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為何能長盛不衰？

從根本上講，領導人和所領導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造就的關係。像阿根廷這樣崇尚激情的國家，自然就會產生庇隆和克里斯蒂娜這樣的總統；德國人嚴謹務實、略帶刻板的性格，則成就了默克爾的長盛不衰。（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9月28日《南方周末》）

環顧世界，政治領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個普遍現象，和民眾的蜜月往往只存在於選舉結束後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就難以為繼，迅速變得不受待見。默克爾能打破這一魔咒，在連續執政12年之後，開啟第四個任期，長享民眾的信任和託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2017年9月25日，德國大選結束，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獲得了32.5%的選票，保住了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儘管未來要進行艱難的組閣談判，但默克爾第三次連任德國總理已成定局。

環顧世界，政治領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個普遍現象，和民眾的蜜月往往只存在於選舉結束後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就難以為繼，迅速變得不受待見：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4個月，支持率就下滑到40%，57%的人不滿意他的表現。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奧巴馬、穆爾西等近年來當選的幾乎所有領導人身上。

默克爾能打破這一魔咒，長享民眾的信任和託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德國經濟一枝獨秀

為了提升德國的競爭力，默克爾的前任施羅德政府提出了「2010議程」，進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默克爾上台後延續和採納了不少施羅德當年的措施，德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軌道。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陷入持續的動蕩，經濟高速增長、人人都能受惠的樂觀主義時代一去不復返。

美國自2000年以來房地產和虛擬經濟的高速發展，對製造業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導致了「鐵鏽地帶」的產生，而在那裡生活的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失業白人男性，正是把特朗普送進白宮的重要力量。英國脫歐的發生，也同樣離不開經濟的誘因，脫歐就不用再給歐盟交「份子錢」，這筆錢可以投入英國的醫療保健系統，脫歐派就靠著這套並不嚴謹的說辭征服了很多人的心。2017年4月的大選，法國傳統建制勢力之所以一蹶不振，也和法國經濟持續多年的低迷和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有關。而經濟狀況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民眾抱著極高的期望值選擇了領導人，一年半載看不到實效，民意的反彈就是必然。

而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完全不存在類似的現象。多年來，德國製造業始終保持領先地位，佔GDP近1/3；失業浪潮席捲世界，歐洲一些國家接近一半青年失業，隱藏著重重社會危機，德國的失業率卻處在近百年以來的最低點，默克爾2005年剛上台時德國失業人數高達500萬，現在只有250萬。2016年，德國GDP增速達1.9%，創5年來新高；出口總額為1.21萬億歐元，貿易順差2529億歐元，創歷史紀錄；政府財政在連續3年收支平衡之後，實現盈餘237億歐元。而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7年8月公布的數據，2017年上半年德國財政盈餘達183億歐元，再創歷史新高。失業率從最高峰時期的10%降至5.7%左右，基本達到了人人就業。

曾幾何時，德國也是一個被福利制度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歐洲病人」，與希臘等國後來的狀況頗為相似。為了提升德國的競爭力，默克爾的前任施羅德政府提出了「2010議程」，進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包括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時間從32個月減少到12-18個月；養老金的津貼標準在稅前工資中所佔的比重從48%降低到了40%；養老金繳費的比例從19.5%上調為22%；退休年齡提高到67歲；參加醫療保險的職工除了繳納保險金以外，就診、領取藥物和住院還需要額外付錢。推行這些不得人心的改革措施的代價，是施羅德在2005年大選時以一個百分點的差距輸給了默克爾，黯然下台。

默克爾擔任反對黨領袖時對這些措施大加鞭撻，並利用民眾的不滿擊敗了施羅德。但她上台後延續和採納了不少施羅德當年的措施，德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軌道。默克爾後來也承認是沾了施羅德政策的光。可以說，德國經濟表現不俗是默克爾民望歷久不衰的一個基礎因素。

德國和默克爾是天作之合

不管默克爾和舒爾茨如何努力，他們也無法讓氣氛火熱起來，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不是一條意識形態鴻溝，而只是一條小溪。這樣不溫不火的對抗局面，自然也不需要鋒芒畢露、「能打得」的領袖人物，像默克爾這樣不善言辭但能解決問題的「大嬸」，對德國來說剛剛好。

從根本上講，領導人和所領導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實際上是一種互相造就的關係。像阿根廷這樣崇尚激情的國家，自然就會產生庇隆和克里斯蒂娜這樣的總統；德國人嚴謹務實、略帶刻板的性格，則成就了默克爾的長盛不衰。

