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悅笛：「救亡壓倒啟蒙」，本無可爭議

天下 09-30

作者按：至今，大家更多關注當年不恰當標題：啟蒙與救亡」到底是誰發明的？到底是中國思想家李澤厚，還是海外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發明權」這一提法是我「發明」的，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就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一下，以使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論，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為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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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原文：《「救亡壓倒啟蒙」：本無可爭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劉悅笛

「啟蒙與救亡」恐難成「公案」

2009年9月16日，筆者在《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啟蒙與救亡」的發明權：歸李澤厚，還是舒衡哲？》的文章。時隔八年了，還不時有師友提及「發明權」一事，更有不少文章引述。我的本意，開篇第一句就說得很清楚——「啟蒙與救亡的變奏，所言說的本是中國近代史的內在發展邏輯，同時它亦成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題之一，該學說的發明權之爭其實並不重要，而關鍵在於哪種理論對歷史和現實更有闡釋力」！

我的結論便是，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更有歷史闡釋力，曾給出的結論如下：「其一，李澤厚明確提出了『壓倒說』，從他早年認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題始，就已經明確認定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其二，李澤厚試圖將這種『壓倒說』貫穿到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闡釋當中，而顯然舒衡哲沒有如此恢弘的視角和闡釋的野心。」救亡與啟蒙的歷史邏輯，就是李澤厚最早揭示出來的。換個說法，救亡壓倒啟蒙就是「反帝」壓倒了「反封」，李澤厚在發表於《歷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文章《二十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就論證過：「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首要命題」，反帝壓倒反封，才是「救亡壓倒啟蒙說」的雛形。在當時的條件下，啟蒙與救亡的實質，給出的乃是兩難選擇——國家富強與個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因為啟蒙就要求自由，強調個性自由解放，但國富卻並不等於民強。

然而，事與願違，大家卻更多關注這個不恰當標題：「啟蒙與救亡」到底是誰發明的？到底是中國思想家李澤厚，還是海外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發明權」這一提法是我「發明」的，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就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一下，以使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論，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為公案。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最早提出

2010年李澤厚先生在《該中國哲學登場了？》談話錄里，就有一章講「壓倒說」。最早見於他1979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而非大家以為的1987年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例如，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就有多處講到：

《革命軍》正如它的作者的短促年華一樣，……很快也就消失在這長夜難明雲壓天低的封建暗空中。……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很快就把它們吞噬掉了。……如果說，鄒容《革命軍》的基調是反封建，那麼，同樣受到狂熱歡迎的陳天華的作品——《猛回頭》《警世鐘》《獅子吼》等基調則是反帝（當然這種比較均系相對而言，下同）；如果說，前者著重宣講的是為民主自由而革命，那麼後者著重宣講的是為愛國、救國而革命；如果說，前者更多突出的是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那麼後者更多突出的則是當前的危亡局勢……如此急迫痛切的國家種族的危亡感，如此憤激慷慨的救亡呼聲……反帝是中國近代一個基本命題。（該文第二節之「鄒容和陳天華」部分）

不僅革命派，當年改良派的講民權（如譚嗣同）、自由（如嚴復），也都是為了「救亡」，即為了反侵略爭獨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詳見各文），反帝救國成了整個中國近代思想的壓倒一切的首要課題。（該文第三節腳註）

由於中國近代始終處在強鄰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勢下，反帝任務異常突出，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又為後來好幾代人所反覆不斷地在走，又特別是長期處在軍事鬥爭和戰爭形勢下（重點系原有——引者注），封建意識和小生產意識始終未認真清算，鄒容呼喚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也始終居於次要地位。（該文第三節）

其實，《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全書許多篇和「後記」都貫串著救亡壓倒啟蒙這條線索，讀者自行查閱即可。這些都證明救亡與啟蒙的歷史邏輯在李澤厚那裡，起碼在1979年就公開發表了，而舒衡哲寫信給李澤厚並兩次見面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則是1981年。李以後自己也說「『救亡壓倒啟蒙』，大家都以為是《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里提出來的，後來又受到最多的批判，其實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里提出來的，……我已經提出了反帝救國即救亡壓倒啟蒙，並說救亡壓倒一切。『壓倒』這兩個字也有。所以我很奇怪，《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那篇文章為什麼影響會那麼大，其實我早就明確說了這個思想。我自己重視的，倒是那本書里的其他一些文章，如《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略論現代新儒家》等……可能還是現實需要的原因吧」。（《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7—38頁）

