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鏡頭裡的38年變遷
38年間，高源拍了六十多萬張照片，從一個小夥子，變成了頭髮花白的中年人。照片里永遠不變的天安門，其實也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廣場的欄杆顏色變了，地磚的材質變了，華表的位置也變了。
作者楊磊
編輯王珊珊
每一個走過天安門的人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但他們與天安門共同擁有的那個故事，被攝影師高源記錄下來。
灰色馬甲、橘紅色褲子、頭上一頂鴨舌帽，身背一台數碼相機，身高超過一米八的高源戴著墨鏡，站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環視四周。55歲的他是北京西城照相館的照相師傅，從1979年開始，就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杆西側的一個攤位上，為遊客照相。
38年間，高源拍了六十多萬張照片，從一個小夥子，變成了頭髮花白的中年人。照片里永遠不變的天安門，其實也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廣場的欄杆顏色變了，地磚的材質變了，華表的位置也變了。而那些站在廣場上的人們，衣服不再只有「綠白灰」，拍照的姿勢也不再只是呆板地站在一個地方了。
這些由瞬間彙集成的歷史畫面，被高源一一定格。
霧霾中的天安門照相師傅們
「不照，我剛下火車，還沒有洗臉，沒換衣服」
1979年10月，17歲的高源高中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區服務公司成立的「南長街天安門照相服務部」，負責給遊客拍照。照相館不到30人，他是裡面最年輕的。
那時的天安門南側還有一片松樹，廣場上沒有柵欄，「像個小花園似的」。長安街上，幾輛機動車點綴在寬闊的馬路上，國旗和天安門城樓中間是一條寬闊的人行道，車少，基本沒有什麼交通事故。那時，全北京的機動車僅有8.9萬輛，公交車是北京城裡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廣場的地面鋪的是水泥磚，縫隙很大，長著雜草，從城樓向下俯視廣場，就像圍棋一般，一塊一塊的正方格子。」高源回憶。
在廣場國旗杆西側的一個攤位，高源跟著老師傅學起拍照。當時的照相館屬於國營，照相師干兩天歇一天，從升旗開始上班，降旗之後下班，有室外補助，工資按照技術等級發放。
因為是固定工資，遲到早退的現象很常見，但來拍照的人流量很大，照相館的收益十分好。
彼時，前來照相的人依舊身著傳統的「綠白灰」——軍人是綠色軍裝，國家工作人員一身灰色中山裝，農民則穿著白色汗衫。
一張照片4毛錢，遊客排成50米長的兩列隊伍等候，「當時，人家來北京天安門，不光家裡囑咐、同事街坊也囑咐一定要到天安門照張相。」立等可取的寶麗來照片6毛錢一張，因為價格略貴，只排了一列隊伍。
和天安門合影還有嚴格規定：顧客的腦袋不能高過城樓上毛主席頭像附近的那條白線，「講究著呢」。
那時的人們也對天安門充滿敬畏。有一次，一個男人站在天安門前，看著城樓上的主席照片。
「你照相嗎？」高源走過去問。
「不照，我剛下火車，還沒有洗臉，沒換衣服。」對方說。
高源理解他的心情，「那個時候的人不是我隨意照張相，跟現在旅遊似的，現在高樓大廈也多了，看到天安門也不覺得宏偉了。我小時候一直覺得太陽是從天安門升起的。當時畫的畫都是天安門後面一個紅太陽。」
每年，全國兩會代表來北京開會，報社都會招呼高源和其他攝影師傅到天安門為代表和領導拍照。因為照相機老舊，容易把照片拍花。照相館一般會準備兩台照相機，拍兩次，確保照片不出錯。
不要出錯，是當時最重要的一條行事準則。高源記得，有位地方官員曾請他到故宮內拍照，高源爽快地答應，拍了三卷膠捲，回去後本想跟領導邀功，結果被訓了一頓：「寧可不拍，也不要出錯。」
後來，再遇到要給領導拍照這樣的政治任務，年輕的高源想了個變通的辦法，「我給你介紹個手藝好的老師傅」，然後把他們熱情地介紹到旁邊中國照相館的攤位。「反正中國照相館大，如果出了錯他們先頂著。」
中國照相館的師傅笑著罵他：「這小子真夠壞的！」
「那個時候，膠捲都洗不過來」
1980年，彩色沖印技術引進中國。長春一家照相館從日本買了沖洗彩色照片的設備，洗一張彩色照片6毛錢。「我們每天用旅行袋裝著上百個膠捲，送到北京的列車員手中，長春那邊有人接，他們洗出來彩色照片再送到列車員手中，我們再去火車站接。」高源回憶。
原本一個星期就能寄到顧客手中的照片，因此需要花費一個月。半年之後，新華社也有了彩色設備，火車之旅才終止。後來，西城區照相館也買了5台設備，五台照相機分別坐落在天安門四個角落和中間，拍照的人群排起長龍，「那個時候，膠捲都洗不過來。」
在高源的記憶中，那時很多機關、國企職工，組團來拍照。「每到五一、十一，廣場上人山人海，照相機四周全是人，怎麼拍都是合影。」