從1871年德國統一到二戰結束的短短七十多年裡，德國政治文化以普魯士專制主義為核心，產生了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多個世界知名的魅力型領袖人物，而民眾也認為紀律、責任和服從比自由、個性、反抗更有價值，這就產生了漢娜·阿倫特筆下「平庸的惡」，狂妄自大的領袖和盲目服從的民眾一起，在二戰中實施了難以想像的暴行，最終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

二戰後，在徹底清算納粹暴行的過程中，東德和西德以不同的方式對原有的政治文化進行了批判和改造，以權利、批判、個性來取代義務、紀律和服從，力求在人們心中樹立自由獨立高於一切的意識。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所說的：「比經濟奇蹟甚至更令人驚奇的，恐怕是西德在短短的30年間就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民主政治文化」。在這種新型政治文化下，德國已經很難產生鶴立雞群、一呼百應的政治領袖。德國戰後的8位總理，雖然個個勵精圖治，但在個性上都偏向低調。和德國足球一樣，德國的政治領導力來自均衡、協調與合作，而不是一個超凡脫俗的明星。以這一標準來衡量的話，由默克爾來領導德國那是再合適不過了。

而且，為了避免魏瑪共和國時期小黨林立、劍拔弩張的局面重演，德國憲法規定在全國得票超過5%的政黨才能進入聯盟議院，並且嚴格限制議會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政府與議會發生矛盾時，最終往往不是政府被改組，而是議會被解散。因此，戰後德國歷屆政府都保持了相當高的穩定性，總理的任期普遍都比較長，只要當選至少能任滿一屆，例如康拉德·阿登納擔任聯邦總理13年，赫爾穆特·施密特將近9年，赫爾穆特·科爾16年，格哈特·施羅德7年，只在1982年發生過一起聯盟黨聯合自由民主黨對施密特政府提出「建設性不信任投票」而導致社會民主黨政府垮台的事件。

另外，德國戰後的主要政黨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和綠黨，價值理念各有側重，但都無法在政見上獨樹一幟，與其他政黨切割得一清二楚，再加上1960年代後德國政壇分化組合明顯，沒有哪個黨能佔據絕對多數，必須和其他黨組建聯合政府，四大黨之間因此既是政敵又是搭檔，既是夥伴又是對手；今天互掐，明天就可能攜手。這樣一來，各政黨之間的關係不是你死我活的對立關係，而更多是合縱連橫的關係，沒有可能出現像其他國家那樣政黨之間壁壘分明、勢同水火的狀況。正如《金融時報》在此次大選前所分析的：不管默克爾和舒爾茨如何努力，他們也無法讓氣氛火熱起來，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不是一條意識形態鴻溝，而只是一條小溪。這樣不溫不火的對抗局面，自然也不需要鋒芒畢露、「能打得」的領袖人物，像默克爾這樣不善言辭但能解決問題的「大嬸」，對德國來說剛剛好。

而且默克爾很真實，她不穿名牌衣服，生活簡樸，沒有不切實際的所謂人設，所見即所得，除了某一次穿著低胸禮服亮相歌劇院聽瓦格納歌劇之外，她從來沒有給人帶來驚喜，也不會規劃激動人心的藍圖，說什麼「Yes，We Can」之類的話，這些都讓德國人感到放心。

可以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社交媒體時代，默克爾樹立了領導力的另一種典範。她會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順便到超市購買青椒、圓白菜等食品。2007年在中國訪問時，她也謝絕了工作人員的服務，堅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並自己動手切法式長棍麵包。這些貼近日常生活的個人作風，讓人覺得她是人民的一分子，是明白民間疾苦的。

折中調和，而不是分化對立

默克爾的立場雖然多變，但是瞧准了才實施的，每次變化的時間點都是在民意升騰到最高點之後，反對派還來不及利用她此前的立場來大做文章，默克爾已經迅速騰挪到主流民意一邊，讓反對者有苦難言，因為你此時質疑她，就等於和民意作對。

讓默克爾養成了謹言慎行的習慣，有很好的控制情緒的能力，加上她所接受的物理學訓練，造就了默克爾獨特的行事方式：先全面系統地了解事情的面貌，形成自己的看法，但不盲目表態，等各方充分表態後，仔細掂量自己的觀點和對手的觀點，拖到最後一分鐘做結論，而且小心翼翼地用低調、冷靜、中性的語言進行闡述。於是，媒體找不到一個標題可以斷章取義她的觀點，她也就不會成為問題的焦點。這樣一來，雖然她沒法像特朗普那樣享受到大量的免費宣傳資源，卻也避免了言多必失的麻煩。

