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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他是現代人穿越到了古代,其實他只不過和大家玩了個文字遊戲

說實話,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義者,所以他對歷史上的大儒們所描繪的理想境界羨慕不已,王莽一向認為,「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他議論決斷,全部引經據典。

當新朝建立後,王莽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把一切政令、設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禮》幾乎是王莽新政的藍本,他認為所有改革都必須在儒家典籍中找到依據,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提議。

SO,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為了與儒家經典不衝突,組織了大量人力展開了長時間的討論,王莽的智囊班子全是儒學專家,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從各種古代典籍里找出路。

史書是這樣描寫這類討論的——「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由於長年參加討論,一些官員長期無暇顧及政務,只好由人兼管,案囘件訴囘訟民政急務都沒有時間處理。

於是乎,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地名、官名、建築名,能改的不和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漢時的諸侯王叫做「公」,又依據《周禮》設置了許多新官,並將漢時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稱全數改變,表示改朝換代,革漢立新,廢劉興王。

在中央官職中,更名大司農為羲和,後改為納言,改郡太守稱大尹,都尉叫太尉,縣令長叫宰,御史叫執法,如此種種不勝枚舉,至於地名,也是從中央改到地方全部都改,改長安叫常安,長樂宮叫常樂宮,未央宮叫壽成宮。

地方郡縣名稱改變更多,幾乎是年年都改,一改再改,以致「一郡至五易名」,然而,改到最後,還是叫原來的名字,因為官吏和老百姓根本都記不住,所以,朝廷每次下詔書的時候,就不得不用它原來的名字附在新改的名字後邊。

比如,詔書說到「新平」,就得在後邊附上「故淮陽」,說到「陳定」,也得在後邊寫上「故梁郡」,這種改革除了增加記憶的麻煩,影響效率,造成浪費,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以至帶來社會的不穩定之外,沒有任何益處。

王莽是如何對待周邊的少數民囘族政囘權的呢?在他掌權後,為表現其「威德至盛異於前」,便改變了平等友好的態度,他命使臣收繳了西漢時發給匈奴的「匈奴單于璽」,而代之以「新匈奴單于章」,不但在匈奴前加以「新」字,且以「章」代「璽」。

這表明王莽降低了匈奴單于的政治地位,將匈奴以前與漢天子的平等關係降為與王莽的新朝諸王同樣的地位,從而使匈奴成為新朝的附庸。這自然引起了匈奴單于的不滿,加上其他一些糾紛,平靜多年的北方邊境開始緊張起來,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王莽不但不採取緩和措施,反而變本加厲,下令匈奴單于改名為非常滑稽又匪夷所思的「降奴單于」,又下令分匈奴全國為十五單于,這就引起了匈奴單于的公開反對。

與此同時,王莽遣使四齣,把四方的少數民囘族紛紛由王改為侯,收繳印章,改變名號,這還不算完,王莽布告天下,改高句麗國名為「下句麗」,改匈奴為「恭奴」,單于改叫「善於」。

這簡直就是沒事找事,也只有王莽才能想得出來這些名號,這些帶有民囘族歧視色彩的政策,不但起不到樹立新莽王朝權威的作用,反而引起各少數民囘族的極大反感,王莽的文字遊戲終於玩的過火了,匈奴開始侵擾邊塞,邊境地區吏民被掠殺者不計其數。

王莽在位期間其它的一些改革措施,也與他的文字遊戲一樣,但往往只注重形式,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討論修改條令的文辭優美與否、是否符合經典規範上,根本不考慮是否會擾動民眾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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