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法家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衛國宗室之後裔，姬姓，公孫氏，亦稱衛鞅、公孫鞅。身為衛國宗室血胤，「紅色基因」閃耀，衛鞅早年卻流落魏國，充任魏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即侍從官，形如跟班兒，籍籍無名，將息度日，後來投奔志欲吞天的秦孝公嬴渠梁，從此踏上了一條荊棘密布的「改革之路」；後因率兵擊潰魏軍，獲封於商，號為商君，史稱「商鞅」。他相秦十年，強力改革，富國強兵，傲視群雄，史稱「商鞅變法」。他像一匹高速奔騰的火車頭，將秦國導入快速發展軌道，卻將自身置於危險境地，前338年，秦孝公駕崩，秦惠文王嬴駟繼位，太傅公子虔誣其「謀反」，惠文王臉色一變，下令抓捕，走投無路之際，商鞅率麾下負隅頑抗，兵敗被俘，處以車裂之刑，悲夫！

如此功勛卓著命運慘烈的劃時代改革家，其早年歲月卻猶如孤鶩遠翔，縹緲難尋。《史記·商君列傳》只說他是「衛之諸庶孽公子」，「其族本姬姓也」，其餘即告闕如。作為一代精英，其穎悟超邁，雄才彌天，自是不言而喻；他刻苦自勵，「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所謂「刑名之學」，是以法家重要創始人申不害為代表的學派，主張君權至上，以「術」彰法，循名責實，慎賞明罰。其傳世之作《商君書》，激情四射，雄辯滔滔，論變法之「理」，訂變法之「則」，宏觀梳理，微觀剖析，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第一個發現商鞅懷擁絕代才華的，是其恩主公叔座。公叔先生在魏國為相多年，諳熟權術，當初為確保相位，排擠軍事家吳起，致其遠走楚國；病危之際舉薦商鞅，落得薦賢美名。前361年，公叔座病重，魏惠王親往問病，並請教誰能安邦治國？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默然不應；公叔先生眼珠兒一轉，屏退左右說：「王既不聽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惠王含糊其詞，轉身而去。國王一走，公叔座連忙把商鞅招來，細說前後，令他趕緊逃跑避禍，豈料商鞅淡定地說，魏王既不聽先生之言任用我，怎麼會聽先生之言而殺我呢？惠王回朝，撇著嘴對諸臣說：「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

公叔先生堪稱政治家之典範矣！其嘴臉一夕三變，權術之機展露無遺。儘管如此，其薦賢之舉，依然值得肯定；一個不甚完美的伯樂，畢竟也充溢著愛才之情嘛。前361年，公叔座病死，商鞅灑淚祭悼，第二年就離開魏國，奔往秦國去了。當時，秦國正值新舊交替，62歲的秦獻公辭世，21歲的秦孝公繼位。年輕的孝公一如初生牛犢，雄心勃勃，「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賈宜《過秦論》），然而他面對的，卻是國勢羸弱、諸侯鄙視之現實，連權力早被架空的周顯王姬扁，都懶得搭理秦國，孝公對此無比憤慨：「諸侯卑秦，丑莫大焉。」於是他悍然頒布求賢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正在魏國徘徊的商鞅聞訊，快馬加鞭，趕來應徵，通過寵臣景監先生求見孝公。這位景監先生，堪稱是商鞅遇到的第二位伯樂，其身份頗為神秘，神龍見首不見尾，生卒年不詳，也不知系何方人氏，只知道他姓羋，景氏，名監，曾任副將、國尉、上大夫，有人說他是後宮太監，有人說他是秦王密探，在孝公面前極受恩寵，炙手可熱。至於商鞅是如何搭識景監，並得到賞識的，不得而知。商鞅在景監的大力舉薦下，演繹了一出搖曳多姿的「四見孝公」之連續劇：一見孝公，大談「帝道」，聽上去攀雲追月，不過空話而已，孝公「時時睡，弗聽」；二見孝公，改論「王道」，似乎上天可御閃電，下海可擒蛟龍，孝公冷淡依然；三見孝公，言及「霸道」，孝公終於露出笑臉，感到「可與語矣」；四見孝公，「以強國之術說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兩人促膝長談，「語數日不厭」。景監先生對此頗感奇怪，說你憑嘛忽悠了大王？商鞅嘿然一笑：不過是強國之術嘛！

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扶搖直上，先後被任命為左庶長、大良造。左庶長為非王族大臣首領，大良造又稱大上造，為朝廷最高官員，類乎宰相。商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自上而下，厲行改革。正當他熱血沸騰，吹響改革集結號之際，孝公卻「恐天下議己」，猶豫徘徊起來，召集大良造商鞅、太師甘龍、左司空杜摯等人廷議，商鞅昂然說道：「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孝公點頭稱善，甘龍卻說：「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杜摯隨聲附和：「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望著兩位抱殘守缺的朝廷大佬，怒懟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聽罷，曰：「善。」於是，「卒定變法之令。」

此後，商鞅開始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令民為什五，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商鞅多措並舉，多管齊下，一口氣改革了國家的戶籍、爵位、土地諸項制度，獎勵軍功，鼓勵耕戰；廢井田制，設郡縣制；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軍功爵制度……暮氣沉沉的老大秦國，一時間議論嘩然，人們驚訝、錯愕、唳罵，不一而足，商鞅不為所動，鐵腕推行。為取信於民，他下令在都城市場南門豎起一根三丈巨木，公開懸賞：「誰能將此木移至北門，獎勵十金。」人們紛紛圍觀，將信將疑；當賞格提高到五十金時，人群里兀地跳出一條莽漢，將巨木扛起就走，監督官當場兌現五十金，並宣布：「令出必行，絕無誑語！」圍觀民眾一片沉寂，始信朝廷變法之決心，堅如磐石。

