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四年未成功的中日友好條約，鄧小平說 「一秒鐘就解決了」
圖為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交換儀式上，鄧小平與福田赳夫擁抱。
在戰後中日外交史上，簽訂於1978年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鮮為人知的是，這份不足千字的條約，從開始醞釀到最後簽署，經歷了曲折複雜的4年多時間。
「最高指示：不能讓！」
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之後，雙邊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交流發展很快，先後簽訂了航海、貿易等幾個業務協定。在此背景下，雙方要求儘早展開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呼聲日益高漲起來。1975年1月，雙方舉行了預備性談判，並取得共識。
然而，當中方以《中日聯合聲明》為基礎提出條約方案時，日方卻對其中的反霸條款提出異議，說「反霸權」涉及到日本與第三國的關係，這一條款將會把日本擺在「敵視別國」的位置上。
1975年3月27日，陳永貴率團出訪途經東京。在機場貴賓室，陳永貴向負責談判的陳楚大使等傳達了國內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讓！就是這些。 」陳楚大使希望陳永貴再詳細給大家說說，陳永貴又重複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讓！」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在隨後的談判中中方的立場更加堅定。雙方關於是否把「反霸權」寫入條約的主張明顯對立，談判陷入僵局。
「像阿Q一樣」
在日本看來，當時中國正在嚴厲批判蘇聯的 「霸權主義」，因此「反霸」成了「反對蘇聯外交政策」的同義語，如果把「反對霸權」寫進日中條約，將會把日本置於聯合中國反對蘇聯的境地。
日本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由於與蘇聯存在著北方四島的領土問題，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顧蘇聯的情緒。蘇聯當然也明白日本的軟肋，因此千方百計對中日關係進行干擾。
為了推動締約談判，1975年9月，中日兩國外長喬冠華和宮澤喜一利用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在紐約舉行了兩次會談。會談中，宮澤對反對霸權主義提出了自己的解釋：（1）反霸不針對第三國；（2）不得與聯合國憲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著採取聯合行動；（4）範圍不限於亞太地區而是全世界。這就是所謂的「宮澤四原則」。
針對宮澤的解釋，喬冠華反駁說：「出現需要解釋的問題就是因為某個國家不高興，有點神經緊張。像魯迅先生小說中的人物阿Q一樣，頭上長了癩皮瘡，頭髮都掉光了，於是就怕人家說亮。他還很怪，對於力氣小的人又打又罵，而對於力氣大的人就不敢說話了。」宮澤自嘲地辯稱：「日本正是這樣一個力量極小的對手。 」又說：「哪怕我們認為阿Q不好，臉上也不敢露出來。 」
當時，儘管會談氣氛輕鬆，但在實質問題上未達成共識。
進入1976年，中日兩國政局都發生了動蕩。在中國，周恩來、毛澤東相繼逝世，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發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獻金事件，三木內閣搖搖欲墜。談判實際上已中斷。
「一秒鐘就解決了」
在中國，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繼三木下台後組閣，他託人向中國傳達了「儘早舉行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的意願。鄧小平回應說：「其實這樣的事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鐘，就是兩個字 『簽訂』。 」
1978年春節之後，兩國代表展開預備性會談。這時，蘇聯方面又開始蠢蠢欲動。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親筆寫信給福田首相，呼籲在蘇日締結和平條約之前首先締結睦鄰合作條約，其目的依然是想以此牽制中日談判。日本則堅持在領土問題解決之前難以締結此類條約。
當時，美國卡特政府也在推行「聯華制蘇」戰略，規勸日本在中日締約問題上積極行動。
1978年7月，中斷兩年多的中日締約談判在北京重新開始。最終條約中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條款」表述為：「締約雙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其他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第三國條款」則表述為：「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面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鄧小平看了上報材料後當即拍板同意，並說：「這不是很簡潔的表達嘛！ 」
8月12日，經過 「馬拉松」談判之後的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終於在北京正式簽署了。兩個月後，鄧小平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位國家領導人訪問日本，並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國批准書互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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