有一年的十一假期，高源下班騎自行車回家時，還保持著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的狀態。那天，他一個人就拍了700多張照片。
因為拍照人數眾多，時間緊張，照相師傅往往把焦距定格在一個點上，顧客只要站在特定位置上不動，就能迅速拍出照片，但動作都是一個樣子，正面、全身，表情呆板。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前來天安門拍照的人不再只有「綠白灰」，大哥大、BB機開始出現在廣場上。北京的機動車輛已經超過了50萬輛，「黃色面的」開始滿布北京。
隨著物價上漲，照片的價格變成了10元一組，一組4張。天安門前的照相館已經不再是國企的天下，各種私營照相館在此尋找生意，拍照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
明星偶爾會出現，張國榮、趙薇等人都曾在天安門前留影。「我給成龍、周潤發拍過照片，那個時候可不像現在，一個明星一群人保護著，進不到跟前。」高源說。
和明星一起來的還有沙塵暴。「那個時候，一年5、6次沙塵暴，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戴口罩顯得嬌氣，每次拍完照回到家能洗出半盆沙子。」即使沙塵暴來臨，也會有人到天安門遊玩、拍照，高源必須在那裡守著。
和天安門相伴38年，高源也在留意著它的變化。
讓他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5月舉行的劉少奇追悼會，「之前就沒見過那麼多車，當時整個廣場都成停車場了。」
此後，他在天安門前見證了諸多重要的歷史時刻。申奧成功後，大學生們來和電子倒計時器合影。2002年中國足球踢進世界盃的那個夜晚，一大群激動的球迷跑到天安門廣場，要求升國旗。
每年9月初，天安門都要粉刷一次，「以前都是搭木頭架子，用滾子刷，一次要用一個月左右，現在都是鋼架子，漆也用噴的，半個月就能完事。」
1999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天安門廣場地磚進行整體鋪裝改造，往日的圍棋水泥磚早已不見蹤影，變成了大理石。隨後，廣場周圍的柵欄，也逐漸由銀白色變為如今的金黃色。
2017年4月，一位來自南方農村的男人，為了在天安門前合照，專程從老家帶了一套蓑衣穿著照相。
「只要顧客滿意，想怎麼照就怎麼照」
2003年之後，西城照相館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高源和其他職工成為西城區照相館的股東。
「每個月向照相館交一定的錢，之後掙的錢都是自己的。改革之後，職工幾乎沒有遲到早退的了。」
但是隨著手機的普及，照相館的生意逐年減少，高源現在一天能拍三四十張。「我們最早的時候有6個攤位，現在壓縮到一個。但是每個人拍照的質量卻提高了，他會拍10元一張的照片，一次拍很多張。」
對於很多人來說，天安門依然具有特殊意義。
一位來自南方農村的老人，為了到天安門前拍合影，專程從老家帶了一套蓑衣。
一對來自雲南的老夫妻，拿著老式的結婚證，讓天安門見證他們長達五十年的愛情。
一個小女孩，來北京參加比賽得了獎，穿著紗裙，捧著紅色獎狀在天安門前留影。
一個整天徘徊在天安門附近的流浪漢，有一天突然推著自行車，要跟天安門拍照，兩張照片一共20元，流浪漢只有不到8元，錢很臟，還都是硬幣。高源並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拍、拍完照片給誰看。第二年，流浪漢又來了，還是拍了兩張，這一次，高源沒有收錢。
還有很多從前不可能出現的拍照姿勢和服裝：一個男生戴著馬頭，兩個女孩穿著古裝，一個小男孩擺出了街舞中的「地板動作」的動作……社會的寬容度越來越高了，「只要顧客滿意，想怎麼照就怎麼照。」高源說。
如今，他已是照相館裡年齡最大、工作時間最長的在職人員。
這些年，高源手裡擁有數千餘張遊客的天安門留念照，由於地址寫錯無法寄到、著急跟旅行團走等原因，一直無人領取。高源曾通過微博，媒體尋找過照片的主人，但只有不到10人回應。最終，他決定把這些年積攢的幾萬張照片與遊客遺失的數千張照片，全部捐贈給天安門主題博物館。「放到我這裡也沒有用，不如放到博物館，讓大家能夠體會到照片的價值。」
9月27日晚，為迎接國慶68周年的到來，天安門城樓更換毛主席畫像。十九大臨近，廣場上的照相師都帶上了紅色袖標，成為治安志願者。盯著畫像，高源一臉平靜：「每年十一之前都會換一次，最近幾年的畫和之前的不一樣，我們看以前的看慣了，現在看這幅有些不習慣，但是看著看著也就習慣了。」
一對新婚夫婦在天安門拍婚紗照
一對來自雲南的老夫妻，他們為了紀念自己50年的婚姻，拿著老式的結婚證明，讓天安門見證了他們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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