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社會性與偏好的微觀結構

作者周業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一

引言

對經濟學（甚至可以說對整個社會科學）而言，如何處理人的行為是一個核心問題。自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由此衍生出兩個極端的處理方法，一種是把人完全個體化，一種是把人完全社會化。前者把社會看作是一系列的約束條件，個體行為是個體面對這些約束條件所作出的最優化選擇。所謂社會行為只不過是個體行為的簡單加總。因此，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就簡化為單個個體和加總的個體之間的關係。而對後者來說，個體的行為等同於社會的行為，社會決定了個體，因而個體也就等價於社會。兩種處理方法看似對立，其實存在共性，這個共性包含兩個方面：（1）兩種處理方法都必須假定個體同質，無論是單個的個體同質才得以加總出一個社會，還是個體和社會同質，本質上都是一個同質性處理；（2）兩種方法都必須假定充分理性，個體充分理性才能夠加總出社會充分理性；或者說社會充分理性才能夠體現出個體充分理性，其實殊途同歸。最終可以看到，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在這兩種處理方法中被忽略了。

從理論研究上說，進行人性的抽象似乎是必要的一步。因為早期的經濟學還缺乏足夠的技術方法來處理複雜的人性，因而進行必要的簡化處理在所難免。但對現在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固守於早期發展出來的處理方法，難免會有點固步自封。即便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思想巨匠們也沒有因採用這兩種極端方法而放棄對探索人的複雜性的努力，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恰恰是試圖去展示這種人性複雜的畫面的。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思想的不同解讀，就是體現了早期思想巨匠們的豐富多樣的思考。問題在於，我們是把其在一系列隱含假定之下做出的抽象當作正確的，還是把其抽象之外的思考當作是正確的？這取決於我們自身對早期經濟思想的認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從哪個角度解讀，都不可否認，早期思想巨匠們從未真正放棄過人的內心世界。

經濟學家長期對人性的簡化處理導致了理論的「黑板化」，不同流派的理論都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那就是有精密的邏輯和複雜的模型，卻無法有效地解釋和理解現實的世界。這種困擾一度讓經濟學陷入到是否科學的非議當中。對於經濟學家是否能夠有效地幫助人們決策，也成為一個未知數。儘管經濟學一度享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榮耀，但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在伴隨著經濟學顯學化的同時，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一部分自覺的經濟學家自身對經濟學的不滿也在日益上升。科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一個存在於他們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經濟體系，企業和市場似乎都有名無實。我曾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黑板經濟學』。」在科斯看來，經濟學家如果不能夠直面現實來思考和研究問題，那麼經濟學也就始終只能呆在象牙塔里，成為經濟學家自得其樂的玩物而已。

「黑板經濟學」的本質就是經濟學對人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拋棄，按照格蘭諾維特的話語體系來說，就是一個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問題。格蘭諾維特寫道：「對人類行為的完整分析，應該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既不是像獨立原子一樣運行在社會脈絡之外，也不會奴隸般地依附於他/她所屬的社會類別賦予他/她的角色。他們具有目的性的行動企圖實際上是嵌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係系統之中的。」格蘭諾維特的視角既是一個社會學的視角，又是一個經濟學的視角。作為經濟社會學的主要拓荒者，格蘭諾維特把經濟學缺失的社會因素重新納入進來，以此來矯正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缺陷，但又避免完全社會化的整體主義不足，從而經濟社會學的分析對象是適度社會化的人，而不是個體化的理性經濟人和完全社會化的理性人。

當然，對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提出嚴厲批評的並非格蘭諾維特一人。在經濟學家群體當中，自馬歇爾之後，凱恩斯、凡勃倫等人都反對理性經濟人和理性社會人假定，西蒙更是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以此來試圖重構經濟學中的人性假定。只不過來自這些思想家的批評聲音並沒有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通過一系列心理學實驗證據證偽了理性經濟人賴以生存的兩大基石——偏好的完備性和傳遞性公理，才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幡然醒悟，轉而開始探求理性經濟人之外的人性面。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成果激勵下，許多傑出的青年經濟學家開始放下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身架，開始從其他社會科學中汲取營養，特別是認知科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通過大量的跨學科研究，格蘭諾維特提出的適度社會人的假說與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得以融合，以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個體決策理論為核心，一種新的關於人性假定的經濟學理論逐步呈現出來，並極有可能發展成未來新的經濟學微觀基礎。這種新的理論目前被稱為「行為經濟學」，其獨特的研究方法被稱為「實驗經濟學」，其重構的新的經濟學微觀基礎被稱為「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

雖然目前經濟學家們僅僅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當作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來對待，但從其理論邏輯以及對其他經濟學分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這次思想之旅不同以往。如果說凱恩斯開啟了宏觀之門，從而徹底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那麼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引領的這次行為經濟學浪潮和史密斯等人引領的實驗經濟學浪潮則通過重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而在未來可能再一次徹底改變經濟學的面貌。之所以說這一次思想之旅不同以往，關鍵在於過去經濟學理論賴以建立的人性假定在行為和實驗經濟學這裡變成了特例，即理性經濟人和理性社會人成為人性假定的兩個端點，代表格蘭諾維特所說的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兩個極端假說，而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所建立的新的人性假定則以適度社會化的人為基礎，核心是有限理性。這就意味著這種新的人性假定將把人的理智和情感都涵蓋進來，從而展示出活生生的真實的人的狀態，這是真正意義上擺脫經濟學黑板化的關鍵一步，只有把人性假定建立在這種新的理論之上，經濟學才有可能避免無法直面現實的尷尬。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所依賴的適度社會化的人或有限理性的人體現了人性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可以概括為人的豐富性和人的多樣性，通過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刻畫出來。人的豐富性是指人性除了理性之外，還有感性的一面，按照心理學的定義，就是存在情感因素，理智和情感共同構成了一個真實的人性面。情感因素會弱化人的理性程度，從而導致人的理性的局限，也就是有限理性。情感因素不僅取決於人自身認知過程的局限，而且因其社會屬性，導致人性不可避免地內生出社會性的一面。理性經濟人假說把情感因素排除，只強調人的理智面，相當於把人處理成了機器，這正是經濟學黑板化的根源。同樣，完全的社會人假定忽略了人作為個體自身的認知過程的差別，從而誇大了社會對於人的行為的作用，同樣也降低了經濟學解釋現實的能力。

