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奉為偉人的康有為，光環背後也只是個凡人形象！

小時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自幼學習儒家思想。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闢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

歷史上不乏這樣的讀書人：滿嘴仁義道德，暗地裡卻蠅營狗苟;寫文章下筆千言，但治國之策卻荒謬不已;談愛國聲淚俱下，但轉臉便賣國求榮。在歷史教科書及影視、文學中，一向被吹捧為偉人的康有為便是其中之一。卸下公車上書的領導者、偉大的愛國主義思想家以及維新運動的領袖等光環，一個凡人形象便逐漸清晰。

康有為早年政治抱負極大，但治學急功近利，了無建樹。1882年，他第一次赴京科考落榜，歸途路經上海，閱讀了大量西方書籍，接觸了進化論和西方的政治觀點。1888年，康有為第二次入京參加科考，又以失敗而告終。而立之年的康有為仕途坎坷，而且沒有像樣的學術成果問世。

對康有為學問思想影響最大的人當屬張之洞的門生廖平。廖平將其著作《今古學考》分為《辟劉篇》和《知聖篇》。由於張之洞的政治顧慮，這兩部書稿並沒有出版。據廖平回憶，1888年康有為二次赴京科考時曾拜訪他，他亦曾將《辟劉篇》手稿拿給康有為閱覽。

後來二人又有約談，廖平是否也將《知聖篇》手稿交給康，暫時沒有詳細史料可考，但一年後，康有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思想觀點與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幾乎完全相同。廖平指責康有為剽竊他的書稿，康有為不以為然。隨後，《新學偽經考》出版，觀點仍與廖平著作類似，廖平由此大怒。

史學界對於康有為對廖平著作的「借鑒」是否到了「抄襲」的程度，一直沒有定論。錢穆、朱維錚等史家傾向於康有為確有抄襲的行為。康有為做學問的目的是為了政治前途，因此態度並不嚴謹。廖平認為，一部洋洋20萬言的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不可能5個月就寫出來。除了抄襲廖平著作的嫌疑外，這部書還有一個問題，即並非康有為一人所作，而是在他一眾弟子的協助下編寫的。

走後門擺平《新學偽經考》彈劾案

康有為的言論中，處處彰顯「吾不出山，奈蒼生何」的士大夫責任感，以及「為萬世開太平」的豪邁氣質。在後人眼中，他是無視權貴、大義凜然的正人君子和剛直不阿、忠君愛國的改革家。然而，史料背後的康有為卻有另一副面孔。

仕途不順的康有為一直沒有中斷在京的政治活動。這些政治活動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攀附權貴，請求政治推薦;二是打著愛國救亡的幌子，向各級官僚籌錢。

為攀附翁同龢，康有為遊歷北京時寫作了《廣藝舟雙楫》一書，將翁同龢父子吹捧為大書法家。翁同龢因此接見了康有為，還將他推薦給了光緒皇帝。除了攀附高官外，他每次進京都會給各級京官寫信討錢。若有人給他十二兩銀子，他就稱其為「大賢」;給他八兩、四兩，他就稱其為「大君子」。

康有為的結交權貴、四方籌錢的政治活動為他擺平《新學偽經考》彈劾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學偽經考》流入京師後引起了較大的社會騷動。1894年，御史安維峻以「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彈劾康有為。彈劾語氣很重，朝廷較為重視，讓兩廣總督李瀚章查辦。

康有為讓梁啟超在京「多方奔走」，最終擺平了這件事。該案的結果是，兩廣總督讓康有為自行焚毀《新學偽經考》。(見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一樁「謀逆」大案，以自行焚毀書籍了結，讓人震驚。梁啟超的「多方奔走」居功至偉。

然而，到底是如何「多方奔走」的，康梁師徒隻字未提。從梁啟超的信件中，史家發現，所謂的「多方奔走」就是「花錢走後門」。當時，梁啟超運作過的人有：帝師翁同龢、直隸總督李鴻章、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東學政徐琪、翁同龢的高徒張謇。

公車未曾上書改革措施粗糙

提到戊戌變法，首先會讓人想到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提到，他領導18省舉人上書，結果被督察院阻撓。然而，據康有為的弟子徐勤回憶，康有為確實寫了「書」，舉人們也的確開了會，但最終並沒有上書。

