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

天下 09-30

比較文學

長久以來，象牙塔式的學術研究與實踐之間的脫節飽受詬病。對此，學界不斷進行反思。前不久，在河南大學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二屆年會上，上海外國語大學宋炳輝教授發言指出，對比較文學人文使命的思考，顯然不能限於學科內涵式理解，而要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歷史經驗敞開。

全文大約3400字，閱讀時長約為9分鐘。

報紙原文：《比較文學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

作者：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宋炳輝

以語言、文化、國族、學科等跨越性研究為宗旨的比較文學，從其萌生期開始就始終面臨著差異與普世、多元與整體的形上命題的挑戰。克服差異、尋找相似、發現類同，乃至提升普世性，從來就是這個學科最基本的運思邏輯。正是在這一跨越差異、尋求認同的過程中，比較文學承擔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根本關聯的人文學術的使命。但對比較文學人文使命的思考，顯然不能限於學科內涵式理解，而應從它的演化歷史和當下態勢中，不斷重新發現它在不同階段、不同文化歷史時空中所呈現和蘊含的「觀察時間窗口」，從而使這種理解向未來的可能性敞開，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歷史經驗敞開。

比較文學遭遇焦點性悖論

作為自歐洲萌生髮展，中經歐洲與北美的互動激蕩而擴散至亞洲、拉美等地區，終於成為國際性人文學科的比較文學，在並不久遠的學科歷史中所發生的、來自學科內外的、從不間斷的有關「學科危機」乃至「死亡」的質疑，正是這一學科在跨文化流轉中不斷經受挑戰的過程。這種持續的質疑與挑戰不是同義反覆，每次挑戰都是比較文學及相關學科譜系重新調整的反映。

最近一次具有國際影響的「質疑」，當以世紀之交的蘇珊·巴斯奈特為代表，她直截了當地指出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政治意識形態性質，揭示了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都曾是該學科表現形態的事實。巴斯奈特在1993年和2006年的兩次不同的反思中至少堅持了兩點：一是肯定了歐洲之外比較文學的發展；二是認為比較文學危機的癥結在於對研究範圍、對象的過分規定性，將明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論作為研究的人為規範，從而束縛了學科發展。對此，中國學界也作出了積極回應，無論比較文學第三階段論、中國學派說的認同度和影響力如何，都是這一國際比較文學整體格局轉變的產物。但是，如果簡單地接過巴斯奈特對東方比較文學的肯定而直接為本土學術張目，其情雖可原，其學術意義卻有限，也遮蔽了巴斯奈特問題所蘊涵的真正意義。

問題的關鍵，仍需回到比較文學與生俱來的差異與普世的形而上命題上。而對中國比較文學或人文學術而言，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焦點性悖論：如何在文化政治意義上反對、抵抗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不陷於新的民族文化狹隘性？進而，如何在人文學術理路與範式的變革上，既反對美國學派的「非歷史主義與形式主義」式抽象的普適性追求，又避免一盤散沙式的文化相對主義，使人類文化歸於無可溝通的失序狀態？

面對這個悖論，民族文學的傳統與經驗是一把雙刃劍。民族性之劍越是不假思索地出鞘，便越容易使自己受傷，越容易走向原本出發點的反面。但要命的是：比較文學的中外歷史恰恰表明，民族性和民族文學的資源是我們無可迴避、又不得不藉助的人文資源。我想，這才是「巴斯奈特質疑」的核心所在，也是所謂後歐洲時代比較文學的宿命。而如何從這一宿命中尋找出路，當然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當代使命。

在世界人文學術整體中反思

問題是系統性的，對問題的應對也需要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人從各自視域提供不同的思考。對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基礎領域的中外文學關係研究而言，我們有責任從傳統及其現代轉型的發生演變中，思考比較文學的當代發展和人文學術的使命，也更應努力將中國文學學術的歷史經驗，置於世界人文學術整體中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應當包含對中國漫長而持續的古典傳統和全方位融入外部世界的現代傳統這兩部分重要內容。套用一句俗語，它是一個大故事，裡面套著兩個前後相續的「小」故事。前一個故事漫長，主角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弦歌不斷的文化體，具有強勁的延續性和廣譜的兼容性；後者因為有之前的漫長故事作為背景，劇情本身就呈現為重大轉折，同時又在現代化後發國家或者非歐美國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的故事不長（不到兩百年），但劇情跌宕，引人注目。要在跨文化的文學學術中講好這個「中國故事」，就需要同時講好這兩個故事，而中國近代的重大歷史轉型，仍然是往前、往後講好這兩個故事的有效的切入點。這個轉折點故事需要講什麼？必須講清楚的關節點有哪些呢？