進一步看，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把人性看作是理智和情感的一種結構化的安排，理智和情感既相互促進，也相互擠出，從而決定了人的行為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以定義為異質性，但這種異質性和過去經濟學當中的人的異質性完全不同，過去經濟學當中人的異質性體現為某種經濟行為類別的差異化或者某種社會屬性的差異化，並非人性本身的差異化。而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偏好微觀結構理論則強調人性本身的異質性，從而在個體偏好層面就可以處理異質性問題。這種異質性本質上就是社會性的差異，以及社會性和個體自身屬性之間的互動關係。

總之，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本質上是假定人的適度社會性，也就是有限理性，從而通過一個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來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種新體系有可能成為未來經濟學的主流脈絡，但還很不成熟。這種新的理論探索雖然在國內學術界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即便國外的經濟學界也低估了新理論的衝擊，從而並沒有給予這種可能的新微觀基礎重構以足夠的重視。本文試圖對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所引發的潛在的新一輪經濟學革命進行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以思想史的方式梳理這次理論重構的方方面面，從而讓更多的研究者能夠更準確地把握未來經濟學可能出現的變化。本文將分三個部分來闡述這次新的理論革命：第一部分從過去的主流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說出發，說明新的理論革命緣何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第二部分將全面討論以偏好的微觀結構為核心的經濟學新微觀基礎的重構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將展示迄今關於這些新探索的理論邏輯和經驗證據。

二

理性經濟人的局限與人的社會性的重新引入

自新古典範式建立之後，經濟學得以通過最簡潔的理論邏輯和模型來分析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展示出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優勢，但新古典範式因理性經濟人假說而備受詬病，這個假說建立在自利偏好和偏好的完備性和傳遞性公理之上，社會成員被同質化為標準的理性經濟人，所有的選擇問題都被標準化為一個最優化問題，社會開始被剝離開來，作為個體決策的約束條件呈現出來。這就是格蘭諾維特所批評的低度社會化。當然，在當時也有很多批評的聲音，但這些批評者走向了社會人的極端，從而又陷入到過度社會化的陷阱，所以並未對新古典範式產生有效的衝擊。新古典範式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就是得益於其極簡的邏輯，使得經濟學家可以採取類似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

（一）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個體決策和社會決策的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首先從個體出發分析個體行為，其邏輯前提是，給定資源稀缺，個體必須進行權衡（決策），這個權衡的過程就是一個最優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是同質化的理性經濟人，理性表現為偏好滿足至少兩個基本公理（即完備性公理和傳遞性公理）；經濟人意味著個體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也是所謂的自利假說。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兩個維度構成的四矩陣形式來形成其理論模型。

從表1可以看出，新古典範式首先分析確定性下的靜態決策，然後再分析確定性下的動態決策。後來進一步把這種決策模型擴展到不確定性條件下，就有了不確定性下的靜態和動態決策。但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決策，其中的當事人是同質的，通過理性經濟人來刻畫。這個假定在確定性條件下表現為面對兩種代表性物品的權衡，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由於偏好的完備性可以確保當事人對所有可能的選擇對象都進行評價，無論這種評價是採取基數形式還是序數形式；而偏好的傳遞性則可以確保兩種代表性物品的權衡可以擴展到N種物品，這就能夠保證當事人對不同物品之間的偏好是有序的。這樣，只要可比且有序，那麼當事人總是能夠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

不過，生活中並不總是面對確定事件，實際上，不確定事件才是常態，比如，明天的天氣如何變化很難確定預測。在不確定條件下，只要每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是可以估計的，那麼通過事件的可能結果及其可能發生的概率分布，就可以構造出一張彩票（也就是賭局）。這樣我們僅僅通過簡單彩票就可以把確定問題轉化為不確定問題。按照奈特對不確定和風險的區分，新古典範式中的不確定下的決策實際上就是風險決策。前面確定條件下的消費者選擇的理論邏輯同樣適用於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現在當事人不是對具體的物品集進行權衡，而是對彩票進行權衡。包含概率的效用函數就被稱為預期效用函數。這樣，新古典範式就成功地把當事人的權衡從確定性條件推廣到不確定性條件。

進一步，新古典範式引入了時間因素，即代表性當事人的選擇不僅是在當期做出的，也可能是在不同時期做出的，這被稱作跨期決策。跨期決策和當期決策的最大差別在於時間，時間具有貨幣價值，因而時間因素的處理就成為跨期選擇的關鍵。新古典經濟學用貼現率來表達時間因素，這個貼現率從當期往下一期看就是利率，從下一期往當期看就是貼現率，由於決策都是在當期做出的，所以跨期問題就轉化為貼現問題。同樣的道理，理性經濟人的諸多假定在引入時間後得以保留。假定跨期決策涉及多期，那麼新古典經濟學假定代表性當事人在任何多期中對任一兩期的偏好序保持不變，這個被稱為偏好的時間一致性假定。

由於偏好本身無法觀察和測度，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又引入了顯示偏好假說，即個體在主觀上的偏好序和在客觀上的選擇行為應保持一致，從而前者可以通過後者來推斷。新古典經濟學家堅持主觀價值論，但這一主觀價值因顯示偏好假說而具備了客觀基礎。為何需要走出這一步？因為新古典經濟的偏好和效用看似主觀概念，其實沒有心理學基礎，這一點可以從經濟思想史中推斷出來。因為這些假定沒有任何的心理學基礎，也不是任何的心理現象，從而能夠作為公理化假定而無需證偽。