康有為之所以沒有上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他得知自己已經考中了進士，擔心上書會耽誤前程。與康有為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有大量官員上書，也有大量的公車上書。據後世統計，「公車上書」大大小小一共有31次之多，而這其中並沒有康有為的那一次。對這些上書，督察院不僅沒有阻撓，而是表示支持。康有為不僅偽造了歷史，還污衊了都察院。

康有為一直認為，慈禧等保守派阻礙了改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甲午戰爭失敗後，大清朝野都呼籲變法。關於新政，慈禧太后給光緒皇帝的指示是：「變法乃吾素志。凡所實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兒可自為之。」正是慈禧的這個表態開啟了戊戌變法。可以說，變法一開始並未受到慈禧等所謂「保守派」的太大阻力，也沒有康有為後來所稱的「帝黨」、「後黨」，而只有「母子黨」。

慈禧之所以後來反對變法，實際上是康有為變法政策過於激進造成的。戊戌年正月，康有為請人代他上了《統籌全局折》，呼籲皇帝在內廷設立制度局，作為維新變法的機構。制度局下設的機構幾乎囊括了一切政府事務。康有為認為，可以讓朝廷大臣擔任制度局總裁，但下設機構應該選維新派的通才擔任。

康有為的這個建議是利用制度局架空六部，這讓朝臣極為警惕，該建議未被採納。此後，他又起草了《保薦人才折》，讓徐致靖上書皇帝。這個摺子的大義是，皇帝應把康有為安排在身旁做顧問，讓康總攬全國大權。光緒皇帝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召見康有為。

面聖前，康有為遇到了保舉過他的當朝權臣榮祿。當榮祿問實行了一兩百年的法如何說變就變時，康有為的回答是，殺一兩個阻撓新政的二品以上的大臣，法就變了。這與他的「斷髮、易服、改元、遷都」的激進觀點如出一轍。

據康有為回憶，光緒召見他的談話共持續了2個半小時，皇帝接受了他的變法建議。然而，這是光緒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他。後人的研究認為，康有為在接見時間上撒了謊，光緒與他的談話時間不過一個小時。在他們的談話過程中，光緒只是肯定了康有為的發言，但沒有給他陞官，只是把他從六品工部主事的職務調整為同樣是六品的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可見，光緒皇帝並沒有重用康有為。

在變法的過程中，康有為一直向光緒售賣自己「大變、全變、驟變」的變法思想。朝野同意康有為「全面改革論」和「速成改革論」的只有他康有為一人。

幻想中日合邦借重伊藤博文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提出的變法建議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希望靠變法馬上實現強國夢想。他最極致的表現是鼓吹「中日合邦」。戊戌年四月，康有為曾就「中日合邦」問題與日本政客矢野文雄開過討論會。不僅如此，康有為還試圖勸說光緒帝邀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主導變法。

當時的中國人對伊藤博文並不陌生。就在幾年前，在日本首相任上，伊藤博文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簽訂了《馬關條約》，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並割讓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給日本。經此一役，中日國運逆轉，日本憑藉中國支付的戰爭賠款(相當於日本當時幾十年的政府財政收入)而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中國則從此一蹶不振。

康黨的「中日合邦」理論來自森本藤吉1893年寫的《大東合邦論》。森本藤吉是長期在華活動的日本政客。日本後來出台的「中韓合邦」、「大東亞共榮圈」政策也都來自森本藤吉的這套理論。

戊戌年七月，刑部主事洪汝衝上書光緒皇帝，提出「遷都、借才、聯邦」的建議。所謂「借才」，指的是聘請東西各國名士參與新政並委以實權，首推伊藤博文;所謂聯邦，本意是中日兩國合併為一國，像德國那樣形成合眾國，只是奏摺中表意有些含糊。據史學家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考證，此奏章很可能是康有為代擬的。

