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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緬甸精耕細作的程度無法想像 其目的直指中國

內容提要

緬甸資源、能源蘊藏豐富,人力資源充足,且市場潛力巨大。即便在西方主要國家制裁緬甸軍政府的敏感時期,日本也以民間援助等形式,使雙方維持了相對穩定的經濟與政治聯繫。日本對緬甸經濟援助,除了市場因素外,也反映了日本配合美國亞太戰略,彰顯在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存在感以及制衡中國的多重目的。

白如純,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緬甸地處中國和印度兩大國之間並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戰後,基於特殊的歷史淵源,日本一直把緬甸作為主要的親日國家看待。即使在西方國家對緬甸軍政府實施制裁期間,日本朝野也與其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政治經濟聯繫。自20世紀60年代迄今漫長的半個多世紀,日本一直是對緬甸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

2011年3月登盛就任總統後,在恢復、鞏固與緬甸政治關係的同時,日本政府希望與緬甸加強經濟合作,對內助推安倍經濟學的目標達成,對外配合美國亞太戰略,維護其在東南亞特別是湄公河流域的主導地位。

一、日本朝野對緬甸政治經濟形勢的評估

2011年後緬甸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邁向民主化並重新融入國際社會。

緬甸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引起了周邊國家乃至世界大國的關注。日本在東南亞尤其是湄公河流域具有影響力,且與緬甸一直保持密切聯繫,極其關注緬甸形勢。日本朝野把緬甸定位為東南亞乃至亞洲最值得投資、也是最後待開發的地區,從政府省廳到駐外派出機構、智庫及民間組織均發揮各自優勢,為推動日本政府和企業開發與援助緬甸獻計獻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緬甸總統吳登盛

日本政府注意到歐美各國均對緬甸的民主化給予了積極評價,美國在2012年11月解除了除一部分寶石品目之外的商品禁運措施,歐盟隨後在2013年4月解除了除武器禁運之外的經濟制裁。2016年3月誕生的新一屆民選政府顯示了歡迎外國投資、放鬆管制的姿態,並於7月發表新經濟政策,10月制定了新投資法,隨後,美國對緬甸解除了武器禁運以外的經濟制裁。

因為如果繼續制裁和圍堵緬甸,將導致緬甸在援助和投資方面過度依賴中國,這是歐美日所不願看到的風險。

二、日本對緬甸經濟援助的一點一滴

日本與緬甸的經濟關係確立與發展,離不開二戰期間受其扶持的緬甸精英階層的配合。包括被稱為緬甸獨立之父的昂山和長期擔任緬甸最高領導人的奈溫等在內的「三十志士」,曾在日本的庇護和資助下開展軍事訓練並從事獨立鬥爭。在1942年至1945年佔領緬甸實行軍政統治期間,日本也曾為不少緬甸留日學生提供獎學金,其中很多人在緬甸獨立後進入政界並擔任要職。正是在這些親日勢力的協助下,在兩國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前,日本就曾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從緬甸進口數十萬噸大米,應對戰後初期的糧食危機。作為「回報」,日本把對緬甸的戰後賠償及追加賠償用於幫助緬甸建設水庫、水電站以及四大工業化項目(輕型車輛、重型車輛、農機具、機電製造)。即使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緬甸進行經濟制裁時期,日本也以「人道主義」為名,對緬甸給予各種援助。

軍政府時期之前日本與緬甸經濟關係

緬甸獨立後直到奈溫執政結束的1988年前,是日本與緬甸關係穩定友好的蜜月期。與昂山一道得到日本資助的緬甸國家領導層與日本政客之間的私交甚好,對奈溫主政時代(1962—1988年)的兩國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1962年奈溫發動軍事政變後,外國駐緬使節中只有日本大使與奈溫繼續保持聯繫。在東京有一個被俗稱為「緬甸遊說團」的組織,成員包括安倍晉三首相外公前首相岸信介、其父前外相安倍晉太郎、自民黨中曾根派系掌門人渡邊美智雄等。基於高層人脈關係的左右,帶來日本對緬甸的巨額ODA,既緩解了奈溫發動政變後緬甸出現的經濟危機,也促進了這種基於政治精英個人感情之上兩國關係的發展。

日本對緬甸最初的經濟援助以解決戰敗賠償的形式進行。1955年到1965年,日本以貨物和勞務輸出等形式向緬甸支付了約2億美元,同時還提供了相當於5 000萬美元的技術援助。1963年,日本決定再向緬甸提供具有「准賠款」性質的1.4億美元的資金援助,促進經濟和技術合作。日本第一次提供給緬甸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援助即日元貸款是在1968年,此時日本已經走上高速發展軌道。隨著國力的增強,日本以經濟外交為手段謀求政治影響力的提升成為可能。