在進行個體分析時，新古典範式首先不考慮社會，而是把社會作為約束條件，來構造個體的決策模型。如果要把個體行為推廣到整個社會的行為，其實也很簡單，因為假定人是同質的，那麼只要對個體選擇結果進行簡單加總，就可以形成總體的結果，這就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對個體選擇結果的加總本質上就是對個體偏好的加總，個體偏好加總形成社會的偏好。社會有了偏好，就可以像個體理性經濟人一樣進行決策，從而社會選擇就轉化為個體選擇。這就使得個體行為和社會行為之間保持了內在的一致性。只要滿足社會的偏好的加總原則，個體的偏好總是能夠加總成社會的偏好，如此這般，個體的效用函數和社會福利函數之間就具有邏輯上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但是，這種簡單加總讓一些經濟學家產生了異議，阿羅不可能定理認為，如果一個社會決策機制滿足前面三條加總原則，那麼這個社會必然是一個獨裁統治。也就是說，社會的偏好就是單個人的偏好。

因此，在新古典範式中，無論是個體行為還是社會行為，都表現出理性經濟人的本質，從而「社會的偏好」並不意味著人的社會性處理，而僅僅是個體加總結果的一種表達。這種社會的偏好和後來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所發現的「社會偏好」存在本質不同。也正是因為這種差別，才導致了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有可能重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

（二）對新古典理性經濟人假說的證偽與人的社會性的提出

新古典範式雖然逐步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對其批評也與日俱增。先是凱恩斯指出，在跨期選擇時，人們不可能對未來有足夠的預期；並且在企業和家庭決策中，「動物本能」會引發投資衝動，社會影響會導致「選美競賽」，這些都和新古典理性經濟人不符。凡勃倫則強調社會因素對消費決策的影響，並提出了「炫耀性消費」的說法。凱恩斯和凡勃倫等人的這些思想其實就是針對理性經濟人而言，其核心在於，社會成員並非那麼理性，並且社會因素並非僅僅作為約束條件影響著人們的決策。到後來，西蒙明確建立了以有限理性為內核的決策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蓋凱恩斯和凡勃倫等人的相關說法。所謂「有限理性，即與我們對人類實際中的選擇行為的認知相一致的理性，則假定決策者必須通過搜尋才能獲得選擇的可行辦法，對行動所能產生的結果的知識很不完備且不準確，並採取期望中的滿意的行動（在滿足約束的條件下達到目標）」。在西蒙看來，個人的理性不僅受到知識的局限，而且還受到個人和社會關係的局限。在有限理性條件下，即便當事人想滿足自利偏好，也難以企及，這就是西蒙所講的「滿意原則」，而非最優原則。

不過，雖然凱恩斯、凡勃倫和西蒙等人抓住了新古典範式的關鍵弱點，但並沒有在微觀基礎的重構上邁出實質性的腳步。直到20世紀70年代開始，兩個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從認知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的視角系統地研究了人的實際決策和判斷行為，才真正讓經濟學家開始感受到一場潛在的經濟學革命可能要到來。卡尼曼等人發現，當事人在實際決策和判斷時會出現多種認知偏見，這些偏見會導致當事人不那麼理性，並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1979年發表的論文中，全面反駁了新古典預期效用理論的建構基礎，並提出了價值函數的定義，以此來替代新古典預期效用函數。這一成果標誌著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的重構已箭在弦上。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構建的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明確把人的選擇和判斷根植於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這就擺脫了新古典理性經濟人缺乏一個心理學基礎做支撐的不足。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認為，真實的人在決策時總是採用「啟發式」（heuristics），受到框架效應等的影響，因而不可能滿足偏好的兩大公理，當然理性假說也就不成立。同時，當事人評價決策結果時，是採取相對損益法，而不是新古典範式中的絕對損益法。由於相對損益的計算依賴參考點的選擇，而參考點取決於社會因素，也就是社會比較。這就意味著個體決策必然帶有某種社會性，這點和新古典範式完全不同。針對新古典範式的不確定性處理，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認為，當事人的主觀概率認識可能與實際的概率分布不一致，而當事人的決策恰恰是基於其主觀概率分布做出的，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稱之為「權重函數」。比如，當事人總是出現高估小概率事件和低估大概率事件的偏見。

和凱恩斯、凡勃倫和西蒙等人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不同，卡尼曼和特維斯基是直接在技術層面打擊新古典範式，並且把打擊的對象放在新古典範式賴以生存的微觀基礎之上，從而就真正動搖了新古典範式。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理論提出之後的三十餘年，不僅引發了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而且還導致經濟學各個分支都面臨可能的變革。巴比里斯（Barberis）系統地闡述了前景理論創立三十多年對經濟學研究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一理論在經濟學各分支領域的應用狀況。

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引領下，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致力於證偽新古典範式的理性經濟人假定，迄今發現了二十種代表性的反常現象，這些反常現象都無法通過新古典範式加以解釋。比如，偏好反轉，這一異象證偽了偏好的傳遞性公理；現狀偏見，體現為稟賦效應或損失厭惡，同樣違背了偏好的傳遞性公理；「體驗效用」，這種效用是指決策時所主觀感受到的幸福和痛苦，新古典範式不承認這種效用存在，是因為其缺乏心理學的支撐；合作悖論，即和新古典範式的預測不同，人們通常自覺選擇合作，這是因為人除了自利偏好，還有社會偏好，如互惠、利他、公平等等；跨期選擇異象，即真實的人在進行跨期選擇時存在明顯的偏好時間不一致現象，真實的人的時間偏好可能表現為雙曲型；心理賬戶假說，即不同來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這意味著新古典的消費理論是有很大缺陷的。

