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暢駕，體驗文化（下）
【走近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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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個國家考駕照和駕車方面的不同感受，恰恰印證了這幾個國家在社會文化上的差異。總的來說，美國人在尊重規則的同時又注重實用，具有很好的變通性；中國一方面還受著中央集權思想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又在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所以混亂一時難免；德國人天性嚴謹、同樣尊重規則，但在某些方面又缺乏靈活性；新加坡一方面具有嚴格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由於國家小，社會管理又非常靈活，體系更新的速度十分迅速。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特徵自然有其不同歷史根源，包括長期的和近期的。長期的歷史會影響的更深入，而近期的歷史會影響的更直接一些。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美國是一個很機械化的國家。現代科學的機械主義觀念滲透到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美國人非常信奉機器。在他們看來不僅人是一台機器，整個社會也是一台由各個小機器組成的大機器。軍隊是戰爭機器，醫療是治病機器，法制是正義機器，政府是管理機器，汽車和交規自然是交通機器。機器的順暢運轉必須以明確的規則為基礎。不按照一定的規則，機器的部件之間就會失去和諧的互動，整個機器就不能正常運轉。但另一方面機器又是為人服務的，機器的設計要盡量做到user-friendly。一個設計好的機器應讓使用者用起來覺得非常簡單。這是機器實用性的一面。
在規則和實用這兩個方面中，似乎實用有更高的優先權。變通正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對規則的偏離。實用更是高於機器的其他方面，如材料、能耗等。這正是鮑格曼（Borgmann）所說的「device paradigm」。機器直接和人的需要掛鉤，使用者不需要太關心機器的本身。機器使用起來應該很簡單。機器設計的目標是讓傻瓜都可以使用。
具體應用到交通上，美國人很難忍受幾個月的駕校學習。在他們看來車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工具，不應花那麼多精力後才能使用。在美國手動車基本已被淘汰，只有汽車發燒友還開手動車。交規被簡化得憑本能就能遵守，路標也設計得非常清楚。所以在美國開車非常省勁。在美國第一次犯規了總會給予警告，同樣問題再發生時才會給予處罰。而且規則可以基於實際情況被打破。這也體現了美國文化寬容性的一面。
實用主義歷來是美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這主要由於美國特殊的歷史。新大陸與歐洲傳統有一定脫節，沒那麼多條條框框。由此實用就變成了可行的準則。美國人對機器的過分依賴則源於美國特殊的工業化道路。這種工業化是面向大眾的，所以機器一方面很普及，另一方面使用又要很簡單。
福特汽車裝配線
1913 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首次使用汽車裝配線，使得T型汽車底盤的裝配時間從12.5小時降低到1.5小時。這一革命性舉措大大降低了汽車生產成本，從而為汽車的大眾化鋪平了道路。
中國歷來都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這種權力結構中，社會事務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這種結構也鮮明地表現在中國早期的城市規划上。在中國的許多城市，政府機關處於城市的中心，整個城市的發展就圍繞著這個中心向四周擴展開去。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其結構尤其如此。在道路設計方面，中央集權的觀念生動地體現在多層城市環線上。城市環線在世界上的許多城市都有。其基本功用是從城市的一方快速地趕到另一方。但是像北京那樣由五圈環線組成的蜘蛛網形的地圖，別處似乎只能在莫斯科找到。這種「攤大餅」式的城市規劃顯然帶來了交通問題。由於許多重要的機關和商場都在市中心，市民辦許多事都得進城。這樣，市區的擁堵就很難避免。北京城市規劃的一個具體問題是商業沿著環線快速路發展。這帶來了環線兩邊的輔路和環線上的多個出入口。這些出入口本意是為了方便，可是它們正是堵塞的主要瓶頸。
由五個同心環線和多條輻射線構成的、蜘蛛網形的北京道路骨架結構。這是典型的「攤大餅」式的城市規劃。
（圖片來源：高德地圖 gaode.com）
