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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亓︱蠡測王翚與禹之鼎的交遊

原標題:汪亓︱蠡測王翚與禹之鼎的交遊

康熙三十年(1691),王翚 (1632-1717,字石谷,號耕煙散人、劍門樵客、烏目山人、清暉老人等,江蘇常熟人。畫有家學,先後師從張珂、王鑒、王時敏,得名師傳授,能融會南北諸家之長,終有大成,澤被後世)蒙詔自常熟北上京師主持繪製長篇巨制《康熙帝南巡圖》卷,前後歷經七年多之久,方返歸故鄉。

康熙二十九年 (1690)春天,居京多年的禹之鼎 (1647-1716,字尚吉,號慎齋,江蘇興化人。曾官鴻臚寺序班。尤精肖像畫,白描法、墨骨法、江南法皆有造詣,筆下人物形神兼備,深得時人讚譽。亦善山水、花鳥,非尋常畫家可及)追隨對其提攜有加的徐乾學南下,六年之間安居洞庭東山,參與編纂《一統志》,回京時已是三十五年(1696)。

由此看來,兩人同在京師大約有兩年左右。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兩人絕非互不相識,毫無往來,恰恰反之,不但交遊圈具有較多的重合,而且一起繪製過不少幅作品,形成了由禹之鼎圖寫肖像、王翚補景的創作模式,堪稱當時齊聚京師的文士們的理想典範。

關於王翚與禹之鼎的交往,筆者曾在撰文探討禹氏山水畫時,談及石谷在繪畫觀念與畫法上對慎齋的影響 (拙文:《淺述禹之鼎的山水畫創作——從〈石渠寶笈〉著錄的兩件山水畫軸談起》,《中國美術》2017年第3期,第91-92頁)。在此基礎上,如今再於兩人交遊圈、合作繪事、社交方式等方面稍加補充。

關於王、禹的交往,不妨先從常熟博物館藏禹之鼎繪《石谷先生還山圖》上題詩眾人談起。

此卷展開,可以見到陳元龍、王士禛、王掞、姜宸英、張英、查昇、王鴻緒、韓菼、張遠、侯開國、歸煥、殷譽慶、王丹林、許徹、張尚瑗、魏為圻、黃玢、曾倬、高丕蹇的十九人題詩。石谷請人在這一有紀念意義的畫卷題詩,邀請對象自然俱是其平日彼此熟識之士。慎齋與其中的幾位名宦、文人不乏往來,這從他繪製的行樂圖便可窺知一二。

如他曾先後為王士禛繪十二幅肖像( 拙文:《論禹之鼎為王士禛繪製多幅肖像的原因》,《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第132-146頁),與王翚合作為王掞繪《聽泉圖》卷 (南京博物院藏),為姜宸英等繪《徐元文、姜宸英、朱彝尊三公像》卷 (廣東省博物館藏),為查昇繪《寫經圖》冊頁 (南京大學藏),為韓菼繪《松溪洗研圖》 [宋犖:《西陂類稿》卷十二《廬山詩述鹿軒詩·題韓慕廬閣學松溪洗研圖(原註:禹尚基筆)》,《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3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頁],為王丹林繪《十三本梅花書屋圖》。餘下之人,見過慎齋繪畫者頗多,他們的題詩中即可覓得痕迹。如張英曾為禹之鼎《江村圖》《喬崇烈餉烏圖》題詩 (張英:《存誠堂詩集》卷二十一《題禹尚基江村圖》,張英:《篤素堂詩集》卷二《題喬無功孝廉餉烏圖二首》,《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5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分見第207、541頁),王鴻緒為《史申義春泉洗葯圖》卷(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題詩,張遠為《王煐風木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題詩,殷譽慶為《喬崇修溪邊獨立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題詩,張尚瑗為《王士禛放鷳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題詩。

