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素食」吞噬的資本主義萌芽

當文明史和年鑒學派大家布羅代爾將目光投向亞洲時，他首先對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亞洲感到遲疑，「初看起來，地理向人們顯示出的是這些形形色色地區的差異，而不是統一」。但他後來發現，在這種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地理環境背後，暗藏著一個強大的統一因素，把亞洲地區統一起來的不是地理環境，而是一種單調無變化的物質文明，與地理、自然和人文因素相比，它在該地所有地區幾乎都起主導作用。

在布羅代爾看來，這一物質文明太過古老，太過根植於遙遠的過去，是「太多的個人和集體心理的產物，這種心理可以簡單地視為當地自然條件的一種作用」，它靠自己而存在，是一種半獨立的力量，決定著自己的運行方式。這麼強有力且兼具神秘色彩的物質文明是什麼呢？當答案揭曉時，人們幾乎要啞然失笑，布羅代爾所說的這種亞洲獨到的物質文明就是素食文明。

細想之下倒也不奇怪，幾乎所有第一次遭遇亞洲飲食的外來者尤其是第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亞洲人幾乎很少吃肉，尤其大塊吃肉。即使那些身為廣東十三行的座上賓喜歡中國菜的外國商人們，也會抱怨中國廚子喜歡把菜和肉混在一起，而且肉切割的如此細碎，幾乎看不出是什麼肉，任何鮮明的肉味在經過各種蔬菜和調料的混雜後也被淹沒了。也就是說，無論從形式和味道，一個外人都很難直接判斷他到底吃了什麼肉。

在外國人眼裡，從中國到日本到印度再到蘇門答臘，亞洲主要文明體和經濟體居民中的大多數都可以稱得上素食主義者。1609 年一位西班牙旅行家報吿說，日本人吃的唯一一種肉食是野味。一位德國醫生在 1690 年前後也宣稱，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奶和黃油為何物。同樣，一位法國醫生髮現，印度人「只要能夠吃上基歇里，這是一種把米飯和蔬菜混雜在一起、上面澆上棕褐色黃油的雜拌飯，他們就心滿意足了。」

蘇門答臘島阿歇姆居民在飲食方面的要求絲毫不比印度人多。「他們唯一的食物就是稻米，」一位旅行家在 1620 年這樣寫道，「富人除米飯外吃很少一點魚和蔬菜。在蘇門答臘，能夠吃上烤雞或煮雞，那他肯定是個大領主……他們說，如果島上有 2000 名基督教徒，他們很快就會吃光島上所有的牛肉和家禽。」

亞洲人不喜歡吃肉，是天生素食者？不排除有些人出於宗教或養生原因食素，但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吃肉的，比如 18 世紀的旅行者就發現，在中國假如一隻動物——一頭牛，一峰駱駝，一隻綿羊或一頭驢——由於意外或者疾病死去，它馬上就會被吃掉。

真相是亞洲人喜歡吃肉，但沒有那麼多肉可吃，因為亞洲人口太多了。1620 年一位神甫這樣寫道：「假如中國人像我們西班牙人那樣吃肉，那麼餵養足夠多的牲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亞洲任何一個地方，靠食肉維持生存都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浪費：要餵養動物就要用糧食，而人自己更要食用這些東西。

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仍然是素食民族，消耗的卡路里 98% 來自菜蔬，不吃黃油、乳酪或牛奶，食用的豬肉和魚也非常少。碳水化合物部分來自小麥，有些來自小米，而在南方則主要來自稻米。中國人的蛋白來自大豆、芥菜子和各種各樣的植物油。一位記者在 1959 年寫道：「我非常清楚，中國人的餐飲藝術一直是『無中生有』的藝術；這麼—個人口過多的國家，飼養肉牛——對卡路里的巨大浪費——是明令禁止的，試圖利用我們不加註意的一切東西。」而當時我們的鄰居日本則正在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大大增加了食魚量和食肉量，並在青少年中普及牛奶。

