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之後的漢朝為什麼每年死刑犯仍舊數以萬計？

上期文章是為了做個鋪墊，聊了一下優秀政治家的「說」，以及為什麼那麼「說」，也就是歷史形象「包裝」的意義，具體到漢文帝個人，最可貴之處並不是他沒有「裝」，而是他「裝」了一輩子，他的子民，也因之受惠。

《漢書·文帝紀》里，東漢人班固這樣撰寫讚詞：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同樣是疾呼「仁哉」，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的「太史公曰」評論卻有另一個視角：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這段話其實內藏毒牙。

01

司馬遷的評論，包含了兩個時間段，其一，是以「必世然後仁」，對此，《史記集解》引述：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漢文帝在位23年，距離30年相去不遠，加上之前的漢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續性，算得上一個「仁」字。

最重要的是第二個時間段，即「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文帝之後100年，落在誰任上了？漢武帝，那麼他有沒有「勝殘去殺」，或者說如班固所言的「幾致刑措」，也就是備刑罰而無用，天下向治？

動不動就刑殺幾萬人的武帝朝，自然算不上「善人」，所以，司馬遷的這個比較毋寧說是在諷刺漢武帝沒能延續父、祖的盛德。那麼，這是不是過度解讀呢？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的漢武帝

後半段的讚詞其實已經點了漢武帝的名，所謂「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廩廩的意思是「庶幾」、「漸近」，也就是幾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禪去了，這個說的是賈誼、公孫臣上書漢文帝改正朔、服色，結果，漢文帝只是做了準備，實施則留待後人，完成這項「大功業」的後人正是漢武帝。

然而，在《史記·封禪書》里司馬遷是這麼記錄漢文帝的「謙讓」：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一個「怠於」、一個「不往焉」，這還是「謙讓」嗎？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瘸了之後，惱羞成怒了，乾脆完全不信這套。那信這套的漢武帝又是個啥呢？

從這個案例來看， 說《史記》是一本「謗書」還真是一點沒錯。

不過毒牙歸毒牙，司馬遷無非是「腹誹當今」，而班固卻敢直斥漢文帝之非，當然，沒有明目張胆地放在《文帝紀》里，而是藏在《漢書·刑法志》中：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這是一通誇，說漢文帝時候，刑罰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廢肉刑」事件上，班固又寫道：

促成漢文帝廢肉刑的「緹縈救父」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這可是漢文帝的重要歷史功績，後人大夸特誇的故事，卻是「外有輕刑之名」，實際上殺人，當然，這不是班固這人比司馬遷骨頭還硬，而是這個問題，早在漢景帝剛登基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也直白地認了賬，《漢書·刑法志》記載：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翻譯過來就是說，肉刑換笞刑，結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僥倖沒抽死，人基本也就殘廢了。

因為由剁掉腳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樣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針對的就是「事罪」，比如損壞公物之類，所以打個10下、30下、50下比較常見，除了「熟笞」算是情節嚴重要加刑，那是打滿100下。

可像漢文帝這種300下、500下抽下去，腳趾頭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沒了，所以漢景帝元年進一步加惠於民，先是減少了「笞」的數量，500減到300，300減到200，結果會不會有變化，大家可以自己想像。

所以，漢景帝中六年，又下詔，減300為200，減200為100，又規定了刑具必須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規制，強調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換人。

這對父子仁義不仁義？6不6？

電視劇《大風歌》中的晚年漢文帝

02

一般的秦漢史通俗作品，對於秦漢交替之際的講述，基本延續了《史記》、《漢書》中偏向意識形態的講述，即秦代法網嚴密、百姓苦之，漢高祖弔民伐罪、約法三章，所以為政寬簡，之後又行黃老、清靜無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

這個解釋體系，我們可以理解為漢代的官方解釋，如果沒有一波又一波秦簡、漢簡中律令材料的出土，這個官方解釋可能還會繼續發揮作用2000年。

然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出土，給我們展示了「清靜無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漢初年的律令制度體系完全是對秦代的繼承，只是根據漢朝的政略調整，略作修正。

對此，漢朝人心知肚明，屬於不需要進一步解釋的世界存在本身，對於我們，乃至於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經是兩個世界的故事了，因為世易時移。