這些反常現象的發現有效地證偽了新古典範式的理性經濟人假說，從而為構建新的微觀基礎提供了可能。卡尼曼將新的決策模型精鍊為雙系統認知模型，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到，個體具有理性的一面，這點卡尼曼和特維斯基並沒有否認。但除了理性之外，個體還有情感的一面，這是人與生俱來的社會性所致。社會先於個體存在，個體不可能無視社會因素在自身決策和判斷中所起的作用。新古典範式完全撇開人的社會性，就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歧途。而如果無視個體的理性層面，也同樣誇大了社會的作用，從而走入個體從屬於社會的怪圈。總之，個體是理智和情感兼顧的複雜生命體，其決策和判斷可以理性地做出，但也可能非理性地做出；個體並不完全自利，而是可能具有某種「親社會性（prosocial behavior）」，後來的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把這種複雜的偏好定義為「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注意，這一社會偏好和阿羅等人定義的社會偏好具有本質的區別。後者只能稱作為社會的偏好，其中個體並不具有社會性，所以個體層面不存在社會偏好的屬性。

三

個體的社會性與社會偏好的發現

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等人的研究激勵下，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全新的個體決策理論視角研究社會經濟問題，逐步形成了微觀領域的社會偏好理論，並基於這一理論，構建了以有限理性為內核的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套體系目前被稱作行為經濟學，其特有的研究方法被稱為實驗經濟學。雖然迄今經濟學界還把這個新的理論體系當作經濟學普通的一個新興分支來對待，但其對經濟學的影響，已遠非普通的經濟學分支所能比擬。可以說，行為和實驗經濟學正悄悄地逐步改寫過去的經濟學，而且很可能引發一次全新的經濟學理論變革。

對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革命性作用的判斷並不為過，究其原因在於，社會偏好理論不僅能夠處理人的認知的局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處理社會性。過去經濟學面臨社會化不足和過度社會化的困擾，但這些問題在社會偏好理論中將迎刃而解。社會化是一個看似存在、但被新古典範式一直所忽略的關鍵。人身處社會當中，總是會和他人互動，從而受到他人影響。這種影響並非外在的約束條件所能刻畫，而是根植於人的內心，深刻地作用於人的行為。心理學迄今為止的大量研究發現，人雖然未必完全從屬於社會，但幾乎所有的行為都深深地打上社會的烙印。經濟學家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如果忽略了人身上的社會性，就等於閉門造車。

當然，新古典範式並非完全忽視社會性這個問題，只不過因理性經濟人的極簡假設，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處理社會互動時，找不到有效的理論和方法。外部性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新古典範式對待社會性的一種態度，但這種理論只是把社會性當作是人的外在的因素，並非內在的因素。博弈論進一步把社會互動模型化了，但和外部性理論一樣，只不過多了一個策略互動而已，並沒有揭示人的內在的社會性，因而也沒有脫離新古典的範疇。事實上，新古典範式的堅定擁躉貝克爾自己早已認識社會性的重要，並試圖在新古典範式中構建一個社會互動模型。但很可惜貝克爾的這種努力並沒有達到其研究意圖。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主要從認知心理學來探討有限理性和人的社會性，並沒有更多地涉及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在經濟學中，對於個體社會性的有效處理是由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來完成的。古斯等人設計了一種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進行實驗研究，這種博弈實驗包含兩個參與人，一個扮演提議者，另一個扮演響應者；實驗前賦予提議者一定數量的稟賦，響應者沒有初始稟賦；實驗開始時，提議者針對自己手中的初始稟賦做出一個分配方案，這個分配方案完全由提議者自主做出，和響應者沒有任何關係，提議者可以分配任何數量的初始稟賦給響應者，也可以不分配、自己獨享；響應者在博弈中是被動的，可以選擇接受，也選擇拒絕；響應者做出回應後，博弈結束。這個最後通牒博弈的設計非常巧妙，按照新古典範式的理性經濟人假說，博弈的納什均衡解就是：只要提議者分配給響應者任何非負數量的初始稟賦，響應者都會接受。因為對響應者來說，有總比沒有好，這符合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因此，提議者會分配最少數量的初始稟賦給響應者，而響應者會接受這一分配方案。但古斯等人的實驗結果表明，提議者提議的初始稟賦分配比例均值在0.33—0.37，而響應者的拒絕率均值在0.10—0.25。這一實驗結果意味著參與實驗的被試並沒有呈現出新古典範式所預測的那樣，即被試並不是理性經濟人！古斯等人的實驗結果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卡尼曼等人在其基礎上加以改進，福希爾等人對卡尼曼等人的改進版進一步精鍊，構造了一種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s，DG），和最後通牒博弈相比，獨裁者博弈取消了回應者拒絕的權利。也就是說，無論作為獨裁者的提議者提出什麼分配方案，響應者都得接受。從理性經濟人假說來預測，提議者應該不分配給響應者任何稟賦。但實驗結果再一次證偽了新古典範式，提議者提議的分配比例均值在20%左右。

古斯等人的最後通牒博弈研究以及福希爾等人的獨裁者博弈研究是非常振奮人心的。和卡尼曼與特維斯基的早期研究不同，博弈實驗是在一個正統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內完成的，並且實驗具有可重複性。後續的研究通過引入不同文化群體的被試、不同人口特徵的被試以及對相關的實驗細節進行調適和改進，相關的實驗結果都表現出反新古典範式的特徵，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如凱莫勒總結道：「最後通牒出價的中位數通常出現在40%—50%的水平，而平均數出現在30%—40%的水平。40%—50%的出價水平很少被拒絕，而低於20%左右的出價水平有一半被拒絕。」獨裁者博弈實驗的多次複製結果同樣顯示出相當的穩健性，約30%的被試作為獨裁者的提議者分配給了回應者可觀的支付。這些同類型實驗的重複實驗結果所表現出的高度穩健性說明，處於實驗情景中的被試行為具有相應的強穩健性，這就引發了研究者的好奇心，為何提議者會分配給回應者可觀的稟賦份額？為何最後通牒博弈中響應者會拒絕一定比例的稟賦份額？

