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健：碑拓別趣「鴛鴦志」

金石碑版，這幾年在拍賣市場風生水起。筆者亦是碑拓愛好者，並按自己的興趣進行專題集藏，「鴛鴦志」即是專題之一。

鴛鴦志，乃同穴而埋、同坑而出，並人各有「志」之夫妻墓誌稱謂也。收藏鴛鴦志，前人早已有之，然最著稱者莫過於民國大書家于右任先生了，其書齋名即為「鴛鴦七志齋」，於髯公藏魏隋墓誌原石數百品，其中有鴛鴦志七，故其名。

筆者書笈中有民國十九年堅瓠閣主人白堅武刊校的《鴛鴦七志齋藏石目錄》線裝本一薄冊(圖一)，對其藏石一一羅列。民國元老中藏碑誌者有三人，除於老外，另外兩人為千唐志齋主人張鈁，曲石精廬主人李根源。

此兩人均以藏唐志為主，張鈁以多為勝，有千石之累，無人過之；李根源以精為勝，數量不足前者之什一，然其最得意之藏，乃唐詩《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作者王之渙墓誌，以補唐史無傳之憾，章太炎作跋云：「誦其詩而不悉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本末，真大快也。」

圖1，民國《鴛鴦七志齋藏石目錄》線裝本。

話說鴛鴦志來由，乃源於古禮。夫妻合葬之禮約始於周，《禮記》中《檀弓》篇，便是專門論述當時喪葬制度與禮儀的，文中有「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禮記正義》中「周公蓋祔」之句，鄭玄註：「祔謂合葬。」孔穎達疏：「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

所以，夫妻合葬的墓誌，除「鴛鴦志」這個浪漫的名稱外，較準確的名稱為「合祔志」（亦稱「袷祔」）。當然，「祔」並不限於夫妻合葬，後人葬於父母或先祖墓旁，亦稱「祔」。

筆者亦喜集藏鴛鴦志，然非碑誌原石，僅拓片而已。在筆者所藏的鴛鴦志中，年代最早的要數西晉趙仲南博士墓碑與其妻趙衛夫人墓碑的拓片了。此鴛鴦志拓片，已由碑誌出土所在地河南美術出版社大開本單獨出版。

晉志在碑誌發展史上是個重要的轉折點，尤其是西晉碑誌，它處於漢代立於地表之上的豎式碑誌，向東晉及南北朝隋唐流行的埋於墓穴之下的卧式墓誌發展的過渡期。

從地表之墓碑演變成地穴之墓誌，其背景即是魏晉之間的禁碑令。建安十年，曹操針對當時奢糜之風盛行的厚葬習俗，下令禁止立碑。曹魏大將軍王倫葬兄時便未立碑，其雲「只畏王典，不得為銘」。

西晉上承曹魏禁碑余續，晉武帝再次下詔：「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太平御覽》卷五八九「文部、碑」也記有晉令：「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立碑之風並未完全剎住，一些貴族官宦的墓葬仍然十分豪侈，只是礙于禁令，將地表的墓碑，移至墓室之內，避人耳目而已。

上海圖書館碑帖專家仲威先生撰文說：「魏晉禁碑，促使墓碑小型化，並由地面轉入地下，直接誘發了墓誌的產生。」所以，晉碑既是漢碑形式之式微，也是此後沿襲千年之墓誌形式的起源。西晉墓碑的形制仍延續漢碑，由碑額與碑身組成，碑額有圜首、圭首、方首之分。只是碑體的大小減縮了許多，一般只有五六十厘米高，與漢碑動輒一二米高已大為瘦身。

晉碑傳世極少，其中西晉碑誌已出土傳世者，僅見二十餘種，稀若星鳳，比漢碑還少。且晉碑埋於地下，未受風雨侵蝕，刻劃如新，不若漢碑字跡斑駁，故西晉墓碑受到後世金石家和書家之珍視。

