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經典名言：「大話」的歷史

（一）

實話實說，國人是非常喜歡喊口號的，這不是當代才有的習慣；歷史上的許多名言、金句，本質上都具有口號的性質。

隨便舉一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牛吧！是北宋人張載（號橫渠）講的，見《張子語錄》。自張橫渠先生喊出這句「時代的最強音」，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翻古書時，這句話經常從書里掉出來。

古人習慣在粉牆上題詩，卻不喜歡往牆上刷標語，不然，「立心、立命、開太平」這句，絕對滿街都是，因為這22個字，便是古代「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可看官有沒有覺得，它口氣忒大了點？天地、生民、往聖、萬世，霸氣充盈在時間空間里，整個人類的規模都給它包圓兒啦！

這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一句口號，也是最有名的一句大話。

除非是一位人造的、神話的領袖，我看沒人敢於做到那「兩立一繼兼一開」；更何況愛在嘴裡念叨這句話的，還多只是腐儒，除了研究茴香豆，本事實在稀鬆平常。

儒家喜歡吹牛的習慣，常見於其經典。最早的一句，大概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屬了吧！

個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涵養至深，再補以「三省吾身」的功夫，有過即改，循階而進，家裡妻妾和諧不打鬧，孩子乖乖聽話不惹事，「修齊」至此，便稱足矣！何敢輕言「治國平天下」？

這句口號見於《禮記·大學》，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都做不到的事，何以教訓生徒？不可及的事，老師吹個大牛，讓學生去「實踐」，豈不是令他們做追日的夸父？死倒不會死，多半會是瘋掉的——越信的人，瘋的越快。

且「治國平天下」者，未必先能「齊家」，這在歷史上有大量的反例。比如李唐兄弟父子相戕，閨門之風敗壞，可盛唐的李氏，「治國平天下」，到底是幾於彷彿了！

說來說去，「修齊治平」就是一般腐儒意淫的口號，下頓沒著落，卻不影響他們做「修齊治平」的聖王夢！

所以，儒家思想有兩大特點，緊緊抱在一起，成為連體嬰兒：一為強烈的「為聖」之念，二為「名浮於實」，不切實際，言過其實。

好比北宋名臣范仲淹，他在「立功」的少數人之列（儒臣多有名言，而無功次），一時心潮澎湃，愈發壓抑不住，於是在岳陽樓上題寫口號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孟子講樂，范子講憂，聯袂為金句，皆廣為傳頌。

（古人皆有志於「天下」，其實他們把天下都看小了）

一千年來，范氏的這句口號，在書里處處題的都是，然亦只是一句「不經」的標語而已。試問，何為天下之憂、何為天下之樂？孰能超然於天下之外而樂、憂？范仲淹立於岳陽樓上，竟以為他站在俯瞰「天下」的至高絕頂上呢！他已不是「天下」中人，是飄飄凌雲之仙，所以能先之，能後之。

所謂「先憂後樂」，不過是一句經不起挑刺的病句。然而千年來無數人口誦心傳，好像那聖神之事，皆是若等凡人可想而可望做到的。

唉！每次躑躅街頭，見滿街標語橫刷，不僅暗自嘆息：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二）

上面講了許多，只是一個引子。下面再細細講一個口號：「立德、立功、立言」，是為「三立」，又稱「三不朽」，說的是，人們在立德立功立言中撿一樁做起來，便是「不朽」了。

道德、功勛、言論，這三件事分別了來「立」，倒不為難事，比如余著述亦近二百萬言，可差似「立言」了。於道德余亦自信，唯欠一登「感動中國」舞台（阿彌陀佛，最好別登那舞台，凡登者無不為慘之加慘者，余不稀罕）。

然而，古人相信全能，他們最信服的，是「三立」，也就是把「德功言」三樣都立起來！

（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馬三立）

那可能嗎？

先不必管它能不能，來看兩位「成」了事例，一位是明朝大儒王陽明，一位是清朝中興之臣曾國藩。

這兩位，雖時代不同，而相似之處太多。如，同為治亂的書生、為朝廷重臣、為流芳的名臣，同樣在儒家理論上有所建樹，也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他們皆樹大旗。王陽明的謚號是「文成」，成也；曾國藩的謚為「文正」，正也！

可是，看官不覺得，「三立」之言，是存在內在矛盾的嗎？

我引《後漢書·隗囂傳》的一句話：

「夫智者睹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

這句話概括性非常強，它將當世名人分為兩類，一為智者，一為賢者，智者的本事在於見機而動，適應變局，拋棄俗見，積極進取，開出一番天地；而賢者的特點，在於出污泥而不染，任你世道如何運轉，他都如江中大石，巋然不動，始終保持道德情操的純粹。即，一為變者，一為不變者，唯有這兩類人能建功立業，著大名於青史。