在具體政策上，默克爾善於吸納不同政治力量的主張，兼容並蓄，擯棄意識形態，以實用為先，民眾歡迎什麼就支持什麼。作為前環境部長，她曾因全球變暖而大力提倡核能，但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她許諾在2022年前關閉國內所有的核電反應堆，全面轉向綠色可再生能源，而這本是綠黨多年來的主張；她曾堅定反對全國最低工資制，但2013年最低工資被寫進了執政黨基民盟的競選綱領裡面；她取消了義務兵役制，這是自由民主黨的目標；她提高育兒補助，這是社民黨的承諾。德國《明鏡》認為，近年來默克爾已經帶著原本偏右的執政聯盟黨實現了向左的轉變。

在難民問題上，默克爾也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立場。2015年年中難民危機剛剛爆發時，默克爾在一檔名為《德國好生活》的電視節目中，面對巴勒斯坦難民少女雷姆可能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哭訴，還鐵著心腸說「有時候政治很殘酷」，「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的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德國吧，非洲國家的人都可以來德國』，那我們就根本應付不過來了」。但兩個月後，當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艾蘭伏屍海灘的照片上了歐洲媒體的頭條時，輿論一夜之間發生了反轉，默克爾一夜之間同意打開國門無限制接收難民。而隨著2016年新年難民性侵事件和隨後多起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特別是2016年9月基民盟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慘敗後，默克爾的立場又變得保守起來。雖然她沒有明說要減少接收難民，但開始對難民進行甄別，強行遣返「不合格的難民」，再加上到德國必經的馬其頓、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三國協作關閉了「巴爾幹通道」，進入德國的難民開始大大減少。

默克爾的立場雖然多變，但是瞧准了才實施的，每次變化的時間點都是在民意升騰到最高點之後，反對派還來不及利用她此前的立場來大做文章，默克爾已經迅速騰挪到主流民意一邊，讓反對者有苦難言，因為你此時質疑她，就等於和民意作對。

身處那樣的高位，默克爾能置個人的面子於不顧，從善如流，輾轉騰挪，敬畏民意，在今天這個以出位和極端為榮、通過分化民眾來達到個人目的的世界上，其實更為不易。同為科學家和女性領導人，如果說撒切爾夫人在30年前那個莫衷一是的年代裡詮釋了以擇善固執為核心的領導力的話，默克爾則在今天這個分化和對抗的年代裡，展示了包容、妥協、折中調和的價值。兩種做法都是在逆潮流而動，這也正是她們的與眾不同之處。而所謂的領導力，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式，因需而變、不隨波逐流，才是其中的真義。

難民危機和德國的未來

未來幾年，歐洲對德國領導作用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默克爾需要思考和抉擇的是，德國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有效地運用和發揮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軟實力？如果如她在特朗普訪歐時所說「歐洲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話，又該做些什麼？

但畢竟，8000萬人的德國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一下子吸納了150萬的難民，這些人短期里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威脅了社會治安，而長遠看，他們能否融合進德國社會，又會對德國的國家特性和主流文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殊難預料。這是有13%的人在此次大選中投票給極右翼的德國新選擇黨的主要原因，這意味著告別了希特勒七十多年後，極右翼第一次在德國政壇登堂入室。這是對默克爾的重要警示。

然而，德國能像匈牙利那樣一直拒絕接收難民嗎？恐怕不能。德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歷史很短暫，數量眾多、互不統屬的德意志小邦，在1871年才在俾斯麥的鐵血手腕下得以統一，開始崛起。而此時，全世界的殖民地已經被瓜分完畢，德國不得不虎口拔牙，和英法一爭高下，去搶奪「陽光下的地盤」。但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均一敗塗地，不只在軍事上被徹底擊敗，失去了1/3的國土，而且戰後納粹暴行被揭露，德國人在道義上和文明上的優越感喪失殆盡。終於，德國成熟了，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不去追求「德國的歐洲」，而是安心推進「歐洲的德國」，從而得到了受害國家的諒解和支持。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德國完成了經濟的復甦，國際地位穩步提升。到了默克爾任內，德國各方面的情況和國際地位都達到了歷史新高點。歐洲債務危機明確了德國在歐洲一言九鼎的話事地位，難民危機則為德國的未來積累了寶貴的道義力量。

在美國放棄國際責任、只著眼於自身狹隘利益的時刻，德國顧全大局的大氣之舉，全世界人民都看在眼裡，這對德國和默克爾道義形象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國際舞台上，大國和小國的行事邏輯是截然不同的，小國騰挪空間小，必然錙銖必較；大國或有心做大國的國家，則必須受得了委屈，吃得了虧，事事從大處著手，這樣別人才能服你。

未來幾年，歐洲對德國領導作用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默克爾需要思考和抉擇的是，德國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有效地運用和發揮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軟實力？如果如她在特朗普訪歐時所說「歐洲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話，又該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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