很顯然，最後通牒博弈和獨裁者博弈的實驗結果違背了新古典範式的理論預測，被試的行為沒有按照理性經濟人行事。這是標準的理論反常現象，後續實驗儘管控制了各種非偏好因素，但這種反常現象依然存在。這就使得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不得不尋求新的理論解釋，回到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認知心理學框架，這種反常現象可以看作是某種認知偏見所致。所謂認知偏見，是相對於完美認知而言的，對完美認知產生了偏離，實際上就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對完美理性的偏離，並非純粹的非理性。有限理性仍然是理性，是不過理性存在相應的局限。而這種認知局限的存在未必是壞事，就好比直覺未必比深思熟慮來得效果差，很多時候直覺的決策效果可能更好。

知識的不足很容易得到認可。但理性的局限絕非僅此而已。更為重要的是，人自身所具有的社會性導致了情感因素，而情感恰恰是阻礙人的理性趨向完美的關鍵。通常我們說感情用事，就代表了衝動、不理智、不冷靜，但我們無法消除感情因素，正是因為我們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具有社會性的個體。這種社會性趨勢人們在決策和判斷時，不得不考慮他人的境況，把他人作為參照，甚至將心比心，從而做出西蒙所講的滿意原則，而非理性經濟人所能做的最優化。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認識到這種社會性的關鍵作用，從而將其提升為偏好層次來處理，把其稱為「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或「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這種社會偏好和理性經濟人的自利偏好和社會的偏好完全不同。這種社會偏好來自人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受到這種社會屬性的驅使，形成了認知層面的情感機制，從而和理性共同組成了卡尼曼所說的認知雙系統。新古典範式抓住了人的理性面，忽略了人的情感面，把人機械化，自然就陷入了黑板經濟學的泥沼。

最後通牒博弈和獨裁者博弈的情感因素體現在哪些地方？假如被試是理性經濟人，提議者在最後通牒博弈中就會分配給回應者最小金額的稟賦；在獨裁者博弈中不會分配給回應者稟賦；而回應者在最後通牒博弈中不會拒絕任何正的數額的稟賦。但重複的實驗結果表明，提議者無論在最後通牒博弈還是在獨裁者博弈中，都分配給回應者可觀的稟賦，多的時候接近一半，少的時候也在30%左右，而回應者在低於20%的分配額時會選擇拒絕。這完全違背了理性經濟人假定，說明提議者和回應者都不是純粹的理性和自利，而是考慮到了對手的境況。分配方案是關鍵，為何提議者會給回應者接近半數的稟賦？為何回應者會拒絕低於20%的稟賦？因為無論回應者是否具有拒絕的權利，假如提議者分配給其比例太低，回應者都會覺得不公平，因而選擇拒絕。而對提議者來說，同樣會認為如果分配給回應者的比例太低，顯得不公平。這種公平的考慮就是情感，是基於社會的考量。正是因為一個人身處社會當中，在偏好中就體現出了社會性，從而在決策和判斷時會受到這一社會偏好的驅使。公平偏好就是一種社會偏好。理性經濟人假定由於拋棄了人的社會性，就看不到公平等情感因素對人的行為之作用。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在古斯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人的社會性的理論解釋：

1.心理博弈的解釋。以理性經濟人為基礎的博弈論很難解釋古斯等人的實驗結果，迦南科普羅斯等人認為，博弈中的參與人不僅選擇行動，還選擇信念，信念取決於情感，因而博弈的均衡既是策略均衡，又是情感均衡（心理均衡）。古斯等人的實驗結果表明，提議者和響應者都是基於某種情感的信念才選擇某個偏離新古典範式預測的分配方案。

2.公平博弈。以理性經濟人為基礎的博弈論強調參與人根據支付來選擇最優策略，但按照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價值函數，真實的人的決策是依據相對損益，而不是絕對支付。相對損益的計算就涉及到參照點，這是一個社會因素。在古斯等人的最後通牒博弈中，如果提議者分配給回應者太少稟賦，回應者會根據提議者的稟賦所得來參照計算自己的相對損益，就會選擇拒絕。而提議者同樣會從響應者的參照點出發來計算相對損益，如果自己所得太多，就會出現對不公平的厭惡。在博弈論中引入參與人的公平信念，所得的博弈均衡就是公平均衡。博弈中參與人對公平的偏好是一種公平感的體現，這種偏好也可視為一種不平等厭惡偏好。無論是公平偏好還是不平等厭惡偏好，都強調參與人受社會性的驅使而採取較為公平的分配方案，這就可以有效解釋最後通牒博弈和獨裁者博弈的實驗結果。

3.互惠博弈。對理性經濟人來說，在交易過程中只有利益的計算，沒有情感的考慮。但真實的人在交易中會有各種各樣的情感的表現。通常的一種表現就是互惠，即你對別人好，別人也會對你好，所謂投桃報李。這種相互的回報未必對稱，也不是出於當事人精打細算的結果，而僅僅是出於一種友好。通常說的互利互惠本質上是理性經濟人的行為，而不包含互利的互惠才是社會性的體現。兩者的差別在於利益的對等程度，對純互惠而言，就是一種情感偏好，無需精確的成本收益計算，雙方的利益自然也就可以不對等。互惠偏好同樣構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偏好。

4.利他行為。貝克爾堅稱，利他行為只不過是個體效用最大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這種理性經濟人的解釋違背了利他行為的本質。在慈善捐贈中，捐贈者並不完全考慮自身的利益是否能通過捐贈行為得到改進；同樣，在各種救助活動和志願者活動中，參與人在實施利他行為時也未必經過成本收益的計算。在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看來，利他行為純粹就是利他偏好所致，這也是一種社會偏好，和其他社會偏好類似，來自人自身的社會性。

