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德拉納特 · 泰戈爾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他獲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理由如下：

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於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1941年，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

（泰戈爾與愛因斯坦在1930年曾經有過對話）

泰戈爾最近的一次在中國成為新聞熱點，和把「面具（mask）」譯成「褲襠」，把「好客（hospitable）」譯成「騷」的馮唐譯本有關，一時間，支持者認為比起鄭振鐸譯作的莊重、嚴謹、直接，馮唐融入了更多對生活的理解，以及，用更濃烈洗鍊的文字點出了詩歌本身的韻味；反對者認為馮唐的譯風逾越了翻譯的底線，脫離原作者的真實意圖，把譯者的想法強加於作品之中。

（馮唐譯本被出版社在全國各大書店及網路平台下架召回）

（馮唐引起爭議的譯文一則）

馮唐的譯作是泰戈爾的《飛鳥集》，泰戈爾在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品是《新月集》《飛鳥集》《園丁集》等，而我們注意到，泰戈爾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實際上是《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Gitanjaei，意即「獻詩」）是一部不折不扣、無可爭辯的宗教抒情詩集，是其頌神詩的代表性結集。

使得泰戈爾既具有充滿激情的詩意也具有深邃洞見的哲思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他獨具特點的宗教信仰。

（《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中譯本一種）

（《吉檀迦利》一種）

回溯泰戈爾個人的成長成熟經歷，他所出生的家庭就是印度一個著名的、賢哲和詩人輩出的婆羅門名門世家——在印度，詩人一詞（梵文Kavi）最初指的就是創作《梨俱吠陀》的人，等同於sage，後來才引申為一般意義上創作抒情詩等的詩人——其家族信奉的是毗濕奴教派，該派信奉毗濕奴的化身黑天及其妻子吉祥天女的化身羅陀（一譯拉達），在某一種詮釋中，羅陀象徵人類的靈魂，而黑天象徵至高的「梵」，黑天和羅陀的愛情就是「神人之愛」和「神人合一」、「梵我合一」的象徵——與《奧義書》的宗旨也在這個層面得到了契合。

（黑天和羅陀的故事為印度人民所歌詠傳唱）

泰戈爾本人也曾經在許多場合的演講和自己的著述中表達過自己的宗教思想。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一年也就是1912年，泰戈爾曾經寫過一篇題為《自述》（Atmaparichay）的文章，階段性地闡述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其發展過程。後來，他又將上述《自述》擴充內容，以《我的宗教》（Amar Dharma）為題正式發表。1912年與1913年之交，泰戈爾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講演，隨後在1914年出版《人生論》（Sadhana）。1916年與1917年之交，泰戈爾再度啟程訪美並在美國各地發表巡迴演講，隨後在1917年將在美國各地的系列演講結集稱《人格》（Personality）一書出版。1922年，英國麥克米蘭出版有限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 Ltd.）出版了泰戈爾的講演和論文集《創造合一》（Creative Unity）。眾所周知，泰戈爾與中國也淵源頗深，在1924年來華訪問時發表的講演《在中國的談話》（Talks in China）中他也曾經闡述過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他還在國際大學發表過多篇宗教演說，大多收在孟加拉文版《泰戈爾文集》中。

（泰戈爾在印度被視為聖哲）

（當今的泰戈爾國際大學）

作為上述作品和文獻的集大成者，全面反映泰戈爾宗教思想最重要的文獻當推《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人的宗教》是一部集中反映泰戈爾宗教思想的經典著作，泰戈爾自己這樣概括本書的主題：

一個主題貫徹始終這一事實只是向我證明，「人的宗教」作為一種宗教體驗，而不僅僅作為一個哲學話題，一直在我的心靈中發育滋長。事實上，從我在不成熟的少年時期較早的作品到現在，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均帶有這種成長發育的歷史留下的幾乎持續不斷的痕迹。

回到諾貝爾獎本身，在泰戈爾於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的十餘年間，特別是在1905一1908年始於孟加拉、擴展到全印的抵制和反英民族運動失敗之後，泰戈爾深深地沉浸在對宗教問題的探索之中。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印度古代奧義書哲學和印度教毗濕奴派教義（前文提及過他家族的信仰），但作為一個略帶叛逆色彩、思維又極度活躍發散的詩人兼思想家，孟加拉地區伊斯蘭教蘇非派、詩聖迦比爾以及孟加拉民間教派巴烏爾派的歌手們，也都對他的宗教思想及其派生的文學思想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中古印度以旁遮普語寫作的巴巴·法利德（Baba Farid，法利德丁·甘吉·謝格爾，1173—1266）的以神愛為詩歌的靈魂的詩作，都對泰戈爾發生過間接的影響。

（大神毗濕奴畫像）

（紅色部分即西孟加拉邦）

在多重宗教思想的疊加影響以及本人的上下求索（泰戈爾本人的許多宗教實踐不盡然是宗教哲學的形而上思考，更有許多直截了當、靈動活潑的神秘體驗）之後，泰戈爾的思想逐漸趨於成熟，豐富而多層次宗教體驗演變成為「詩人的宗教」，進而成為集大成的「人的宗教」。

這些宗教思想的結晶才是其獲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堅實基礎和深刻內涵。

換言之，作為他深刻的宗教探索的副產品，他創作了許多宗教抒情詩歌，《吉檀迦利》開宗明義，泰戈爾就自述了自己創作這部詩集的緣起是遵從了神的命令——

當你命令我歌唱的時候，我的心幾乎要因著驕傲而炸裂；我仰望著你的臉，淚水湧上我的眼眶裡……我知道你喜歡歌唱。我知道只因為我是個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泰戈爾的詩歌有金剛怒目、有菩薩低眉，有只要山海還存在，人們就仍然需要閱讀《羅摩衍那》的那種印度傳統中源遠流長、恆常不變的精神積澱，但在大多數中文譯本中都變成了針線閑拈伴伊坐的小清新和席慕蓉（哪怕不是汪國真），這無疑是將泰戈爾的詩作掩藏在誤解的迷霧之中。

（訪華期間的泰戈爾和「金童玉女」在一起，可以算是誤讀的一個象徵）

另外，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是他本人翻譯的英譯本，為了兼顧內容和思想，他使用了兩種譯法：第一種分行押韻的詩體，在形式上盡量與他本人用孟加拉語創作的原作一致；第二種是不分行不押韻的散文體裁，主要用以表達用韻文不能完全展現的思想內涵。

但是，正如前述，泰戈爾本身是孟加拉（族，非國——當時也沒有今天的孟加拉國——他本人或相當於今天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人）人，用孟加拉文寫作，韻腳的細密入微，以及可以直歌詠的特色，都繼承了自吠陀以來印度口傳經典的深厚文化積澱。

中國人用來翻譯泰戈爾作品所依照的底本，基本上都是泰戈爾的英文譯作，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譯者（大多是名家如冰心鄭振鐸等人）的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但到了今時今日，

如何做好翻譯的1.0工作，從泰戈爾的母語移譯其詩作和其他作品，應該成為有識之士當仁不讓的使命。

（孟加拉語學界已經著眼於這項工作）

從中印歷史上的文化交流來看，梵語音素的細密對中國詩歌音韻的影響，以及佛典翻譯對漢語文的影響，都是深刻而巨大的；而近現代的中印文化交流相對而言還是較弱的，從正面的角度著眼，或許，一個新的時代等待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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