如今回頭看去素食的亞洲更多是貧窮落後的象徵，但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這曾是農業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象徵，亞洲驚人的人口增長就是明證。

沒有足夠的運氣發現高產稻米而不得不一直食用小麥和其他類似作物的西方人，被迫從很早的時候起，先是實行田地拋荒制，而後實行作物輪作制。如其不然，地力就會迅速枯竭，小麥種下去就不會有什麼收成。因而，部分土地自動地變成了草場或者牧場，由於種植小麥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藉助畜力，所以就更要養牛養馬。所以西方人一直不太缺少肉食，即使窮人，也不會刻意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

相比之下，亞洲的稻子可以在同一塊土地上無限期地每年栽種生長。此外，栽種的活大部分靠的是人力，水牛隻用於水田泥地中的輕活。這種飲食制度的首要後果是使人口有可能實現更大的增長，而不是使人們有可能轉向肉食結構。如果人們的飲食是素食，那麼單單一公頃田地就可以養活六個或八個農民，這使得「亞洲密集的人口」成為可能。

中國人口的增長實際上始於 11 和 12 世紀中國的南方，是隨著早期一年有可能兩熟的稻子的傳播而出現的。到了 13 世紀，中國的人口可能達到了一億。自 17 世紀末葉起，隨著來自美洲的紅薯、馬鈴薯、玉米和花生等適於在山地生長的農作物的引入，中國的密集種植模式更是登峰造極，人口增長極為迅速，在乾隆一朝就從一億五千萬翻番到三億。

然而福之禍之所伏，隨著中國的人口變得如此眾多，以致即便有心改變，也不可能採用別的飲食結構了，「中國就這樣陷入『文明決定論』之中不能自拔：他們的文明只能沿著塑造了它的道路前進，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印度的人口在 18 世紀也越過了一億大關，也只能在素食主義的道路上繼續狂奔。

這也就是所謂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在較早的時候達到了高人力投入、高產出的境界，但也因此導致生產模式缺乏彈性，不易改變，造成路徑依賴，進而形成陷阱。在湖廣填四川的年代，中國本來有可能形成另外一種專業分工協作的發展模式，但是由於路徑的鎖定效應，人們還是帶著能夠在山坡上生長的紅薯、馬鈴薯和玉米等去大規模拓展農作物種植面積，而沒有選擇走畜牧業或商品化農業路線，直到地利耗盡，流民日多，迎來嘉慶年間白蓮教動亂。

後來這種大規模拓展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模式又通過走西口和闖關東的模式被複制到東北和內蒙，似乎只有那些氣候和地理條件完全不適於農業發展的地方才會保有別樣的文明樣式和飲食模式。

這種素食主義農業也吞噬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中國的經濟普遍陷入過密式或內卷式發展，也即投入的人力雖然越來越多，但邊際效益遞減。不過雖然邊際效益遞減，人口的增加總是能保證總量的擴大，因此多子多福的觀念還是深入人心。而人口規模的持續擴大，只能進一步加劇人地矛盾，令多種經營更不可能出現，也令勞力節約型技術難以得到普及和發展。

而因為農戶分散經營、抗風險水平很低，反過來越發不敢放手依賴市場，進行專業化種植。而官府處於維穩考慮，一方面不鼓勵土地兼并擴大種植規模，一方面也不會放任專業化市場坐大。到最後，對於農戶而言，作為家庭副業的商品作物種植及加工只是拾遺補缺；對於官府而言，專業化的商品生產、流通也必須建立在以農為本的基礎上。

換言之，資本主義萌芽或許是有的，但充其量只是半死不活。這種素食主義農業和西歐較早出現較大規模專業分工的商業型農業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正是後者的出現，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較為堅實的支撐。

關於亞洲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何未能開花結果，令亞洲迎來內生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歷來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從制度決定論到文化決定論再到地理決定論等等不一而足。布羅代爾從物質文明角度進行的闡發提醒人們，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素食」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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