5.禮物交換博弈。社會互動還表現出某種禮物交換特徵，這是互惠偏好的一種。比如，在企業中，一些企業會自願支付給僱員高於市場均衡工資水平的工資，這種工資就是「效率工資」。效率工資相當於僱主給僱員的禮物，以激勵僱員更努力地工作。

6.公共品博弈。新古典範式預測，在公共領域，由於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個人缺乏自願供給公共品的激勵，會選擇免費乘車，因而總是表現出公共品供給不足。但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在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個體自願供給公共品不僅是常態的，而且供給的努力還不低；免費乘車現象也不普遍。公共品博弈中個體自願供給的普遍化同樣違反了理性經濟人假定。

7.信任。在新古典範式中，信任只能通過重複博弈產生，但真實的社會中，即便陌生人交往也會產生一定的信任水平，並非完全不信任。信任的產生很大程度上來自社會成員自身的社會偏好，而不是來自反覆的成本收益計算。

8.社會比較和認同。理性經濟人僅僅計算自身的得失，但凱恩斯的選美競賽假說、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假說都強調，個體基於他人的選擇行為來做出自身的選擇行為，或者說個體的行為只不過是做給他人看的。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價值函數中引入參照點，就是指當事人在計算相對損益時會參照其他社會成員的得失水平，也就是說，社會成員始終會進行社會比較，通過比較做出決策和判斷。社會比較是一種情感表達，通過比較，社會成員可能會排斥他人，也可能認同他人。社會比較和認同體現了個體作為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特質，也就是尋求群體歸屬感。

綜上所述，行為和實驗經濟學通過大量的博弈實驗表明，理性經濟人假說不符合真實的人的本質。真實的人身處社會當中，與身俱來帶有某種社會屬性，這種社會屬性體現在人的偏好上，表現為社會偏好，如互惠、公平、利他等等。這些偏好是人的情感的體現，和理性一起共同構成複雜的偏好體系，從而決定了人的行為的複雜性。因此，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這又決定了社會的複雜性。

四

重構新的微觀基礎——社會偏好與偏好的微觀結構

（一）社會偏好的內涵界定

社會偏好的發現意味著人的社會性得以恰當的方式進入經濟學的理論邏輯當中，使得經濟學家有可能避免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缺陷，從而可以有效刻畫一個適度社會化的真實的人的性質。從這個角度講，社會偏好理論對新古典範式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如果要承認個體存在社會偏好，就必須承認人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而這恰恰是新古典範式所迴避的。貝克爾通過社會互動建模對新古典範式的拯救並不成功，因為他無法找到具有社會化的人的行為的偏好基礎。不過由於社會偏好一詞容易和阿羅等人定義的社會的偏好相混淆，所以一些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又把公平、互惠和利他等偏好定義為「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如亨里奇等、庫珀和卡格爾）或「相互依存偏好」（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如索貝爾）。如前所述，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筆下的社會偏好代表人的情感部分，是和新古典範式中的理性部分相對應的，按照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認知雙系統模型，理性和情感共同構成了人的完整的偏好結構。而阿羅等人定義的社會的偏好是理性經濟人個體加總成社會總體的偏好，依然是理性經濟人的偏好，並不具有社會屬性，因而只能稱之為社會的偏好。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經過三十餘年的努力，在社會偏好理論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共識。根據美國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經濟系的卡本特教授（Jeffrey P. Carpenter）專門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的「社會偏好」詞條，社會偏好可以定義如下：「如果（個體）除了關注自身的支付外，還同時關注著其他相關的參照當事人的支付，那麼該個體就具有社會偏好」；他還給出了一個擴展定義，「如果（個體）除了關注自身的支付外，還同時關注著其他相關的參照當事人的支付以及導致這些支付的意圖，那麼該個體就具有社會偏好」。這兩個定義有何區別呢？在基本定義中，個體關心自己的支付水平和作為參照點的相關當事人的支付水平，這是一個相對損益的概念，隱含著公平動機，不平等厭惡偏好符合該定義；利他主義也符合該定義。但這個基本定義有一個問題，它沒有考慮「意圖」，如果形成相對支付差的意圖是來自善意，那麼個體可能會認同；如果這一相對支付差來自惡意，那麼個體可能會拒絕。也就是說，相同的相對支付差，如果意圖不同，當事人可能會採取不同的行為。這其實是互惠的概念。互惠和不平等厭惡以及利他之區別在於，互惠必須考慮相關參與人的意圖，這種意圖的互動給博弈帶來了複雜性，但也正是這意圖的互動才是社會互動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具有社會偏好的個體不僅具有自利偏好，而且具有互惠、公平和利他等社會偏好。也就是說，社會偏好理論不僅不排斥理性自利偏好，恰恰相反，前者對後者是包容的。新古典範式的理性自利偏好可以看作是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社會偏好理論的一個特例，即當一個人的社會屬性完全摒棄之後，就剩下理性自利偏好了。而隨著個體社會屬性的增加，個體的社會偏好逐步得到強化，並和理性自利偏好一起共同構成個體完整的偏好。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先於個體而存在，個體自帶社會屬性；同時社會又是由個體鏈接而成，個體有其自身的屬性，這正是適度社會化的含義。因此，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的社會偏好理論與格蘭諾維特的適度社會化的理論是內在關聯的。

迄今為止，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通過大量的實驗室和實地實驗研究，發現了多種社會偏好，主要可以歸為四類：利他偏好、不平等厭惡偏好、互惠偏好和認同偏好。

1.利他偏好。這種偏好特指社會中個體會自發地對他人施加某種有利於他人的行為，但同時並不會精確計算施加這種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比如，救死扶傷、做好人好事、父母對子女的愛等都是利他偏好的體現。只有當個體具有社會屬性時，利他偏好才會被激發。如果是一個完全沒有社會性的個體，是不可能存在利他偏好的。也正因為如此，貝克爾（2015）在新古典範式中分析利他行為時，只能把這種行為當作一個個體對另一個個體的轉移支付來處理。但究竟這個個體為何會做出這種轉移支付？貝克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因為如果非得把利他行為看作是行為人的效用改善，未免有點牽強附會。救死扶傷時，施加利他行為的人多半沒有去考慮自己的得失，而只不過是一種本能行為，所謂本能，就是卡尼曼的快系統決策，也就是情感決策。