禹之鼎《石谷先生還山圖》卷,常熟博物館藏

禹之鼎《徐元文、姜宸英、朱彝尊三公像》卷,廣東省博物館藏

禹之鼎《喬崇修溪邊獨立圖》卷及殷譽慶題詩,故宮博物院藏

當然,王、禹在交疊的交遊圈內,有泛泛之交,也有過從甚密的友人。在此,僅以曹三才為例,略作陳述。

曹三才,字希文,號廉讓,浙江海鹽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舉人,工書法,擅篆刻,與査慎行、查昇、顧嗣立、姜宸英等為一時之彥,其詩得到詩壇盟主王士禛的器重,著有《廉讓堂詩集》《半硯冷雲集》卷等。其自言「余於己酉 (康熙八年,1669)庚戌 (康熙九年,1670)間與香眉同研席,迄今晤語長安,閱十五月。緬懷往事,忽忽如昨。丁丑 (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夏,喜其出宰河內,屬禹慎齋仿米襄陽題壁圖寫照」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三(丁丑)《〈題香眉居士張萼山題壁圖即以贈行〉詩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7頁)云云,於此可見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其與王、禹同在京師。

對曹三才,石谷不止一次贈與佳作。康熙三十五年,希文因得石谷所贈三幅山水橫披小卷,而欣然題寫五絕三首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二(丙子)《王山人石谷為余畫橫披小卷三幅即取其意畫題三截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第321頁)。不久,石谷以山水長卷請題,希文步畫上石谷詩原韻作七絕四首相答,其中還提及石谷曾為希文繪《芝岩圖》並書長箋,各極其妙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二(丙子)《石谷以長卷索題即和韻奉贈》,《清代詩文集彙編》246冊,321頁)。希文與禹之鼎關係密切程度,應該並不輸於其與石谷。

前文提及,希文曾請禹氏為即將「出宰河內」的同學張起宗 [字亢友,一字萼山,號香眉居士等,浙江鄞縣人。清康熙三十年(1691)進士,曾知河內縣三年。工書,秀勁挺拔;善畫,山水尤佳,超逸有致。著有《高梧閣集》]「仿米襄陽題壁圖寫照」。除此之外,宴飲、雅集是康熙年間的京師文人最為常見的交往方式,希文、石谷、慎齋久在其間,都是各個文人活動的參與者。

從康熙三十六年元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人相聚兩次,石谷、慎齋皆當場通力合作圖畫,贈與希文。十九日,慎齋為希文寫照,後有石谷布景,成《山靜日長圖》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三(丁丑)《奉酬禹鴻臚尚基招飲,竟日為余寫照,王石谷補寫泉石竹木,取羅大經山居篇意,為山靜日長圖,時正月十九日,都人謂之燕九節》,《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第323頁)。二十一日,石谷、慎齋等四人在雅集上合繪《聚清圖》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三(丁丑)《正月廿一日雅集,王石谷寫松,禹尚基補竹,張石樓畫梅,方瞻亭添著色山茶一枝,為聚清圖,以贈余,漫題》,《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第324頁)。以小見大,不難想見當年文士雅集的密度與盛況。

康熙三十六年,希文擬於四月還鄉,此前請石谷繪《春明折柳圖》、費而奇繪《野店聽鶯圖》、慎齋繪《故園櫻筍圖》,合稱《送行圖》。圖成,又請京師諸友題詩,匯成一冊。夏末,希文自水路離京南返。舟行滄州,順風揚帆,希文在艙中展閱石谷在臨別之際饋贈的山水之作。圖以唐朝詩人王灣《次北固山下》中詩句「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為題,希文頗為滿意,深感石谷之誠,遂作七絕六首以為酬答 (曹三才:《半研冷雲集》卷三(丁丑)《滄州道中順風,因展王石谷送行圖,用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寫意即景,甚樂,並感其意即以十字為韻,寄酬》,《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第328-329頁)。

日後,希文將諸友題詩編為《贈行倡和詩》,作為其別集《半硯冷雲集》的附錄 (曹三才編:《贈行倡和詩》,《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6冊,第331-338頁)。如今,此冊仍存世間,已被改名為《折柳送春圖並諸家題詠》冊,可供觀者追憶古人以詩、畫酬贈友朋的雅韻文事。

