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什麼會特別推崇曾國藩？

文/唐浩明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師教授楊昌濟與他的得意弟子毛澤東聊天時，談到毛的家世。楊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這一年，曾國藩(滌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啟超(任公)也剛好四十三歲初度。將梁與曾氏並列作為農家子弟中的卓異代表，大概不會始於楊昌濟，但二十二歲的毛澤東，此時很可能是第一次從他所崇敬的師長口裡聽到二人並提的話。

楊昌濟並列曾梁，著眼於同是農家子弟同樣聲名卓著，至於其他方面並沒有過多論及，當我們稍稍接觸一些梁的文字後，便可以明顯看出曾梁之間還有另一層關係，即曾氏對梁影響甚為深遠，或者說，梁刻意向曾氏學習。

梁是廣東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產生的種種隔閡的緣故，他直到二十八歲才在國外讀到曾氏的書。光緒二十六年春夏間，旅居美國檀香山的梁啟超，在給其師康有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談到初讀曾氏家書時的震動：「弟子日間偶觀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弟日來頗自克勵，因偶讀曾文正家書，猛然自省，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從那以後，梁便將曾氏引為人生榜樣。直到晚年，其對曾氏的景仰之情依舊不改。他對人說：「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啟超為什麼會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學到些什麼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務著述異常繁忙之際做了一樁大事，即從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語錄，彙輯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鈔》，並為之作了一篇序言。從梁的這篇序文和他所選語錄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對曾氏的認同之處。

梁認為，曾氏不僅是有史以來不多見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見的大人物，而這個大人物，並沒有超倫絕俗的天才，反而在當時的名人中最為魯鈍笨拙。那麼是什麼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說曾氏的「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他自己首先在這一點上著意向曾氏學習。

曾氏初進京時刻苦研習程朱之學，並身體力行，要做一個無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時對自己身心各方面提出嚴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恆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課：一曰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恆」，並效法曾氏以日記作為督察的方式：「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人的一生最難做到的是「恆」字。曾氏以梁所謂的鈍拙之資成就大事業，靠的就是這個「恆」——數十年如一日的勞心勞力。梁雖天資聰穎，但只活了五十六歲。自從二十多歲成名後，一生便在忙碌中度過，除大量的政事、教學、社交等佔據他許多寶貴的時光外，還要承受動蕩不安的流亡歲月的干擾，而他卻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精彩著述，其內容幾乎涉及文史哲的各個領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恆的勤奮。他說他「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所著書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學生說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課，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許有天性，但更多的則是出於自律。他在給朋友徐佛蘇的信中說：「湘鄉言精神愈用則愈出，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湘鄉即曾氏。曾氏所說的這句話，見於咸豐八年四月初九給他九弟的信。梁不僅將這話記於心付於行，而且又將它抄下來，編於《嘉言鈔》中，提供給天下有志於事業者。

從梁所輯錄的這部《嘉言鈔》中，我們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關於立志、關於恆常、關於勤勉、關於頑強堅毅方面的嘉言，足見梁對曾氏這些方面見解的看重。隨著這部《嘉言鈔》的問世，也可以讓更多的讀者看到曾氏當年「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的具體做法，在一段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得到對當下生存的啟示。

作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動家，梁更看重學問的經世致用。他在序文中說：「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實事來報答社會，這是梁啟超的人生選擇。接下來，他談到自己從政二十年來的重要體會：既要做事，「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鍊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與濁世打交道，在此濁世中如何讓自己的身心得到磨鍊，從而立於不敗之地；如何能很好地應付方方面面，不至於受挫受阻。這就是人世間的最大學問。他認定曾氏便是這樣一個擁有最大學問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經世致用。過去都說曾氏是理學家。其實，他對理學的學理並沒有大的推進，他的貢獻是在實踐上。在如何將理學用之於身心修鍊及事業建立這方面，曾氏是一個成功的踐履者。曾氏以中國學問為教材，不僅儘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並因此改變近代中國歷史走向，這就是所謂的「內聖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時生活中，他也是一個好兒子、好兄長、好父親、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認為，人生的「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在這一點上，曾氏與梁啟超的看法完全一致。於是，我們在這部《嘉言鈔》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辦事的。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軍國大事，也有木頭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啟超說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既親切，又實用，這就是當年梁讀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們讀《嘉言鈔》時還有一個強烈感覺，即梁特別注重曾氏對當時墮落風氣的譴責以及對扭轉時風的自我期待與擔當。梁不惜反覆摘抄曾氏在不同時期對不同人說的有關言論，於此不僅能看出梁對曾氏這些議論的認可，還可感受到梁本人對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責任感。這一點，或許正是這兩位歷史巨人最大的心靈相通之處。

梁在《說國風》一文中說：「吾聞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夫眾人之往往聽命於一二人者，蓋有之矣，而文正獨謂其勢不能不聽者何也？夫君子道長，則小人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勉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長，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比諸小人而不可得也。」

顯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說來為自己的文章立論。曾氏認為，處在眾望所歸之地位的一二人，對一時的社會風氣是負有引領之責的，而風氣一旦形成，便又會影響各個層面上的人，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曾氏一向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為名滿天下的維新派領袖，梁又何嘗不隱然以「一二人」自許呢？在這一點上曾梁之間可謂惺惺相惜。

「一二人」靠什麼來扭轉風氣呢？理學家曾氏是主張以道德的力量來轉移社會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來感化身邊人及屬下，然後再靠他們去影響更大的群眾面。對此，曾氏有過表敘：「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為物，控之若無有，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革新家梁啟超對曾氏這種以德化人的理念甚為讚賞。臨去世的前兩年，他曾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們，有過一次懇切的長談。他說：「現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智識才能的緣故么？老實說，什麼壞事不是智識分子的才能做出來的？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殘餘根本去剷除。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地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札中考見……他們就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般人出來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羅一般書獃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偉大的事業。」

梁早年系維新變法派，後來轉為共和制度的堅定擁護者，對於張勳復辟清王朝的做法持堅決反對的態度，而曾氏則是徹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在某些人看來，梁不應學曾氏而要咒罵他才對。其實，人類文化中的精粹是從來不受政治觀念和時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屬於人類文化精粹的部分。梁說曾氏是「盡人皆可學焉而至」的，他自己學習而有成效，於是想讓大家都來學習，遂在百忙中抽空編了這本《嘉言鈔》。梁認為他所編的這部書，對於中國人來說，好比穿衣吃飯一樣的不可一刻離開。

摘自《唐浩明評點曾國藩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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