另一方面，人們對待交通規則的態度也反映出目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總體狀況。社會轉型時期是舊的社會體系向新的社會體系過渡的時期。在這種時期中，舊的體系已經被打破，而新的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在缺乏穩定體系的情況下混亂的確很難避免。中國曾是一個禮儀之邦，遵守規則被賦予很高的價值，從而成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然而，在目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的價值體系已被摧毀。在新的現代的價值體系還沒有確立之前，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強大的價值體系來維繫社會的運行。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把最簡單的功利原則奉為準則。由此，走捷徑就被許多人當作最有效的行動策略。
同為西方工業強國，德國對機器的看法和做法與美國還是有很大不同。在德國的機器設計中，實用性似乎不是主要的關注點。德國人更重視機器本身的設計合理性、效率等要素。換句話說，德國人會一絲不苟地把產品設計得很精緻，但不一定最好用。在使用產品之前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熟悉過程，但是一旦熟悉了產品就會有更好的效用。此外，德國人在設計和使用產品時都非常注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他們比大部分國家的人都更注重環保。德國人還有一個明顯的心理特徵是不輕易地變化、接受新東西。對於已有的東西，他們會首先儘力去把它弄得更精緻、更完善，不到萬不得以他們不會去嘗試新東西。西門子的手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德國產品例子。我只用過西門子的無繩電話，沒用過它的手機，但我想其質量不會差。然而西門子手機卻最終被迫退出中國這個最大的手機市場，適用性和款式變化無疑是兩個主要原因。
這些方面在德國的交通系統中都有反映。德國的公路系統，包括高速公路，發展的比美國要早。德國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鋪高速公路，而美國是在六十年代。德國人肯定認為他們交規設計得最合理，或者至少是當時很合理，而後來發現問題時已很難改變。但是這種交規的確讓人需要一段培訓才能熟悉。另外，德國人開車非常注意環保。這裡連小轎車都用柴油，理論課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如何節油。甚至有人在等紅燈時熄滅發動機。德國人嚴謹的態度是由來已久的。德國特殊國情基礎上的特殊工業化道路則決定了德國產品的主要特徵。由於德國資源和能源缺乏，其產品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面向大眾，而是面向高端的小眾。這一方面意味著產品需要有極高的品質，另一方面產品不需要非常「傻瓜」，因為用戶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最後，德國人不希望變動與近期的納粹歷史應該有很大關係。這是對安全的一種本能渴望。
早期的賓士汽車
賓士發明了汽車。當時只有社會的上層才能買得起。一百多年過後，現在賓士汽車仍然主要是面向高端用戶。這是德國產品的一個總體特徵。大眾汽車好像是個例外。大眾汽車是德國人效仿美國的福特汽車生產出的大眾化產品。其目標是讓普通的德國人都可以擁有一輛汽車。
與前面三個大的國家比起來，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又別具特色。總的來說，它有兩個主導的文化源頭和一個基本的國情。一個文化源頭無疑是英國的殖民統治。從英國那裡它繼承了完善的法律體制和各種西方現代的觀念。另一個文化源頭是中華傳統文化。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多元種族國家，但是華人是國家的主體。因此，中華傳統文化的印跡在這裡處處可見。即便在主體上屬於西方的法律體制中也滲入了中華傳統文化的觀念，甚至具體形式。如果想體驗一下中國古代大杖打屁股的感覺，可以來新加坡以身試法。從文化上來看，新加坡是中西文化的一個結合體。新加坡的基本國情是小。小就可以靈活。這裡政策更新和實施都非常快。新技術的應用也非常及時。當然，小並不必然就靈活。能做到這一點，高效的政府是關鍵。
嚴格的法律體系和高度的靈活性在新加坡的交通系統中有鮮明的體現。新加坡的交規很明確，執行得也很嚴格。不過這裡的交規也像在西方一樣，有一定的通容性。如果犯規被捉住，可以有申辯的機會。對於不是很嚴重的首次違規，如果可以說出充分的理由，一般也會被赦免。新加坡交通系統中新技術的應用非常及時。在大的商場、機場或其他單位，停車場里車位上方會有狀態顯示裝置。這些裝置的信號離很遠就可以看到。這樣，進入停車場找空車位非常容易。在新加坡，每輛新車進入市場時都會配備一個電子付費裝置。裝置中可以插入多種銀行卡或充值卡。車子在過停車或收費關口時，費用可以由電子裝置從插卡中自動扣除。
新加坡汽車電子付費裝置
（圖片來源：Singapore LTA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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