2.互惠偏好。這種偏好是指社會中不同的個體相互交往，其中一些個體會對另一些個體施加善意，而對方會回報善意，至於這善意是否帶來多少得失，行為人並沒有進行精確計算。這一點和通常的互利互惠有明確的區分。在博弈論中，有一個能夠達成非合作博弈的合作解的穩定策略，那就是針鋒相對，這種策略是說，假如一個人和另一個人進行重複博弈，一開始採取合作策略，在某一期一個人如果選擇背叛，那麼另一個人就在此後各期一直選擇背叛。理性經濟人能夠預見到這種後果，從而會一直選擇合作。而真實的人的行為並非如此。在長期交往當中，人們往往會遭遇反覆被人背叛的經歷，也往往會選擇原諒背叛者。另外，真實的個體即便在非重複博弈中也會選擇施加善意，並非總去做一鎚子買賣。理性經濟人的行為軌跡幾乎和現實中的人的行為軌跡相悖，而行為和實驗經濟學中的互惠偏好則可以避免這種問題。按照互惠偏好，個體不管對方是否背叛，也有可能選擇施加善意。如果選擇了以德報怨，就稱之為「弱互惠」；如果選擇以直報怨，即對方背叛，己方就不再施加善意，就稱為「強互惠」。這兩種互惠偏好都可能存在於社會成員身上，並且都和理性經濟人相悖。

3.公平偏好或不平等厭惡偏好。對新古典經濟學而言，個體決策只講效率，公平需要從社會角度加以解決。但最後通牒博弈和獨裁者博弈等實驗結果表明，新古典範式的預言再次錯了。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個體往往會考慮到對方的境況，在決策時做出有利於對方的結果。這是因為個體自身具有某種公平訴求，或者對不公平的厭惡，這種偏好同樣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所謂公平，是在與他人相較過程中才體現出來的，孤立的個人無所謂公平。而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價值函數中的參照點恰恰就是社會比較的刻畫，假如個體在意的不是絕對損益，而是相對損益，那麼自己相對於他人的境況所處的位置就顯得非常重要。優勢不平等指相較他人而言，自身的位置比較優越，比如收入、地位、權力和聲望等比別人高，就是如此；反之就是劣勢不平等。身處劣勢不平等境況，就會心生抱怨，從而厭惡這種不平等；身處優勢不平等就會心生同情，從而會施加某種公平行為。因此，公平並非僅僅體現在社會層面，同時也體現在每個人的內心情感深處。

4.認同偏好。社會認同原本是社會心理學裡的術語，強調的是一個社會成員會因自身信念和某個群體信念一致，而選擇認同這個群體。認同體現了一種群體歸屬感，是個體獲得某種群體標籤的途徑，也是個體在社會中擁有某種社會身份的方式。在經濟學中，阿克洛夫等人引入了這個概念，用來理解社會經濟現象。對理性經濟人而言，由於是孤立的個體，不存在群體歸屬感，也就無需認同。但對於真實的人來說，帶有眾多社會屬性，只有尋求某種社會認同，才有可能讓其行為的意義完整。社會屬性的維度有很多，比如人口學特徵、制度因素等。某一個群體的人會接納和自己類似的成員，但會排斥和自己有差異的成員，從而導致社會分隔。一個個體可以有多個社會屬性，從而會認同多個群體。所謂人以群分，其實包含了認同的說法。從本質上說，認同既是一種社會行為，也是一種社會偏好。因為一個群體中的成員受到認同偏好的激發，會高估群體內的關係價值，低估群體外的關係價值。這種分群偏見就是偏好的體現。

（二）偏好的微觀結構——重塑新微觀基礎的關鍵

社會偏好的發現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個體偏好層面不再是單一的自利偏好，而是一個包含社會偏好和自利偏好的複雜結構，這一結構可以通過圖2展示出來。

如圖2所示，具有適度社會性的個體的偏好呈現出一種新的微觀結構的特徵，這種偏好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新古典範式中的理性自利偏好；二是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發現的社會偏好。兩種偏好是個體偏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作用於個體，從而決定個體的社會行為。由於個體的偏好的微觀結構具有複雜性的特點，導致個體的行為呈現出複雜多變的特徵，體現為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恰恰是社會中芸芸眾生的真實寫照。也就是說，行為和實驗經濟學通過發現社會偏好，得以建構一種新的偏好理論，這種理論可稱之為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通過這種理論，經濟學才有可能真正有效解釋複雜的真實的人之行為和社會變化。

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可以通過異質性展現出來。周業安等依據費奇巴奇爾等人對於被試的劃分標準，把全部參與者劃分為四種類型：搭便車者、條件性合作者、倒U型合作者和其他類型，如圖3所示。通過公共品博弈實驗發現，被試的確呈現出異質性，並且代表理性經濟人假說的搭便車者所佔比例只有22.9%，遠低於其他親社會偏好的個體。這也就是說，在整個被試池中，理性經濟人只不過是少數，不同類型的親社會的個體才是多數。這恰恰和新古典範式的假定相悖。