我們還是從容易理解的文本說起，比如《漢書·刑法志》的前半部分大篇幅地記述了從黃帝時的涿鹿之戰一直到漢興、武帝時代的軍事史，簡言之「談兵」。

在我們的意識里，軍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兩個概念，可班固在《漢書·刑法志》里卻明確指出：

現代油畫里的漢代車戰

《書》雲「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這段話的大意是上天指定爵命次序（爵位、身份），所以聖人順應天命制定了五禮的禮制，天又要懲罰有罪之人，所以依據天的意志創製了五刑，其中最大的「刑殺」就是甲兵、軍隊，以下才是死刑、肉刑、鞭笞之類。

換句話說，軍旅征伐和法條刑罰都是用暴力維護「天意」的手段，只是施加的場所不同，一個是在原野上列陣展示，一個是在朝堂、市井表現。

我們引申一下，用更現代的方式去解釋這種現象。

在班固眼中的《刑法志》，其實就是對於國家組織動員的規範。任何已知的政治制度體系，永遠面臨一個日常化和戰時化轉軌的問題。而在春秋末期、戰國時代的「大爭之世」，頻繁的戰事又對於國家機器的轉軌效率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上古時代的分封徵召制度，與歐洲中世紀、日本武士時代的狀態類似，採取的是多級封建主的義務徵召，當戰爭發生時，由最高的封建主發出命令，要求自己的封臣按照封建義務，召集其下屬的封臣，以至於農奴，集中後出征，編成野戰軍隊。

這個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效率」，因為封君與封臣之間的利益關係並不重合，總是需要通過各種權威或博弈才能形成一個合力，同時，士、騎士、武士作為全脫產或半脫產的軍人，固然具備長期戰爭的條件，他們統領的徒附、農兵卻要受到農時的拖累，因此，封建化的軍隊長期持續的戰爭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電影《勇敢的心》劇照，參戰的很多人就是農民

現實的矛盾，令封君們只能尋求直屬「宮廷」力量的擴張，同時限制、收奪封臣的一部分權力，將原本在法理上並不歸屬自己管轄的更下一級的人力、物力集中到手上，從而擁有足夠的資源為更頻繁的戰爭服務。

但是，這個過程在原有的「身份」體系下進行，往往會面臨雄主之後的權力塌陷，世卿世祿的貴族傳統會把剛剛集中起來的權力、利益再度分散掉，這就需要一個全新的組織技術創新來代替舊的「封建」關係。

這個巨大的制度性「早熟」出現在了春秋末期的中國，之前的兼并戰爭造就了數量巨大的失去世封世祿的「士」群體，他們為全新的「流官官僚體制」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撐，君主終於可以將任命制的「廷臣」擴展到治下的各個角落。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同時，「鑄刑鼎」這樣的成文法公示事件發生了，這是因為「流官官僚體制」只是骨架，這個體制的運行規則，即血脈，卻是由成文法塑造的。

由世卿世祿的天下，走向新的天下的過程，恰恰是春秋、戰國諸國不斷「改革」的過程，改革的方向，就是一個新的、穩固的、自我完善的律令制度體系。

但是，必須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秦漢時代的所謂「法律」，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其最本質的立法原則，並非是規定你什麼不可以做，而是規定你應該怎麼活。

如果你不按照這個「法」來做，你違背的就是「天」的意志，你也就不必活了。

外國人畫的清代中國斬首刑罰

03

「文景之治」的「仁政」，比如漢文帝、漢景帝父子對於肉刑的一步步減輕，正是在上述成熟的制度體系基礎上進行的微調，其結果仍是「率多死」，也就是執行中被打死的人很多，這個數目究竟有多少，咱們不得而知。

只看《漢書·刑法志》中有記載的，在漢武帝刪定漢律後，又經歷了漢宣帝、元帝、成帝連續三代簡省法條，漢帝國仍然有數目驚人的「罪犯」：

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也就是他平均了一下，西漢中後期的各代每年的死刑決獄，占人口比例的1/1999-1/1000，即1.5萬—6萬人，耐罪算是最低的「肉刑」，也就是剃掉犯人的鬢髮，斬右趾頭則是最重的肉刑，文帝改成了棄市，也就是殺頭……3倍多也就是4.5萬-18萬人，每年的犯罪人數合計約為6萬-24萬人。

