拖十年，不論施行共和或者帝制」。

上面這話，意思是用「制錢」的老百姓，從貨物和勞力收到的報酬，比他們七年前所得，在多數場合沒有增加，即使有所增加也微不足道。但是，一個用銀子做生意的人，可以把他們的銀子按某種兌換率折成制錢，他的需要仍然能大約象從前一樣得到滿足。

在此我們就得到了造成不滿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當我們再加上金子換成銀子的比率，這個問題就更複雜。因為每個有知識的人都懂得，外國取得的利益和外國僱員的薪金，全由普通老百姓「負擔」以黃金支付的。即使我們正享受著完全有利於我們的高匯率，當我們發現目前匯率一美分換四十文制錢，而幾年前我們用同一美分換二十文的時候，也不免驚惶。解決辦法是幣制改革。

直到去年，我們哪怕是有一項適當改革的話，那個我們仍然叫他做袁世凱的人，現在或許還是皇帝。

幣制改革這事可能重要，我還有意地放它在第一位，這裡都另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我提過的那篇登在《多倫多環球報》上的文章中，我試圖指出，照我看那就是中國人民當中所具有的真正民主精神。我認為他們也許比我知道和聽說的任何人民的民主都多。聽到一個美國人說美國不「民主」是不會使你吃驚的。我相信它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然而甚至一個象我們敬愛的威廉·詹寧斯·白理盎（美國政治家、眾議院議員，1913-1915年曾任美國國務卿），在我們國土上的辦公室里，他也不可能是個真正的民主黨黨員。

威廉·詹寧斯·白理盎（William Jennings Bryan）

因而你會明白，我不是以一個過激的民主黨員的觀點發言。要我為這個信念提出恰當理由，未免浪費時間。別人想必說過，而你，你本人，在你的中國經歷中也見過不止一次。目前不管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事實是這些省份所享有的那種程度的民主，在滿人被趕走前就不存在了。對許多忠誠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件實在可悲的事。這種自由的喪失，深深波及生活的各個方面，許多人脫口就會說出很久以前帕特里克·亨利（美國政治家）說的話，「對我來說，不自由，毋寧死」。

對某些消息極其靈通的作者，當前革命的真正動機，似乎由於袁世凱手下幾個失寵的舊友，心懷嫉妒所造成。這個看法只是部分正確。但正是這一說法的本身指出了真相。

從孫博士——此地的人們相信他業已回到中國——的背叛開始，全國各階層人民中那麼多的人，己感到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已經失去應有的自由。北京心懷不滿的官員，在有這種感覺的人中，只是極小的部分。這種感覺幾名乎到處都有。毫無疑問，代議制政府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沒有人比我們這些曾在老百姓當中，試圖組織宣講福音的人，更明白代議制政府之難以實行。然而，這事非辦不可。至少得讓各省感覺到北京的鐵腕，不再威脅他們。我們聽說要出現三個界限清楚的國家：北方、南方和中部。我說「唯願此事不致發生」。但是如果這些省份用這種或那種辦法獲得自治，即使他們另立政府，他們就會發現，自己能夠管理自己。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現在就讓他們自治？

我寫這封信時，我明白在郵寄給你經歷如此之長的時間內，可能已經出現許多改革，使信內所談種種，已成過去。不過請你耐心聽我說，還有件事需要立即予以注意。我們已慣於叫派往各省的軍隊為「袁的僱傭軍」，撤回他們是至關重要的大事。他們被看作帝制建立以後，用以保持它的工具。而各省軍隊自認為盡有力量建立並且維持自己的體制。美國所行軍隊只駐紮營盤內，除非州長向總統求援（只有過極少數這樣的實例），他們是不準干預各州事務的制度，仍值得在這裡推行。北方軍隊到處為人切齒痛恨。很自然他們過分抬高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們鄙視商人——甚至無端搗毀貨物，蠻橫賴債。他們既無家室，料想不會遵守道德風紀，走上邪路。一名本地的兵可能發現自己相當受歡迎，但是這些外鄉人卻被看做不懂禮貌。他們的放縱行為，被認為是奸淫擄掠，遭到反對。他們有時候一月餉銀十元，而本地的兵只拿五元，此種反感有增無已。他們應該立即撤走。