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與卡尼曼所講的認知雙系統模型一致，理性自利偏好代表了慢系統，而社會偏好代表了快系統，這就意味著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和過去的經濟學完全不同，過去的經濟學雖然有效用理論，但這個效用理論沒有任何的科學基礎和依據。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可以獲得認知科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支撐，這些學科為個體決策與判斷以及社會行為提供了大量的科學證據，而這些證據恰恰有效地支持了行為人假說，證偽了理性經濟人假說。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通過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可以構造一種新的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這基礎不同於過去新古典範式的理性經濟人假說，而是針對適度社會化的人做出的行為人假說，行為人不僅具有理性自利的一面，還有情感的一面。在行為人假說的綱領中，理性經濟人退化為一個特例，即沒有任何社會化的個體，或者低度社會化的個體。同樣，完全社會化的社會人假說也退化為一個特例。行為人假說可以涵蓋目前有關人性的假設的不同觀點，這正是其可貴之處，也是其未來值得期待的地方。

當然，僅僅給出一個微觀結構的描述是不夠的。兩種類型的偏好如何共存？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認為，它們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可以表現為擠入，也可以表現為擠出。所謂擠入，就是一種偏好的存在可能會激發另一種偏好，從而產生良性的互動。比如在慈善捐贈中，常常可以通過某種社會責任評價來提高捐贈者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從而改進捐贈者的效用。捐贈者受理性自利偏好的驅使，會有激勵從事能夠帶來名利的慈善捐贈活動；同時，捐贈者從捐贈行為中獲得了情感滿足，比如某種社會認同，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強化其捐贈行為。這種社會認同是因為捐贈者的理性自利偏好所激發，從而形成了擠入效應。擠出效應則表現為一種偏好的激發會弱化另一種偏好的作用。同樣在慈善捐贈中，激勵機制的設計非常關鍵，當一家慈善機構透明度不高，捐贈者不了解善款的使用情況，甚至暴露出慈善機構的腐敗現象，那麼這種理性自利偏好就會擠出捐贈者的社會偏好，進而降低社會資本水平。個體理性自利偏好的強化同樣會擠出自身的社會偏好。還是以慈善捐贈為例，如果一個組織中慈善捐贈時領導者先行，那麼領導者的捐贈額很可能會成為參照點，對理性自利動機強的人來說，就會以此為參照點來決定其捐贈水平，這就意味著原本是利他的行為變成了討好領導的行為，這是典型的社會偏好被理性自利偏好擠出的現象。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已經通過相應的實驗設計來揭示了這種偏好微觀結構層面的互動現象，這種互動現象可以看作是個體的動機擠入或者擠出。例如，伊林巴奇和斯利卡設計了兩種報酬機制的實驗，一種是固定工資；一種是包含了績效工資的報酬支付。實驗結果表明，固定工資制下被試的平均努力水平為9.15，而包含了績效工資的報酬支付制度下被試的平均努力水平為6.2。也就是說，引入績效工資之後，被試的努力水平顯著下降了。原因在於績效工資強化了被試的理性自利偏好，這就擠出了其社會偏好，反而不利於激勵效率的提升。這個實驗結果其實和效率工資假說類似，其含義是說，假如嚴格按照新古典範式的理性經濟人假說設計激勵計劃，未必能夠達到最優，參與人的社會偏好被擠出，對其激勵可能是負面的。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還進一步研究了不確定性條件下偏好的微觀結構的關係，結果發現某種類型的社會偏好的確和理性自利偏好相關，並表現出某種互動關係。比如卡爾森等人發現，個體不平等厭惡偏好與風險厭惡偏好正相關，而風險厭惡偏好正是理性經濟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偏好體現。艾克爾和威爾森發現，風險偏好與互惠偏好顯著相關。周業安等更詳細地研究了多種社會偏好與理性自利偏好的關係，實驗結果發現，風險偏好不僅和利他偏好、互惠偏好以及不平等厭惡偏好相關，而且一些實驗數據表明，風險偏好的作用被相關的社會偏好擠出了。

五、結論

經濟學分析人的行為，必須正視社會性這一關鍵問題。社會先於個體存在，個體身處社會中，又有自身的個性。過去的經濟學走入了低度社會化或過度社會化兩個極端，導致經濟學的理論無法有效解釋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行為和實驗經濟學秉承適度社會化的理念，通過實驗室實驗和實地實驗研究，發現了人的親社會行為的大量證據，並且通過實驗數據提煉出一種可以建構適度社會化的人性的理論，這就是社會偏好理論。具有社會偏好的個體不再是新古典範式中的理性經濟人，而是具有適度社會化的行為人。

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所強調的社會偏好不同於過去經濟學當中所講的社會的偏好。後者僅僅是指個體的簡單加總，依舊是一種理性經濟人的偏好。而行為和實驗經濟學中的社會偏好則是指人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在偏好層面的體現，包括利他、互惠、不平等厭惡以及認同四大類別。所謂利他偏好，就是指個體單方面對他人施加有利行為而不計損益；所謂互惠偏好，就是社會交往中個體對他人施加友善行為，他人或者同樣報之以善意，或者不回報善意；所謂不平等厭惡偏好，也叫公平偏好，就是個體在社會交往中厭惡不平等的分配結果，而喜好公平的分配結果；所謂認同偏好，就是指個體會根據自身的某種社會屬性來尋求群體的歸屬感，具有組內偏見。

社會偏好的發現和相關理論的建立大大豐富了經濟學對人性的看法。在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看來，行為人假說足以替代過去新古典範式賴以生存的理性經濟人假說，行為人假說從適度社會化的個體行為出發，認為個體的偏好是由理性自利偏好和社會偏好組成的一個微觀結構，兩種類型的偏好會有一個互動過程，可能擠入，也可能擠出。兩種類型的偏好互動決定了人的複雜社會行為。如果理性自利偏好佔優，那麼個體會表現出更為自利；如果社會偏好佔優，個體會表現出更為親社會特徵。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通過反覆的最後通牒博弈、獨裁者博弈、公共品博弈、信任博弈等的實驗研究發現，這種偏好的微觀結構以及各種類型的社會偏好不僅普遍存在，而且非常穩定。可以說，行為和實驗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偏好的微觀結構理論正在改造經濟學的各個分支，並很有可能重建經濟學的新的微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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