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中庸權變
公元1867年12月9日，由日本武士組成的倒幕派發動「王政復古」政變，宣布廢除幕府制度，扶持明治天皇。1868年4月6日，新政府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明治維新拉開日本現代化的帷幕，從此，日本這塊彈丸之地，在世界歷史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個國家的強盛，必定離不開它的文化軟實力，然而時至今日，日本文化依然飽受爭議。從歷史上看，日本文化主要是古代中國的儒家文化傳入朝鮮，再由朝鮮傳入日本，為日本人所吸收和借鑒，結合日本本土文化，而最終形成的。所以，在日本文化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但又貌似神離，耐人尋味。
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朋友，推薦去看一本書，《菊與刀》，我是大二時看的，整本書讀完，對日本文化的總結就兩個字——矛盾。這種矛盾深刻地存在於日本人的道德倫理觀上，進而表現在日本人為人處世之中。
引用書中的觀點，可以試著從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的社會秩序講解這種矛盾。「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是基於作者的觀察而寫出來的，其實縱觀整個日本歷史，以上這段描述就躍然於紙上了。不同於其他民族，日本民族是一個具有狂熱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勝於物質的力量。這種信仰在我看來，既是追求極致，也往往容易走向極端。
從社會秩序來看，日本有著森嚴的等級秩序和「周全」的等級制度安排，總的來說，就是要求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這種「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不只體現在社會的專業化分工上，更是對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身定位的要求，說到底，類似中國古代的三綱五常。
從日本人的性格和社會秩序來看，日本人往往容易陷入道德困境，一方面要以知恥為德行之本，一方面又要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這種文化的極端表現，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殺現象和戰爭輸出，本質上都是為了名譽，為了贏得「尊重」。
我總感覺，日本人特別像契科夫筆下的「套中人」，帶著黑帽子，穿著黑色大披風，把領子立起來，脖子縮進衣服里，即使大晴天的夜裡，也要打著把大黑傘，生怕有什麼缺陷被他人所發現。即使不可避免地要與人交流，內心也依然套得嚴嚴實實的。
然而，日本文化源於中國傳統儒學，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部分領域青出於藍卻絲毫不遜色，是哪裡除了問題，以至於時至今日呢？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葛荃教授的答案是——日本的儒學只學到中國傳統儒學中的道德學說，倫理政治，但沒有學到傳統儒家思想認知上的精髓，中庸權變。中庸權變是孔儒一脈平衡調節的政治理念，其實我更覺得，中庸權變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高峰。
所謂中庸權變就是「執兩用中，執中有權」。執兩用中的兩是虛數，指多種不同的情況，中指適中，恰當。所以，執兩用中就是說決策時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掌握各種資訊後，再做出一個適中的判斷。執中有權的權古文是秤砣的意思，指調節。所以，執中有權就是說在執行過程中要根據時勢的變化，而不斷調節。
說到底，中庸權變體現的是一種唯物辯證法，要多角度思考問題，結合實際處理問題，還要在發展中不斷隨機應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就是審時度勢，與時偕行。就像《易》說的，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作暫時的和局部的調節。無論如何，這套思想是凌駕在一切道德文化之上的。
日本學到了儒學，唯獨沒學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中庸權變思想，因此在日本的民族文化的表現上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同時又缺乏應變的機智，思想認識容易走向極端。
當然，日本並沒有那麼糟糕，事物總有兩面性，我只說了壞的一面罷了。但我更想通過這篇文章闡述的是，認清文化對我們很重要，當文化成為我們的一種思維方式，就會通過生活而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能五千年地傳承。如果說這世界上有兩種人，那麼一種就是喜歡中國文化的，另一種就是還不了解中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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