值得一提的是,希文之父曹元方在南明弘光政權時期曾短暫擔任常熟縣令,頗有政聲 (汪琬:《堯峰文鈔》卷十二《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志銘》,紀昀、永瑢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1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12-314頁)。不知此事是否促進了希文、石谷二人的交往。

禹之鼎《曹三才故園櫻筍圖》冊頁 相比當時尚為布衣名士的曹三才,王士禛 [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新城(今山東桓台)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曾入值南書房,纂修《明史》。官至刑部尚書,因事革職。病逝鄉里,謚文簡。詩論創「神韻」說,影響深遠。作詩以清遠為尚,典雅含蓄,主盟詩壇數十年。素重著述,為文豐富,著有《蠶尾集》《池北偶談》《古夫於亭雜錄》《香祖筆記》等]可算顯宦,而且詩名遠播,已是文壇執牛耳者。康熙十七年 (1678)、二十四年 (1685),石谷兩次進京皆未與漁洋會面。康熙三十一年 (1692),即石谷因主持《康熙帝南巡圖》至京的次年,時任經筵講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的漁洋記:「 (石谷)辛未來京師,頗自貴重,其畫不為人作。獨欲得予一詩為贈,屢屬諸公通意於予,又特作長幅及冊子八幅相遺,其意濃至可感。」 (王士禛:《居易錄》卷十八,紀昀、永瑢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29頁)此時石谷急欲結交漁洋的心情,昭然可見。

轉年三、四月間,漁洋賦詩《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翚)》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五十四《蠶尾詩》卷二《烏目山人歌贈王石谷(翚)》,紀昀、永瑢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冊,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471頁),其中稱又得石谷贈畫十幅,或仿荊浩、李成,或摹黃公望、王蒙,或步武趙孟,不一而足。不負石谷厚望,漁洋便以長歌酬答。同年四、五月間,石谷與弟子合繪《西堂詩思圖》再次相贈,漁洋則再賦七律一首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五十四《蠶尾詩》卷二《石谷與門人合寫西堂詩思見贈題其上》,同前,471頁)。康熙三十六年,漁洋已升任戶部左侍郎,石谷仿許道寧筆意作《溪山霽雪圖》卷 (南京博物院藏)奉贈。作為交遊往來,漁洋應允即將離京的石谷之請,在《石谷先生還山圖》題詩二首,後收錄在文集之中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五十九《蠶尾續詩》卷五《題王石谷騎牛圖》《再送石谷歸常熟》,同前,533頁)。《國朝畫征錄》載「論者第其 (王翚)品,比王阮亭詩云」 (張庚:《國朝畫征錄》卷中《王翚》,張庚著,祁晨越點校:《國朝畫征錄》,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51頁),將石谷在畫壇的地位與漁洋在文壇的地位相埒,在實力相稱的前提下,兩人交遊的關係或也促進了這一觀點的形成。

禹之鼎初會王士禛的時間早於王翚,至少在康熙二十一年 (1682)七月慎齋為漁洋、徐乾學、汪懋麟、王又旦、陳廷敬繪寫《城南雅集圖》之前,身為從九品官員、鴻臚寺序班——慎齋便與從四品官員、時任國子祭酒的漁洋相識。自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 (1682-1708),慎齋為漁洋繪製肖像、行樂圖十二幅之多。儘管漁洋對慎齋為其寫照的評價是「時有利鈍」,然而這並未影響後來職在高位的刑部尚書與沉潛微官的鴻臚寺序班之間的交往 ( 拙文:《論禹之鼎為王士禛繪製多幅肖像的原因》,《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132-146頁)。