或然性判斷並不準確

一些學人只看到和重視「救亡壓倒啟蒙」這六個字，然而更重要的乃是這個思想。其實那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首刊於1986年8月《走向未來》創刊號，並沒有這六個字，收入1986年12月三聯版《走我自己的路》一書也沒有，直到1987年6月出版《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為與全書一致，才加上這六個字作為小標題。顯然，李並不特別重視這六個字，而是重視「雙重變奏」。

據李澤厚的回憶，《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這篇文章是1985年8月在廬山開完中國哲學史會議回來就寫成的。本來該文是應《北京社會科學》雜誌之約，為紀念「文革」結束十周年而作，但交出後被壓了好久，該刊仍未敢刊用，後來才給了剛創刊的民間刊物《走向未來》，被放在重要位置上。

對於這場「論爭」，我曾給出了兩個判斷，必然性的判斷乃是「變奏說」與「壓倒說」，無疑都是來自李澤厚，舒衡哲所論的則是「啟蒙與救國」之關聯。關鍵是我給出的那個或然性判斷——「非常可能的是，這個說法本來在李澤厚和舒衡哲的內心都是一個『模糊的共識』，在他們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見面的時候，啟蒙與救亡的說法被相互激發了出來。」如今根據史實，應該說這個判斷（「相互激發了出來」）並不準確，不能成立。因如前所述，李這一思想早已成熟並公開發表。的確，舒衡哲發表於1984年海外期刊《理論與社會》上的《長城的詛咒：現代中國的啟蒙問題》一文，在1985年12月16日送給了李澤厚看，但是並不能由此認定李澤厚受其影響。假定李真是借鑒或抄襲了別人，又何必將對自己不利的材料送與我呢？而且12月看了，馬上就能寫成和交出那麼大一篇文章……所有這些，於情於理，都說不通。事實是李看舒文時，自己的文章早已寫就並已交出，這是有材料可查證的。所以我那篇文章的時間考證是錯誤的。

涉及這個所謂「發明權」，最早幾位似是王若水、林毓生、杜維明諸先生，王提及舒衡哲信件，但未引用信件原文，也未作任何具體說明，林、杜並未提發明權問題，只排列了名次，但未註明任何出處，大概是依據舒書和李文的發表時日？林甚至未提舒衡哲姓名。據李澤厚說，舒衡哲和她的北京好友與李後來仍有多次聯繫，但從未向他提過此事。雷頤先生當年也曾追問我為何不標明出處。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確是道聽途說，憑空推測，沒仔細查索，犯了考證的大忌，是個學術規範問題。我應予檢討，並向讀者和李澤厚先生、舒衡哲先生致歉。

重溫的價值

遙想當年，「救亡壓倒啟蒙」說提出時，反傳統在青年學生中影響巨大，一時成為思想主流，但至今仍被誤解多多。所以，如今重溫李澤厚先生《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的價值就在於：

首先，李文所論「救亡壓倒啟蒙」實為一種歷史描述，而非價值判斷，但許多論者更多視之為一種價值判斷。

其次，五四並不是（很多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救亡壓倒啟蒙」，啟蒙與救亡在五四時期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此後啟蒙才被救亡所壓倒。李文第一節內容和標題便是「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

再次，李文延續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之分，認定「啟蒙性」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便與「救亡性」反帝政治運動合流了，這就不同於也優越於所謂「大五四」與「小五四」的新近提法。

第四，李文從「救亡—戰爭—革命」現實角度，闡明了後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動因，亦可參見李澤厚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版）。

最後，李文從社會體制結構與文化心理結構來論證「轉換性創造」，這種以儒家為主體的返本開新才是指向中國現實及其未來的。

2015年，有學者在《重論「大五四」的主調，及其何以被「壓倒」》一文中認為壓倒啟蒙的並非救亡，應為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其中的內在邏輯應該是：一面是「小五四——愛國進步——民族主義」，另一面是「大五四——科學民主——自由主義」。儘管內在進行了概念偷換，又或者只是其一家之言，但實際上，在當時的環境下，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不還是救亡壓倒啟蒙嗎？現如今，救亡圖存業已遠去，然而，啟蒙之事業未競，它仍是國人所直面的真實歷史境遇也！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7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