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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省自治還是聯省割據?別拿陳炯明再黑孫中山了

歷史上的今天:1933年9月29日 陳炯明在香港與世長辭

北洋軍閥時期的聯省自治近來在學界炒得火熱,認為這是一次導向中國憲政之路的歷史機會,但由於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武力統一中國,導致我們喪失了這次寶貴的機會。事實真的如此嗎?

民國之後的軍閥割據是從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漸漸形成的。滿清為了撲滅太平天國,只好放權給地方官僚,包括軍權及財權,如組織軍隊,開徵厘金。到滿洲末年,藩鎮割據已經隱然成型,而滿洲的新政,有很大一部分是針對藩鎮割據的改革,收回權力,財權與兵權,此舉遭到地方督撫的激烈反對,加速了滿清的崩潰。辛亥之後這種藩鎮割據局面一直延續,對當時的政治邏輯而言,解決藩鎮割據一直是當時政治人物的共識,載灃想這麼做,失敗了,袁世凱也想這麼做,他快接近成功了,是袁世凱自己的帝制自為,自毀法統,導致中央權威失落,地方派系窺視中樞,政治生態陷入叢林狀態。當然如果袁世凱能活得更久,可能還有時間來糾錯,至少可以讓中樞繼承人的權力繼承形成制度化。

那麼為什麼要解決藩鎮割據,政治邏輯在哪裡?在各地軍閥割據的地盤,要徵收厘金,導致市場被切割,不能形成統一市場,阻礙了商品流通,商業交易成本非常高,現代財政體制也根本無法建立,此為經濟原因。而兵權的私有,又讓這些軍閥可以擁兵自重。

政治的根本乃在實力,靠一紙憲法就能讓這些軍閥們放下武器,一起行憲政嗎?贊同的人認為,通過軍閥們的互相牽制,誰也不能征服誰,那麼憲政是可能達到的。這些贊同的人沒有看到,軍閥割據的這種局面,其實是一種非常脆弱的政治平衡,在博弈論里叫納什均衡又稱為非合作賽局平衡。在這個重複博弈的模型里,阿克斯羅德發現,由於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一定的執行成本,因而對此缺乏直接的激勵,最後將導致秩序完全崩潰,而且崩潰是個穩定的結果。憲政制度的安排不可能成為解決當時軍閥割據政治的納什均衡點,因為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對割據的各方形不成威懾,那麼規則的執行,尤其是對違反憲政規則方實施懲罰的規則是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證,而經濟政治活動的外部性及自利性,導出的邏輯後果就是以鄰為壑,然後出現糾紛。所以這些軍閥們只要實力增長,就要和周邊以武力搶奪利益,甚至問鼎中樞,這就是叢林政治的邏輯奧秘所在。包括我們在商業活動中所看到的一些價格聯盟為什麼總是失敗,道理也在此。

我們從邏輯上論證了聯省自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接下來,我們從財政的角度看聯省自治如何可能。

民國初建,仍然延續了滿清末年藩鎮割據的局面。袁世凱原本以中央集權的體制來進行現代財政體制的改革,但這種財政體制改革由於不顧政治現實,極大侵害了地方軍閥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對,各地軍閥截留中央稅款,以備自用,結果在1914年就破產。在袁世凱死後,地方軍閥對中央稅款的截留更加無法無天,此時的中央政府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了。

從楊蔭溥的民國財政史提供的數據來看,在1915年,中央的派款數額在2168萬元,實際解款數額在1179萬元,占派款比例的54%,到了1916年,也就是袁世凱死的那年,中央的派款數額在2604萬元,實際解款數額在546萬元,占派款比例的21%.而到了1917年解款數額降到了97萬元,只佔派款數額的3%,1917年之後,解款數額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再看中央專款的變化,也就是由地方代收,屬於中央的稅款。

在1915年,地方認解款數額在1899萬元,實際解款數額在1875萬元,占認解款比例的100%,到了1916年,地方認解款數額在3660萬元,實際解款數額在2440萬元,占認解款比例的67%.而到了1917年認解款數額降到了1288萬元,實際解款數額在1036萬元,1918年之後,實際解款數額為575萬元。1922年開始中央專款就被地方軍閥以抵充軍費的名義截留了。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時期初步建立的現代財政體制,在袁世凱死後,隨著中央權威的失落,基本破產,國家財政非常糟糕。實際上,當時除了關稅和鹽稅,作為國債抵押,由外國人協助北洋政府徵收外,其它稅款不分中央與地方,全被各地軍閥把持和截留。所以我懷疑的是在兵權私有,國家徵稅能力喪失,國家財政基本破產的現實條件下,如何達到他們所說的聯省自治?

我們再退一步,就算他們的聯省自治能達成,那麼這種環境下,是否可以通過聯省自治來內生出現代經濟體制的可能性呢?在制度經濟學來看,這個需要我們假設存在的那個聯省自治的軟弱中央政府一個個的和軍閥們談判,有多少割據的軍閥,就有多少個談判對象。這個談判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和精力,其難度就像聯合國要和世界各國談判組建統一的市場,統一的金融體制一樣。當然,有人會拿歐盟來做比較,但歐盟的形成也幾乎花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而且歐盟的成員國底子要比當年的各地軍閥控制的地區要強很多。時間越長,存在的變數就越多,而且我們還必須有一個限定條件,不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如果我們把地緣政治這個變數再考慮進來的話,比如蘇俄的滲透,日本的侵略等因素,那麼這個我們假設的聯邦中央政府能存活的機率又少之又少了。

武力統一中國,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軍政,就是使制度變遷成本最小化的最佳方式。軍政,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是當時的歷史邏輯所在。

當年那些鼓吹聯省自治的軍閥們只是在為自己的割據尋找法理依據,歷史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後來的人還看不清這種歷史邏輯,跟著鼓吹聯省自治,這就不是史學良心的問題,而是淪為學術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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