禹之鼎《城南雅集圖》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從石谷、慎齋與王漁洋的交往來看,奉贈筆端的妙墨正是諸多畫家結交在朝官員、民間賢達的一條途徑。早以與老師王時敏、王鑒並稱「江左三王」的王翚,堪稱是一位善於利用繪畫技能,交善達官名流的典範人物。其與朱彝尊、高士奇、宋犖、吳暻等人,均通過贈畫的方式發生了聯繫,文人與畫家都以詩、畫答贈,形成藝壇雅事。於此,禹之鼎有著同樣的社會交往方式,儘管被漁洋點評為「名重輦下」( 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卷六「寫真」條,王士禛著、趙伯陶點校:《古夫於亭雜錄》,中華書局,1988年,127頁),但因其名望遠遜石谷,以致或交遊範圍、或交誼深淺均不及石谷。雖然有此差別,但是可以認為,石谷與慎齋皆採用以畫求友、得己所願的處世之法,為自己開拓出一片天地。

現存《石谷先生還山圖》拓片僅十九人題詩,而《清暉贈言》內載眾人為石谷南還而送行之作遠不止此數。慎齋詩作極少見到,書中卻保留了他的五絕四首,殊為難得。

其中,第三首雲「廿年師著作,八載快相依」( 禹之鼎:《題石谷先生南還圖》,王翚《清暉贈言》卷五,《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書畫出版社,857-858頁)。「八載快相依」當是虛指石谷進京的七年多的時間,這與陳元龍題《石谷先生還山圖》詩中「八年野服侍金門」正相吻合。「廿年師著作」同樣可作虛指看待,不過稍作考察便會發現原本容易忽視的線索。

自康熙三十七年 (1698)向前倒推二十年,約是康熙十八年 (1679)左右。在此,就要談及與石谷、慎齋皆有重要關係之人——徐乾學。石谷曾於康熙十三年 (1674)赴崑山為徐氏作《摹古山水圖》冊 (常熟博物館藏),此前兩人便應熟識。同年,徐氏赴揚州拜訪友人汪懋麟,命初次會面的禹之鼎為二人與同座的姜宸英繪寫合像《三子聯句圖》 (孫枝蔚:《溉堂續集》卷五《題三子聯句圖(有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1冊,528頁;汪懋麟:《百尺梧桐閣集》卷三《徐健庵畫像記》,《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15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81頁)。康熙十四年 (1675)十一月,徐乾學、徐元文兄弟因母親過世而返鄉丁憂。康熙十八年,徐氏得贈石谷為其繪製的屏障,王時敏贊曰「巨麗之觀,橫絕今古」 [趙平:《王石谷年譜(二)》,《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7期,119頁]。此年秋間,徐氏兄弟丁憂期滿,北上京師。慎齋應是在隨行途中或之前,見到了石谷贈與徐氏的畫作,且多加摹寫,體會石谷的筆墨變化,有所增益,故有「廿年師著作」之句。

王翚《摹古山水圖冊仿趙孟漁浦丹楓圖》冊頁,常熟博物館藏

王翚自題《摹古山水圖》冊,常熟博物館藏

無論是「廿年師著作」,還是「八載快相依」,究竟慎齋從石谷畫作中受到多少啟發,學得多少繪事技巧呢?筆者曾在論述慎齋的山水畫時,通過對兩人作品的比照與分析,明確了石谷的藝術實踐擺脫南北宗畫論的束縛,側重王蒙筆墨意趣的長處,相信對慎齋的繪畫思想與技巧變化起到了引領的作用,進一步指出石谷的作品也是慎齋遠溯趙孟、王蒙等名家的津梁,這一點無論是鉤沉文獻還是對照實物,皆能得到證明 (拙文:《淺述禹之鼎的山水畫創作——從〈石渠寶笈〉著錄的兩件山水畫軸談起》,《中國美術》2017年第3期,91-93頁)。

對學習石谷的筆墨,從作品入手始終間隔了一層。禹之鼎與石谷同聚京師的數年間,於雅集酬宴之所耳聞石谷融匯南北宗之論,獲觀石谷揮毫運「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之法, 受益之大,在以後創作中方才日益顯現出來。