研究表明，與一般意義上的跨文化文學關係相比，近代以來的中外文學關係史有著特定的內涵和性質。它是中國文化與文學系統經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並得以再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這種歷史限定性至少包括：近代以來中國的弱勢文化地位及世界文學視域；從古代的文化中國視域跌落為弱勢文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情感方式、思維方式、觀察視角的轉變；中國文化主體與西方之間的亦師亦敵關係的情理糾葛；當然也包括新世紀前後由弱轉強趨勢下的另一向度的反撥，它的種種文化蘊涵都有待清理與批判。因此，中外文學關係不僅是一種邏輯性的存在，更是一種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既是對中國文學近現代進程的歷史境遇的體察，同時也包含了研究者主體文化立場的自我審視，包含了對其研究如何匯入當代中國文學、文化的世界化進程的主體意識，包含了如何在近三百年來的現代世界文學主流經驗之外，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學為世界文學的多元共生，及其所體現、包孕的可能性的發掘與闡釋，當然也包含了如何展開這一領域研究的方法論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在民族（區域）文化的敘事中展開世界文學的意義闡釋，既是比較文學作為人文學術意義在當下的有效體現，同時也是中國比較文學在實踐中走出「求同」與「顯異」的邏輯悖論，尤其是以辯證、歷史的態度認識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從而走出文化學術中的普世論困境的契機所在。

走出悖論迷宮的「時間窗口」

這種「普世論」及其邏輯在中國比較文學學術中的表現，就是所謂「尋找中西文學共同規律」或揭示「中外共同詩學」。這一思路的本質首先是以邏輯確定性來博弈生活可能性，它顯然與多元文化的無限可能性、與文學作為藝術的多樣可能性相悖。它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不同文明系統下的文學與文化，恰恰是一種歷史性、創造性的存在。其次，這一思路同樣隱含了哈貝馬斯式的對話理論在跨文化實踐中的盲點，即企圖以平等、真誠的對話倫理替代不同文化溝通對話的意願和價值取向，以為只要總結或者發現出某種共同規律，只要這種共同規律被雙方或多方知曉，對話與溝通就可以達成，世界文學的融通也因此一勞永逸。其實，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國族和語言的文化創造之間，從相互了解到價值認同，尚有一片巨大的開闊地。既有的比較文學學科史伴隨著一連串的文化跨越，簡直就是一部世界歷史，其未來發展同樣蘊涵著多樣的可能性。許多弱勢、邊緣性國族的歷史、文化與文學還遠沒有進行充分的跨文化傳播與闡釋，而這些有待展開的傳播與闡釋進程，究竟能為世界文學實踐提供怎樣的資源和契機，它的充滿變數的可能性，只有在歷史展開的進程中才可能呈現，這正是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人文學術之述行功能發揮影響力的場所。

作為一種廣義歷史敘事的人文學術，必須以存在發生論而不是先驗規定性作為基本的哲學立足點，它應該與人類生命和歷史相一致，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落實到跨文化人文學術中，既有的、已被主流文化話語認可的所謂「規律」，應該不斷回到差異性的文化歷史中加以檢驗，而不是成為闡釋、創造多元文化的規範。具體到中國人文學術，是讓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歷史性展開趨向於既有的「規律」或「共同詩學」，為這些「規律」尋找異文化的例證，還是將這種歷史性的展開視為創造性的存在？是演繹性的邏輯論證，還是不斷在差異及其歷史性敘事中進行開放式的考辯與闡釋？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國比較文學只有面向實踐的多元可能性，往前往後「講好自己的故事」，把世界進程中的民族差異性故事，講出（闡釋出）普遍性的意涵來，才有可能對沖、修正和補充既有的普遍性故事模式。同樣，世界文學並非一種既有的、客觀的存在，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與文學的溝通、融匯與對話中不斷建構和變化的存在，是關於人類文學的價值與審美的認同實踐，是一種「變在的存在」（趙汀陽《第一支點哲學》）。在這個意義上，動態關係視角和變在存在論立場，既是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本質屬性，是世界文學譜系生生不息的存在方式，又是比較文學作為人文學科的方法論屬性的體現；它既包含了對西方主流話語的反叛與修正的可能，也是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當代人文學術走出文化價值與學術範式悖論迷宮的出口。這個出口在生生不息的變幻中時隱時現，需要文學創作者、文學研究者去發現、把握有利於觀察與分析的「時間窗口」，展開存在論的闡釋，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大變局、六十年來的國族獨立史、三十年來的全面開放實踐，都是出現這一「時間窗口」的有利的歷史背景條件。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7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