圖2，西晉趙仲南博士墓碑拓片。

筆者收藏西晉趙仲南博士墓碑與其妻趙衛夫人墓碑(圖二、圖三)，2009年秋於河南安陽同坑出土，名符其實的鴛鴦志。趙仲南碑殘損嚴重，碑額已毀。其妻趙衛夫人碑較為完整，磚質，碑高82cm，寬36cm，在晉碑中已算大個子了。

碑額為圜首，上刻三道暈痕，額書篆體「晉故趙衛夫人之碑」。碑身陰陽兩面均刻有碑文，書體在隸楷之間，是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書體演變期，故此碑拓極具鑒賞與研究價值。

圖3，西晉趙仲南妻趙衛夫人墓碑拓片。

筆者收藏的另一鴛鴦志，亦頗有名聲，它便是蘭陵縣公蕭鑒墓誌和蘭陵蕭氏夫人虞秀姚墓誌。2009年兩志同出於西安附近郊縣。蕭鑒，為梁昭明太子五世孫，其曾祖與祖父，均為南朝後梁的君主。

蕭鑒夫人虞秀姚乃唐代大書法家虞世南的女兒，虞秀姚墓志銘中對虞世南的記載為：「父南，皇朝弘文館學士，秘書大監 ，永興縣開國公，贈禮部尚書，謚文懿。」虞秀姚稱虞世南為「父南」，而不稱「父世南」，因「世」字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

虞氏乃浙江餘姚望族，餘姚文史專家商略，是研究虞氏家族史的權威，著有《漢唐會稽虞氏古甓墓誌匯釋》，並正在整理虞世南年譜，他檢讀過虞世南女兒虞秀姚志文後說，其中有些資料可對以前的虞氏世系研究作出修正，頗有文獻價值。

古代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在鴛鴦志中亦能充分看出。男女從出生就有璋瓦之別，生是如此，死亦如此，男女死後的殯葬待遇亦大不相同。從鴛鴦志的志蓋題寫就能看出其中端倪，如男的志蓋有姓氏或再加官職，女的志蓋大多隻寫夫姓，不寫本姓。筆者收藏的另幾個鴛鴦志便是如此。

如唐代陸渾縣令崔蔇與夫人李氏的志蓋，分別書寫為「故陸渾縣令崔公墓誌」、「唐故崔公合附墓志銘」。唐苟寰與夫人房氏墓誌，志蓋分別書寫為「大唐故苟府君墓志銘」、「唐故苟府君袷祔墓誌」（圖四、圖五）。從中可看出封建時代男尊女卑、夫貴妻賤的性別歧視。

圖4，大唐故苟府君墓志銘拓片。

故黃宗羲《金石要例》「書合葬例」條謂：「婦人從夫，故志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為《蕭灌神道碑》雲『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庄公暨配黎氏墓表』，葢不一而足也。」

圖5，唐故苟府君袷祔墓誌拓片。

然黃宗羲所論「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云云，有些絕對化，從已出土的墓誌來看，並非如此。清人梁玉繩在《志銘廣例》中即有駁論。

筆者所藏碑拓中便有數張夫婦合志同列者，如《大唐元府君與夫人司馬合葬墓志銘》（著錄於《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目錄172，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今人楊向奎著《唐代墓誌義例研究》一書，其「夫妻合葬墓誌首題的書寫」一節中，據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及《續編》統計，在兩編約5200方墓誌中有180方唐代夫妻合葬墓誌首題書寫妻姓。故該書作者認為唐代墓誌中夫妻合志不書妻是常例，書妻是特例，黃宗羲忽視了常例與特例的區別。

然筆者認為，梨洲所論，非關其學術水準，蓋其時墓誌出土少，所見者甚罕，而導致其結論失之偏頗。想當年，晚於梨洲一個半世紀的阮元與張廷濟亦只收藏古代墓磚八塊而已，各取書齋名為「八磚吟館」、「八磚精舍」。如今地不藏寶，古物獻瑞，才有了今天學術研究的大量數據與物證。今昔相比，喜兮悲兮，難以言說。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原文曾發表於《收藏/拍賣》雜誌2015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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