善變者常為英雄，是立功者；不變者常為聖賢，是立德者（將道德之言寫下來，在世間流傳，就是立言了）。英雄與聖賢，是分別賓士在兩條大路上的人，好比齊桓公與孔子，桓公是睹危思變而救世的英雄（尊王攘夷），孔子則是著道德文章而濟世的聖人，雖然孔子很欣賞齊桓公（及他的輔臣管仲），但他與桓公君臣究不是一路上的人也。

我們把這個問題再引申開：曾國藩與王陽明正是睹危思變者，他們遭逢亂世，一個平定太平天國，一個剿滅山中之賊與叛藩（寧王之變），都立下不世之功；可是除了軍功，人們還盛讚他們的「道德」：王陽明被烘托為一位聖人，曾國藩可算得一個半聖，在後人的評價里，他們簡直就是智者兼賢者，齊桓公兼孔子，立功兼而立德之人！

然則，立功者睹危思變，重在權謀，權謀之要在善變、無形，風隨虎，雲從龍，變化莫測；而立德者則始終屹立，泰山壓頂而不移其志，如頑石，如巨岩——「變」之極與「不變」之極，風與石、雲與岩，能夠和諧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嗎？

余以為，人不可能如此精神分裂。又想立德，又想立功，純屬幻想。

可是，王陽明與曾國藩皆在德、功、言上做到了「三不朽」（王氏更被稱為「真三不朽」），又作何解釋？

事實上，王陽明與曾國藩皆非不變之人，他們長於權謀（尤其是王陽明，作為「心學大師」，他的許多故事，包括年少時的故事，無不在顯示他從小即富於計謀），變常出人意表，令人驚呼為神。而且他們通於世故，能伸能屈，在逼厄的危局和險惡的人事環境下，以變求通，再加上好運氣，於是建立了蓋世的功業——這是最重要的，無功，則什麼都是枉然。志在立功者，能同於拘泥的書蟲腐儒嗎？自是不能。

我們也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英雄立功，總要踩著難以計數的屍體和骷髏的。王陽明在贛南剿匪，動輒斬首數千人，「王都堂」用計撫剿，出神入化，卻毫無信義可言；曾國藩更在募勇辦團之初，就享有「曾剃頭」的外號，之後與太平軍作戰，更以「陰險毒辣」和殘忍見稱（動不動「剜目凌遲」）。「德」之何在？常言道「慈不帶兵」，仁慈在兵危戰凶之地又有何用？

王、曾超越常人的謀略，如果擱在曹操身上，便是奸雄——雄之奸者；他們鎮壓叛亂毫不留情，如果換作其他文官武臣，那定是兇殘的屠夫（當然，他們也曾一度被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劊子手」）。可為什麼人們對他們的「奸」和「殘」不加指責，不視之為「小人」，反而大加讚譽，甚至把他們捧到「立德」的聖人神位上呢？

只因他們立功殺人，是為了「扶保江山」！

他們的道德說教，是為了「江山萬代」！

故此，這兩位大功臣，得到了最高的評價（特別是當他們死後，跳出了現實利益的磕絆，愈發神聖帶風了），讚譽越來越高，乃成為一代救時、救世、救人心的聖人。

王陽明和曾國藩在後世有許多崇拜者（如蔣公介石），可是，崇拜者捧讀《傳習錄》和《曾國藩全書》，是學習他們「泥而不滓」的道德（立德），還是他們的文章和說教（立言），抑或其「睹危思變」的大本領（立功）？學王、曾，當然是學習他們的馭世之才、通變之略，而且學習者明白，在亂世建功立業，不長於權變、不善於在夾縫中生存、不殺人用鐵血手腕，都是不行的。

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賊為諸侯」，一個人因小事釀釁去陰謀害人，便是兇手和小人，而如果他為了「拯救國家」而用計殺人，那便是胸懷博大、仁心仁術的大英雄！評價「英雄」，「卑鄙」的標準，似乎不適用了，是其小節、是手段……

那些一心立德立功立言的後學先進們，你們了解這「三立」之間的竅門秘法嗎？經書可不會詳細講解了給你聽，只會大呼口號，令你神往。想多了，不解其奧秘，搞不好便變痴了。

講了這許多，無非請大家明鑒古代的「名言」「金句」和書里時時跳出來的「標語口號」，所有那些句子，只能代表一種信仰，是高標了用來崇拜的，如果你細細分析，便會發現它們其實是有很大漏洞的，甚至是荒唐不經的——這就像你走進廟宇金殿，對高大的佛像當面禮懺跪拜可以，但切勿繞到它的背後，從那裡觀瞻，便是一片陰暗，蛛網密布，灰塵垢積，那佛，便只為一尊泥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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