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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雞寓大吉:「雞畫」在生肖畫中有何特殊之處!

在繪畫中,「雞」是歷代畫家樂此不疲的重要題材。至少從宋代開始,便有以「雞」為主題的繪畫流傳於世。直到今天,在畫家筆下,仍然可以見到各種雄姿英發的「雞」的形象。就其原因,不外乎在傳統文化中,「雞」承載著很多的吉祥寓意。早在漢代,韓嬰便在《韓詩外傳》中提出「雞有五德」之說。所謂「五德」,是指文、武、勇、仁、信:因頭戴冠者,所以稱為「文」,有「陞官」和獲取功名之喻;足搏距者,稱為「武」,公雞成為武將的象徵;敵在前而敢斗,稱為「勇」,如《鬥雞圖》即屬此例;見食相呼者,稱為「仁」;守夜不失時者,稱為「信」,俗語有「天雞報曉天下知」之說。若人能具備此「五德」,便是幾近於完人了。所以作為長盛不衰的畫題,「雞」寄託著人們的美好期許。當然,「雞」本身與「吉」諧音,故有「大吉」、「吉祥」之義。現代很多畫家如陳大羽等經常便以大公雞為題創作《大吉圖》,就是取其諧音。

張東升老師作品

以「雞」為題材創作的繪畫最早追溯到何時,現在並無明確的年代可考。但從傳世畫跡中,我們發現,早在南宋時期,就有「雞畫」留存於世。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作於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畫兩隻雞雛,仰頭相望。其畫法工整細緻,具宋代院體畫典型風格。如果說該畫是作者隨意所繪,任由觀者深度闡釋的話,到了明清時期的畫家,則是畫家們直接在畫面中傳遞不同的寓意,使「雞畫」本身無需觀者釋讀而立意自明。如同樣是畫雞雛,在晚明畫家梁元柱的筆下,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涵義。梁元柱的《雛雞圖》描繪的是一隻雛雞佇立於山坡上,作打鳴狀,其題詞畫龍點睛:「一鳴驚人者,雞也,而性善於人,何況未鳴而雛者乎?初音驚人者,幾希矣,龍之潛也。吾儕之未識也,亦道是矣」,以雛雞而喻潛龍,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謂,顯然與乾隆題李迪的畫大異其趣。在晚清畫家居巢的《菊下雞雛圖》中,畫的則是母雞率四隻雞雛在月下覓食,母雞的仁愛,小雞的活潑可愛以及一派溫馨和諧的畫境躍然紙上。

張東升老師作品《平安大吉》《吉星高照》

當然,因雞有「五德」,故在明清畫家筆下,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其中最為畫家們青睞的題材便是「五德」之首:文(陞官)。最早在明代「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沈周筆下,就出現《加冠圖》。他所繪一隻大公雞和雞冠花,是為「加冠(官)」,以寓陞官之意。畫面傳遞的信息簡潔明了,披圖可見。可惜該畫現在已見不到了,但我們從清初沒骨花卉名家惲壽平的《仿沈周加冠圖》中,可以看到畫面的基本情況:一隻肥碩的大公雞立於草地,旁有雞冠花及壽石、蘭竹。惲壽平題詩云:「錦石叢花絳幘明,五雲長向彩毫生。鳳皇樓下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是為畫面的陞官寓意加上了註解,立意更明。此詩乃源自明代「吳門畫派」另一畫家唐寅的《詠雞詩》:「血染冠頭錦做翎,昂昂氣象羽毛新;大明門外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其詩歌也有「臨摹」之嫌,著實也是一件頗有趣味的事。在清代中期「揚州畫派」畫家李鱓的《加冠圖》中,除描寫大公雞和雞冠花而外,題詞部分則直白地將畫意表達出來:「昔人畫德禽於羅波奢下,名曰加官圖,所以頌士大夫者,至矣。雖有五德,士夫致貴顯,好是懿德與不負畫家期許之意焉耳」,顯然是為了滿足受畫者的喜好而寫。「揚州畫派」的大多數畫家,都是靠賣畫為生,故其畫面需要迎合市場,最大限度地傳遞出畫意所在,反映出當時畫家們創作繪畫的文化語境。不過,在「揚州畫派」之外,很多畫家並不這樣做,他們以繪畫語言透露信息,而不加任何題識闡明畫題,如比李鱓略晚的張敔在其《雄雞花卉圖》中就只畫公雞與雞冠花,題識也只署「乾隆三十三年春仲芷沅張敔寫」,但其畫面所表達的「加冠(加官)」之意,仍然是一目了然的。

張東升老師作品《多吉多利》

在「五德」中,還有表現「勇」者,以《鬥雞圖》最為常見,如晚清畫家魯瀛山的《鬥雞圖》就是寫兩隻怒目相視的公雞豎起羽毛,憋足幹勁直搗對方,以表現其見敵應戰、威武善斗之性;也有表現「仁」者,如現代畫家石魯的《雙食圖》則是兩隻小雞遇食分享、共享美食,凸顯其宅心仁厚的博愛精神;也有表現「信」者,如現代畫家徐悲鴻和王羽儀的《一唱雄雞天下白》是寫公雞守信報時,從不踐約,折射其誠信美德。這些數「德」,雖然是讚頌「雞」,實則是對人的美好期許,是繪畫「成教化助人倫」教育思想的一脈相承。因而相比較其他題材的繪畫,其感化與說教的功能似乎要遠遠高於其藝術性。

張東升老師作品《和氣滿園》

顯而易見,在「雞畫」中,因「雞」的諧音,故多有繪「雙雞(雙吉)」者,如「嶺南畫派」畫家高劍父所繪《雙雞圖》即是如此。高氏尚在畫上抄錄唐寅的《詠雞詩》:「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預示其吉祥之意。即使只繪一隻特立獨行的雞,也會被解讀為「大雞(大吉)」,而雞與牡丹並列於畫中,則有富貴吉祥之意。總之,無論「雞」與何種題材組合,都會被賦予吉祥之意,這是「雞畫」在生肖畫中的特殊之處。

張東升老師作品《和諧盛世》

毫無疑問,這些不同構圖、不同組合、不同題詞的「雞畫」,是被人為地過度解讀。正是這種千篇一律的解讀,恰好反映出人們對吉祥的期盼和普遍的審美傾向,是文人繪畫與大眾文化相融合的象徵。作為吉祥文化的象徵,「雞畫」既受到大眾的追捧,更受到文人墨客的激賞,從宋、明、清職業畫家如李迪、呂紀、任伯年到明清文人畫家沈周、程嘉燧、李鱓等,甚至到近現代的陳師曾、齊白石、徐悲鴻、石魯、陳大羽等,都創作過無數的「雞畫」。作為花鳥畫的重要組成部分,「雞畫」的功能性已經超越其藝術價值,是世俗文化在繪畫中的呈現。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雞畫」,也就不難理解其在畫史中的比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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