儘管王翚與禹之鼎切實同在京華的時間不長,然而兩人合作卻是不少。除去前述康熙三十六年元月的兩次雅聚而留下的作品外,尚有幾件慎齋繪像、石谷補圖的行樂圖性質的肖像畫,如康熙三十六年為王時敏之子王掞所作《聽泉圖》卷 (南京博物院藏)、為「簡庵先生」所作《聽松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七年所作的《濯足萬里流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為宋犖之子宋至所作《題學詩圖》卷 [朱載震:《題宋二山言學詩圖四首(原序:圖為禹尚基之鼎寫照王石谷翚補景中丞漫堂先生踞石几睇論微笑山言執卷侍坐)》,《京華集》康熙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7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80頁]。可以說,在這兩年之間,王、禹聯合的創作形式,已經成為京師的一道風景,為人矚目。

對石谷而言,這是他與楊晉、柳遇等精於肖像的畫家共同繪寫文人行樂圖中的一個巔峰階段。對慎齋而言,成為與他人合作的絕唱。形成這般境況,是因石谷精於狀寫山水、草木,卻對肖像難以落筆,所以務必要與人聯手而為,實乃不得已而為之。慎齋既擅寫照,又兼能山水、花鳥、竹石等,而且造詣不淺,故而任憑像主提出如何要求,俱可一手完成,無需他人分擔。這也是兩人各有千秋之處。康熙三十六年,王翚、禹之鼎與王原祁、唐岱、宋駿業、楊晉等二十九人曾為虞山徐蘭合繪《芝仙書屋圖》軸, 此乃合作個案 (成洪燕:《〈芝仙書屋圖〉述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5期,98-117頁),與前述王、禹的固定組合無論從繪製方式還是整體布局都大不相同,無法相提並論。

禹之鼎《簡庵聽松圖》卷,故宮博物院藏

直至晚年,慎齋仍與石谷有所往來,如其致石谷函中為寶應喬崇修求畫數件,初稱「鼎久不奉先生教益」云云,非是客套言辭,應為對客觀情況的如是記述,這也印證了前述「廿年師著作,八載快相依」的詩句。之後深望石谷「勿以應酬報之」 (王翚:《清暉閣贈貽尺牘》卷上,神州國光社,1910年),二人熟稔由其語氣便可判定。

慎齋無論人在江南、京師,身畔皆有知名畫家,然而對其繪事影響較大者極少,石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之所以出現如此情況,與慎齋的繪畫觀大有關係。筆者曾論及,「禹之鼎並不甘獨借肖像蜚聲於世,而是志在將像主置於大山大水之間,烘托意境氛圍,突出像主歸心林下、隱居悠遊的避世心態,意圖從而留得畫名,輝耀汗青。於是,禹之鼎為此臨摹名跡,不獨用功於『南宗』山水,而且廣泛從『北宗』諸家畫法里體會細膩精緻的創作技巧,甚至從同時代的巨匠畫作中竊睹堂奧,從而取得了畫兼多能、藝得殊榮的繪畫成就」 (拙文:《淺述禹之鼎的山水畫創作——從〈石渠寶笈〉著錄的兩件山水畫軸談起》,《中國美術》2017年第3期,93頁)。環顧慎齋左右,能真正做到兼能「南宗」「北宗」山水的「同時代的巨匠」為數寥寥,石谷自然是慎齋的不二之選。可以說,慎齋的內在動因使得石谷成為其繪畫發展過程的重要推動者。

綜上所述,就王翚與禹之鼎兩人交遊而言,慎齋應屬主動結交石谷,並時常請教,以致獲益匪淺,石谷對慎齋則是以晚學相待,尋常往來,多有指點。可以肯定,兩人在京期間,往來殊多,合作愉快,分別之後,偶傳魚雁,音訊未絕。

石谷與慎齋關係如是,有若干緣故。首先,石谷年長慎齋十五歲,慎齋以前輩待之,尊敬有加,雙方自然和睦相處;其次,石谷在畫壇聲名顯赫,慎齋雖也非無名之輩,但是與石谷相比無疑是遜色不少,藝苑地位造成高低有別;再次,同在京師之際,兩人聯袂為諸位文士創作行樂圖,可謂互做助力,共存共榮。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王、禹兩輩畫家的友好往來,為藝壇投射下一片優雅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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