這就是聯合起來破壞帝制的一些力量。缺乏這類因素，鼓動家就沒法煽起足以造成叛亂的情緒。

世界上沒有象中國那樣熱愛和平的人民。所有人對於叛變和混亂都感到膽戰心驚。我是在丹棱小城寫的這封信。這小城座落在我和我家人目前居住的彭山縣以西相當遠的地方。由於有消息說，來了好幾股武裝土匪，地方官今天很害怕。這些土匪，是叛亂的後遺症，或者說叛亂的繼續。人們全都渴望擺脫這些苦難。就我所知，他們萬眾一心地高興看到公告，再次宣布我們至少是名義上有了一個共和國。我們說不出原因，但是一個共和政體和一個代議制政府是紮下根了。高層社會人的懂得並能理智地進行討論，即使普通老百姓，看到他們如此嚮往的共和國得到恢復，也流露出十分殷切的關心。

儘管這封信比應該寫的已長得多，我還有個問題想和你討論。雖然我寫下的那些可能包含了相當多的智慧，我將要說的則屬於熱心分子空想的範疇。單一稅的原則只能期待太平盛世才得實施。然而談到禁止出售酒類飲料，你我的父輩是這麼想的（只要他們想到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就可以鼓吹那些理論，即使是對著一群不同情的聽眾白費口舌。我要說我第一次從一個熱心的怪人那裡聽到「單一稅」這個詞的時候才十幾歲，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但是幾年以後有件事使我驚訝，一項稅制簡單到連孩子都能明白。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話。好多年後我才從思想上同意了他的說法。不過，我敢說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現存或行將存在的政府的治下，沒有一個思想正直的人會看不到唯一公平合理而簡單易行的收稅辦法，就是單獨征土地稅。

假如在中國，任何一個有膽量——姑且不說心腸實在——的人，敢於宣布從鹽到厘金，一切負擔沉重的苛捐雜稅都予以廢除，那對中國有土地的統治人物，就會造成一場使我們毫無疑問地看到一個新式中國的那種革命。上層的各階級，就要象從前的英國那樣，遭到沉重打擊，而這正是我們為什麼很少有希望看到它的原因。不過，應當迫使他們多付代價。並在他們重新取得合法的應得東西之後，不可避免地調整地租和租佃契約關係之時，也要間接地 讓他們多付。當我說這些話時，我完全明白有關外國借款，優惠權利等等使它無法實現的原因。然而同時我也知道這是可以辦到的！為什麼不能把中國樹立成世界上一個使每人驚異的典範？我多麼希望這樣！

這就是在這個新危機時刻，一個住在中國西部一處遙遠角落裡的人，充滿腦中的思想。可以說我們當中許多人確實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我們的愛比那些顯然是為了他們本身目的而進行剝削的人的愛，是否更強烈一些呢？對我們來說有時似乎如此，我們殷切希望生活在這個富饒、肥沃上地上的億萬人民能夠享受寬大的上天賜給他們的幸福。如果能夠建立起一個事實上和書面上都確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就可能如此。

非常尊敬你的

約翰·阿·繆爾

[……]

4月8日我再次回到彭山縣（永久地址）。這個城市至今為止還能維持現狀。西北似乎有一股叛軍，或是武裝的土匪向我們這裡移動，他們和雲南的運動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目前還無法確定。

由於害怕這封信可能寄不出我們這座城市，所以又耽擱了許久。郵件並沒有中斷。昨天早晨，4月10日，本城遭到土匪圍攻，不過他們沒有進城。我們希望成都派部隊來支援，可是又擔心督軍顧不過來。

（選自《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知識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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