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奈溫政府為了緩和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以開放姿態接受來自世界各國的官方援助,這一時期日本對緬甸的ODA迅速增長。倘若沒有來自包括日本在內的巨額外來經濟援助,奈溫政府難以應對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數次經濟危機。

軍政府時期日本對緬甸的經濟援助

1988年3月緬甸發生軍事政變,日本和其他主要援助國迫於美國的壓力,中止了對緬甸的官方經濟援助。日本是緬甸的最大援助國,日本援助的中止對緬甸經濟的衝擊極為嚴重。雖然日本隨後恢復了小規模的基於人道主義的基本生活物資援助,但日元貸款一直被凍結。日元貸款是此前緬甸ODA資金的最主要來源。

雙方政權更迭但日本援助如期

20世紀末緬甸加入東盟,特別是進入21世紀最初的幾年,中國與東盟關係顯著改善,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2003年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啟動,日本對此備感壓力。2006年,安倍晉三曾在他的第一個首相任期內大力推行「價值觀外交」,並制定了所謂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略,緬甸即為該弧形線上的重要一點。

「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略

2011年緬甸民選政府成立後,緬日雙方關係顯著改善。緬甸總統吳登盛和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於2012年和2013年相繼訪日,緬甸朝野與日本的來往趨於熱絡。

三、日本對緬甸經濟援助的新動向和特點

吳登盛政權成立後,緬甸的投資環境大為改善。以美國為首,西方主要國家基本上解禁了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援助隨之而來,電力、運輸(道路、橋樑、鐵路)、通訊、經濟特區建設以及城市供水等生活設施基建活動紛紛開啟。特別是日本政府重啟日元貸款給緬甸帶來的影響最大。隨著經濟制裁解除、基礎設施進展、金融制度改革等帶來了投資環境的改善,激發了日本的民間企業對緬甸的投資熱情。2013年度以及2014年度日本企業對緬甸投資額分別為41億美元和80億美元,到2015年前半年累計投資達到566億美元,其中約70%的投資是面向石油、天然氣以及電力部門。近年來,日本企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也在增加,對製造業的投資約佔投資額10%左右的比例,暫居投資領域第三位。

對日本政府來說,通過對緬甸援助加強雙邊關係,除了爭取緬甸發展提供的經濟機會,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全面恢復與緬甸的關係重新獲取對中南半島乃至東南亞地區的實質影響力。為此,安倍二次執政以來加大了對緬甸經濟外交的力度。

安倍二次執政以後,日本對緬甸援助呈現新特點,其經濟外交與政治安全相結合的意味濃厚,與中國爭奪影響力的圖謀強烈,配合美國亞太戰略的用心明顯。

(一)以「金元外交」鞏固合作關係

安倍二次執政以來,日本已全部免除緬甸5 000多億日元債務。另外,安倍宣布向緬甸提供510億日元貸款用於迪洛瓦經濟特區的電力、港口建設及全國的扶貧項目,提供400億日元的無償援助用於鐵道建設和醫療保健領域。2013年12月,借第二次日本-東盟首腦特別會議之機,日本再次對緬甸提供總額為630億日元的政府貸款。

日本對緬援助的1 540億日元額度相當於2013年度緬甸政府全部財政預算的10%或相當於該國省廳級預算的27%,並且該投入將惠及在緬甸的日本企業。安倍訪緬時,40餘家大企業負責人隨行。日產汽車一次性投資5億美元,成為緬甸最大的外資項目之一。

(二)謀求借緬甸發展助力國內經濟

日本推行以政府援助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外交,主要目的是為日本企業進入緬甸提供機會,也給無以為繼的「安倍經濟學」提供支撐。

(三)憑藉歷史因素確立人脈關係

20世紀40年代日本曾幫助「緬甸國父」昂山等「三十志士」在靜岡縣的濱松地區做軍事訓練,日本認為其對緬甸獨立提供的援助是與將獲得政權的昂山素季拉近關係的重要基礎之一。2015年10月9日,日本電視節目直播緬甸議會選舉,並專題報道昂山素季與日本的關聯———留學京都大學並送其獨子在日本公立小學就讀;2013年訪日時,昂山素季曾尋訪其父在日期間的舊跡等資料介紹。

(四)針對中國主動出擊的意圖明顯

第一,安倍例舉40年前援助緬甸的水利設施仍在發揮作用,藉以強調日本項目具有的高質量、高效率等表現,明顯具有劍指中國的意圖。

第二,日本與(包括緬甸在內的)湄公河五國首腦會談時,重申在該區域維護航行自由、航行安全、飛越自由的各自立場。這與美國介入中國與東南亞個別國家在南海的島礁爭端、遏制中國維護海洋權益努力的企圖如出一轍。

第三,日本認為長期以來緬甸軍政府與中國關係密切,因此日本對緬甸軍方的介入成為制約中國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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