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開始暴露真面目:還沒當上國務總理呢,就得了個「脾氣暴躁」的終身惡名
七十九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遇刺。
他是中華民國第一屆責任內閣的第一任國務總理。實話實說,在他行將接班的時候,日子可不好過。
當時辛亥革命,但無論同盟會的孫文,還是滿清內閣的袁世凱,或是從太后到皇帝,乃至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都面臨一個問題:
——太窮了!
不過,到了1912年2月12日,局面一下子燦爛了起來。
當天,清朝隆裕太后下詔宣布清帝溥儀退位,並建議「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三天以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開會,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這樣,袁氏取得了前朝皇室和民國政府的共同授權,得到了南北兩方的共同認可,登上了最高位置。
以此為標記,中國至少在形式上又統一了,四國銀行團也就開始重新審議對中國的政治借款。
從理論上來講,中國此時雖然有兩個中央政府,但袁世凱是唯一的大總統。
自2月17日,即農曆辛亥年除夕開始,已經當仁不讓地用「新舉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開始發號施令。
既然如此,南京方面的財政困窘也就成了北京的家務事。
袁世凱成了「新舉」以後,北京政府的總理事實上已經是唐紹儀了。
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同革命黨商議如何和平過渡,締造全國共和,如今,既然要南北統一,他又專註於解決財政問題,並為此同四國銀行團開展了新一輪談判。
影視劇中的滿清退位場景
談判過程當然紛繁蕪雜,而挽救財政潰決有如救火。因此雙方達成協議,在借款合同尚未簽訂之前,四國銀行團先在三個月內墊款七百萬兩應急。
2月28日,第一筆墊款二百萬兩通過上海滙豐銀行,交到了南京的財政總長陳錦濤手上,聲明以輪船招商局的船隻作為擔保品。
這算是袁世凱給南京臨時政府的一份見面禮吧。
然而,就在第二天,北京發生了駐軍鬧餉嘩變。四國銀行團覺得局勢並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穩定下來,遂中止後續墊款,並延緩了借款談判。
唐紹儀氣壞了。難道就如此走投無路了嗎?
當時的列強中,日本和沙俄也想加入對華銀行團,但畢竟顧慮重重。
中國政府的借款抵押,一般都用鐵路作擔保,日本擔心自己加入後,中國將用由日本事實控制的南滿鐵路提出擔保要求。
俄國則擔心中國獲得借款後民族主義膨脹,以威脅自己在外蒙的擴張。
不過,俄國畢竟眼光深遠。其暗中要求同華俄道勝銀行有密切業務關係的華比銀行出面,以私家銀行的身份同唐紹儀接觸,以期多頭滲透進中國官方的金融領域。
華比銀行總部設於布魯塞爾,成立於1902年春,上海分行同時開業。該銀行的最初成立目的不過是經收庚子賠款的比利時應得部分。
後沙俄發現,投資「新政」中的大清國有利可圖,但苦於自身資金不足,因此邀請比利時一同參與。
上海滙豐銀行是列強在華金融中心
因此,華比銀行逐漸有了經營比國對華資本輸出的職能,並陸續設置了漢口分行和天津分行。
由於比利時國小力弱,對中國並沒有什麼地緣企圖,因此,華比銀行的借款比較商業化和職業化,不太在意國際間政治風向的變化和列強之間的合縱連橫。
在俄國的運作下,唐紹儀開始同華比銀行的駐華負責人德福思(Devos)商議一千萬英鎊的商業借款。
當然,一千萬英鎊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相當於白銀一億兩,換算成大洋,當有1.4億元。
這是什麼概念呢?據前清於宣統三年所作的明年財政預算案,中央歲入當為1.9873億元;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各省紛紛以不同借口不向中央解款,1912—1913年度,袁世凱政府的歲入為二千萬元。
所以,如果僅僅實現華比銀行的一千萬英鎊借款,並用其作為槓桿來整理財政,清理金融,中國的和平建設之路已經能夠開啟。
然而,唐紹儀開始犯他第一個錯誤:繼續同四國銀行團商議政治借款事宜。
當時,四國銀行團因辛亥革命而終止了前清一千萬英鎊的幣制借款,唐紹儀同美國財團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私下商議,看能不能恢復談判。
沒想到四國銀行團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樂觀,不僅答應重開談判,還允諾立即墊款七百萬兩白銀,以解南北雙方在軍政開銷上的燃眉之急。
唐紹儀發現對外借款似乎沒有傳說中的那麼艱難,於是獅子大開口,向四國銀行團要求,於今年夏天簽署「善後大借款」合同,總額竟然達到六千萬英鎊之巨,供中國政府五年使用。
清末的唐紹儀和段祺瑞徐世昌
為什麼說唐紹儀的借款要求是個錯誤呢?
首先,政治借款的基礎並不僅僅是抵押品,更是國家信用,其基本內涵是款項的使用目的、使用流程和使用人員。
然而唐紹儀並沒有完善的使用計劃和償付計劃,只是覺得五年借六千萬英鎊,那麼一年一千二百萬英鎊相當於前清宣統年間的中央歲入,這樣,即使各省解款中絕,中央政府依然能夠如常地運營和建設。
其次,唐紹儀的借款建議激發了列強的貪婪,也使得他們感受到了實現共和以後的中國人的勃勃雄心。
用滙豐銀行駐華代表熙禮爾(Hillier)的話來說,「自中國共和告成,我歐洲各國未嘗不有戒心,深恐中國能力發展,擴充國權」。
也正是出於對於巨額借款下巨大金融利益的誘惑,以及要保持對「中國沙文主義」的防範,原本多有徘徊的日本俄國遂迅速加入銀行團。
唐紹儀的錯誤還在於,他的借款建議忽略了袁世凱及其行政班子的裁量權。
他此時還不是內閣總理,而即使是總理,難道如此數額驚人的大借款,不需要向總統彙報?不需要閣議通過?不需要財政總長參與?
清帝遜位後,袁世凱當天就將前清內閣各部大臣改稱「各部首領」,後來被稱為財政部的度支部,「首領」是周自齊,具體負責幹部是陸宗輿,都是當世著名的財經專家。
唐紹儀在商議借款前並沒有徵詢他們意見,誠然也是落下了話柄。
也正是在此事前後,唐紹儀得了個「脾氣暴躁」的終身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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