正當變法如火如荼走向縱深之際，太子嬴駟觸犯新法，商鞅冷臉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乃儲君，不能加刑，乃下令刑太傅公子虔，黥太師公孫賈，引起朝野轟動，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幾年後，太傅公子虔再一次觸犯新法，商鞅不顧太子苦苦求情，下令施以「劓刑」，即割鼻之刑，從此與公子虔成為仇讎。變法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國家日益強盛，在戰國七雄中漸漸鶴立雞群起來。

前340年，商鞅奉孝公之命，率軍討伐魏國，魏惠王令公子卬率軍迎敵，兩軍在關中河西地區（今山西、陝西之間黃河南段以西）展開決戰，史稱「河西之戰」。商鞅與公子卬是老朋友，寫信詐稱相會結盟，樂飲罷兵。天真的公子卬不知有詐，應約前來，當場被擒，商鞅大破魏軍，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以求和。到了這時候，魏惠王才恍然想起了當年公叔座的警告，恨恨地說：「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雖然勝之不武，商鞅卻因功受封於商邑（今陝西丹鳳縣），號為商君。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秦國政局動蕩，《戰國策》云：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是否史實，不得而知。43歲的孝公駕崩，19歲的太子嬴駟繼位，史稱「秦惠文王」，身居變法之巔的商鞅，一下子跌入險境。秦國貴族趙良眼見商鞅積怨太深，前景不妙，前往勸說：「仆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貪位貪名，貪婪之極也！趙良之言，尖銳犀利，商鞅口稱拜師，卻是言不由衷；趙良以秦穆公時的賢相百里奚為例，以駁難商鞅：「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庫府，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而商君您呢？每當出行，車駕富麗堂皇，浩浩蕩蕩，護衛武士挺槍執戟，耀武揚威，「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噼哩啪啦一頓痛貶，弄得商鞅啞口無言，趙良勸他早作打算，急流勇退，到荒僻之地做一田家翁，「歸十五都，灌園於鄙」，耕作于田園之中，「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可惜商鞅到了危急關頭，依然貪戀榮華富貴，「商君弗從。」

這時候，曾被商鞅處以割鼻之刑的太傅公子虔乘機報復，上書惠文王，誣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不問青紅皂白，下令拘捕，商鞅連夜潛逃，逃至邊關，欲宿客舍，但無證件，店家怕遭「連坐」，不敢收留；逃往魏國，魏人恨他當初詐賺魏軍，罵他是賊，不肯收留。一代改革大師，危急時刻被自己制定的嚴苛法令逼得走投無路，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孤注一擲「謀反」，猶如螳臂當車，最後慘遭車裂。如此悲慘結局，令太史公司馬遷連聲感嘆：「商君，其天資刻薄之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可以也夫！」二十年前，我讀《史記》，在《商君列傳》書頁上，留下了八個紅字：「如對商君，迷惘無言。」

炳彪史冊的「商鞅變法」，無疑取得了極大成功，使黯弱的秦國一躍成為七國之雄，然而，商鞅個人的命運，卻很悲慘，最後跌落進自己編織的法網裡，受到了世上最慘烈的酷刑。商鞅變法的極大成功與商鞅個人命運的極其悲慘，情與理如此相悖，勢與事如此相違，崇高理想與殘酷現實如此南轅北轍，實在令人深思。究其根源，大致有三：其一，商鞅依法治國，理念當然不錯，但他所謂的法制在執行過程中，確實產生了嚴重偏差，有些法令過於嚴苛，過於峻烈，甚至達到了刻薄寡恩、暴虐殘忍的程度。譬如，他下令實行連坐之法，株連無辜，弄得人人自危；他大肆增加肉刑，推行大辟、鑿頂、抽肋、鑊烹等酷刑，實行恐怖統治，所謂變法露出了青面獠牙的邪惡嘴臉，引起天下人的恐慌與憤恨，杜甫詩曰：「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苛虐如斯，焉能不殃及自身？其二，商鞅不畏強權，不避危險，敢於刑上大夫，嚴懲觸犯法律的太傅、太師等權貴，為國法樹起威嚴，卻為自己樹立了死敵。他下令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實行論功行賞，剝奪了貴族階級的世襲特權，為國家清掃了一大批冗官貪吏，卻為自己招來了極深的怨恨。其三，商鞅變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強力革命，全社會缺乏應有的改革基礎，在統治集團內部，阻力還很強大，公子虔之流頑固派一直在興風作浪。變法之成敗，商鞅之安危，全繫於秦孝公一人，其脆弱與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孝公在，商鞅安；孝公崩，商鞅誅——這種不幸結局，實在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悲劇啊。

幸運的是，秦惠文王並非糊塗平庸之輩，他在車裂商鞅之後，並未統統廢除商鞅倡導的新法，而是繼續加以貫徹落實，與此同時，他審時度勢，任用賢能，使秦國版圖不斷向外拓展，並於前325年改「公」稱「王」，改元「更元」，成為秦國「第一王」。由此看來，惠文王車裂商鞅，一方面是為了取悅自己的老師公子虔，有公報私仇之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矯枉過正，撫平商鞅推行的苛酷峻法激起的巨大民憤，同時盡量爭取頑固保守派的支持，至少不要成為改革的巨大阻力。——由此可見，秦國之崛起與商鞅之被誅，時也，勢也，命也！

來源：蕭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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