同時，康有為聯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緒鼓吹「中英合邦」、「中日英合邦」。康有為建議邀請西方名士主政改革看，這種合邦並非外交結盟，而是政治合併。如果說汪精衛是在日本人的誘降政策下，半推半就與日本人合作的，那麼在汪精衛之前40年，康有為是主動與日本合作，推行類似後來「大東亞共榮」的政策。

康有為的賣國政策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極大不滿。在這個節骨眼上，伊藤博文來訪，康有為、光緒皇帝先後會見伊藤。這種內外勾結的行為，觸動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經，直接導致了戊戌政變的爆發。

利用偽詔募款晚年生活奢靡

慈禧太后不支持變法後，光緒陷入不利處境。於是，他讓楊銳帶給「軍機四卿」一封《密詔》，大意是，如今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希望他們不要違背太后的旨意，想辦法保全皇帝。這封《密詔》里並沒有提到康有為。

光緒另有一封《密詔》讓林旭帶給康有為，大意是，讓他迅速離京。康有為將光緒給「軍機四卿」的《密詔》篡改為皇帝說自己位置不保，希望譚嗣同等人設法相救。之後，康有為又命譚嗣同拿《密詔》夜訪袁世凱，策劃「圍園殺後」陰謀。最終，陰謀失敗。這也是中學歷史書上袁世凱的一大「污點」——出賣譚嗣同等君子。其實站在袁世凱的角度看，與他人謀反，刺殺領導人，這種要掉腦袋並且成功率不太高的事，實在沒必要冒險去做。

戊戌政變爆發，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軍機四卿」被抓。同時下令抓捕的還有康有為及他的弟弟康廣仁。結果康有為因為提前到了天津，聽聞政變失敗立刻出逃而躲過一劫，只負責通風報信的康廣仁則被抓捕。連同與康有為聯繫密切的楊深秀，一共六人，在被捕三天後押赴菜市口砍頭，史稱「戊戌六君子」。這一切，康有為是後來才得知的。當時他坐上出逃的輪船時，心情頗為輕鬆。史書記載，康有為在煙台停留期間，逛了近處風光，在海邊撿了貝殼，還買了六簍煙台蘋果準備路上吃。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和王照流亡日本，繼續政治活動。參與「圍園殺後」陰謀的人中，只有康梁師徒尚且在世，其他人都已被殺。唯一可能泄露天機的是譚嗣同臨死前寫下的《獄中題壁》一詩。這首詩的原文是，「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詩中的「擲刀」與「公罪」透露了康黨的「圍園殺後」陰謀。到日本後，康有為授意，梁啟超執筆，將詩改為「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改後的詩，留下了慷慨赴死的豪情，但抹去了政治陰謀的痕迹。

從1898年到1913年，康有為流亡海外15年。他靠偽造的光緒《密詔》成立保皇會，號稱有百萬人參加。他儼然成了光緒皇帝在海外的欽差。他藉此在世界各地招搖撞騙，獲得了當地華人的大量捐款。

利用這些捐款，他開公司、辦實業、炒股、炒房，甚至還在墨西哥炒過一段時間地皮。康有為公私不分，將大量款項用於「周遊列國」。周遊列國的過程中，康有為住豪華酒店，吃喝用度奢靡。

他甚至以此款購買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據為己有。回國後，康有為廣造精舍，在上海、青島、杭州的花園別墅頤養天年。他一家老小十幾口人，有幾十位僕人伺候，包括印度僕人。他們家每年下來需要兩萬銀元的花費。這些錢多來自康有為在海外靠保皇會籌到的救國款項。

人是複雜的動物，這一點在康有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滿腹詩書，卻抄襲他人著作;宣揚仁義道德，卻大肆聚斂海外華人財富;宣揚一夫一妻，一生卻娶過六個妻子;一生宣稱忠於光緒，卻拿著偽造的光緒詔書欺騙他人，並間接造成了光緒的悲慘結局;力圖變法報國，卻把本來支持變法的慈禧推向了反對變法的一邊。

康有為身上反映出來的這種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面性，是士大夫情懷與商業社會影響交織的通病。一百年來，留在世人心中的康有為，是神化了的政治符號，是近代以來中國弱國心態下造神運動的自然結果。嚴格地說，康有為「封聖」，不是康有為騙了當代人，而是當代人自欺欺人。

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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