這是前朝，班固所處的東漢初年的死刑數字則是：

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

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為方便現代人理解，三解舉幾個不恰當的數據來看一下：

1972年漢景帝陽陵刑徒墓出土的漢代刑徒鐵質刑具

從1976年美國最高法院恢復死刑制度開始，這40年間一共有1436名罪犯被執行，平均每年36人。（王祿生：《美國死刑數據下的真相》，刊於《財新網》）

1954年，內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鎮壓的積极參与者）報呈赫魯曉夫：1930年至1953年間遭鎮壓的人數約為370萬，其中76.5萬人被槍決。（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1999 年）

前者是美國的死刑執行數字，2014年美國人口數約為3.19億；後者為蘇聯大清洗的死刑執行人數，平均每年約為3.33萬人，而1937年蘇聯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為1.62億。

請注意，西漢建國初年估計人口數為1500萬-1800萬左右；漢文帝末期，估計人口數為3000萬左右；漢武帝末期，估計人口數為3500萬左右；漢平帝元始二年，統計人口數為5959萬左右；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全國人口為2100萬左右。

即便是蘇聯大清洗這樣規模、效率的現代國家鎮壓，在死刑比例上，也遠遠比不過西漢帝國……就更不用說美國這樣的現代法治國家的死刑比例了。

而更可怕的是，《漢書·刑法志》中的數據，只涉及到了「死刑決獄」，而沒有涉及「非正常死亡」，因為漢朝的「犯人」，除了砍頭和贖罪脫罪的之外，肉刑或許不是人人都撈得到，徒刑、甚至終身勞役卻是跑不了的，這個群體的名字就叫「刑徒」，對他們而言，死亡可不是什麼稀罕事兒。

漢陽陵刑徒墓地位置圖

1972年，陝西省涇陽縣高庄鎮狼家溝村修水渠時，在村子的南邊，景帝陽陵封土的西北1 500米處，發現一處佔地8萬平方米的刑徒墓地。隨後陝西省文管會和陝西省博物館對刑徒墓地進行了部分清理，發掘了29座刑徒墓，共有35副骨架。許多屍骨都戴著鐵鉗、鐵釱等刑具。經過預測，刑徒墓地有8萬平方米，可能埋葬有上萬具的刑徒屍骨。

從已發表的漢武帝茂陵、哀帝義陵的調查簡報看，武帝陵園也有刑徒墓地（報告稱修陵人墓園地），義陵沒有發現刑徒墓地。武帝刑徒墓地試掘後和漢陽陵的情況大體一致，佔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埋葬至少2萬具屍骨。（石寧：《漢陽陵刑徒墓地考古與西漢刑徒生活探析》，《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1月）

類似的刑徒墓地，在河南省偃師縣西大郊村，於1964年發掘了522座，系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永寧二年（121年）徵調到都城洛陽服役的刑徒的墓地。經鑒定，刑徒絕大多數是男性青壯年，脊椎骨有明顯的勞損痕迹，有的骨骸上留有被器械刺殺、砍擊造成的創傷。這表明刑徒多是在強制性的沉重勞役下被折磨致死，有的是受酷刑死亡或遭殘殺的。

這已經是「文景之治」200年後，據統計，大郊村刑徒墓地的墓主，輸作前的郡縣獄所遍及9個州所轄的39個郡國167個縣，當然，他們比較幸運，在棺木上還會扔上一兩塊青磚，鐫刻死者姓名、刑名和輸作前所在的獄所，不算是無名鬼。

1964年在河南洛陽出土的刑徒墓青磚銘文

在漢景帝這麼一位「仁君」的陵墓旁邊，草草埋葬著10000多無名刑徒的屍骨，為他的王朝做見證，才是真正的諷刺。

更加諷刺的是，與文景前後的諸位雄才之主比，文帝、景帝父子生前的施政又絕對當得一個「仁」字，而他們所體現出的殘酷，恰恰說明了在他們的「仁政」前後，整個秦漢制度體系的殘酷性更令人髮指。

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回顧了上文中數以萬計的「犯罪受刑」人數之後，想像一下，漢文帝時代在更近似於秦代法制體系的背景下，如何做到年決獄不足四百？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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