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40年 重返辛巴威

尚比亞1月的夜裡，我在炎熱中輾轉反側，糾結於一個重要決定：要不要回辛巴威看看呢，——40年來頭一次？

我出生在羅德西亞的索爾茲伯里市，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國家如今被稱作辛巴威。我是那裡的第四代英國人，我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出生在那裡。我父母兩邊的家史中，都能找到為所謂「先鋒者縱隊」服務的代表人物，那是一支准軍事部隊，是羅茲爵士為了吞併馬紹納蘭地區（Mashonaland）而建立的。1890年，大約180名公民——其中包括我的祖先Henry Llewellyn Lloyd和George Frederick Seymour——坐著62輛馬車，攜帶各式各樣的槍炮武器，從南非朝北行進，踏上野心勃勃又危險的征途。

那年9月，米字旗高高飄揚，不列顛擁有了這片土地。每位殖民者都贏得了3000平方米的土地，並分到了若干採礦權。Henry Llyod選好了土地，開始把好運氣轉化為財富。他的資產一度包括兩座金礦和一座釀酒廠——「Lloyd啤酒廠」。

不幸的是，他還有個弱點：愛玩撲克牌。他大輸特輸！曾經的王朝只留下個破舊的白鑞杯子，一面刻著Lloyd啤酒廠的標識。

多年之後，我又見證了一幅與此相互映襯的景象：辛巴威原本是非洲的「糧倉」，卻一路急轉直下，墮落成非洲經濟中無藥可救的拖累。我記憶中的國家是一片美麗、和平而豐饒的土地，它曾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充滿冒險和機遇，農場、網球派對和異國情調的假日組成了令人懷戀的家庭時光，而這一切如今都已無處可尋。

1968年，我們全家離開了羅德西亞，因為我父親接受了一份南非的工作。後來我父母移民澳洲，而我的孩子們是歐亞混血兒，從小在澳大利亞長大。等我帶著一家人造訪非洲南部五國時，我不想重訪辛巴威，害怕會玷污自己關於這個國家的鮮活記憶。因此，我們2008年的行程包括南非、賴索托、波札那、尚比亞，可能加上……僅僅是可能加上辛巴威。

於是我躺在床上，心焦難以作出選擇。我早就決定不去哈拉雷、也不深入辛巴威，但還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過那條連接尚比亞和辛巴威的、惹人驚嘆的維多利亞瀑布大橋。如果這樣走，我們就能體驗一下辛巴威，卻不必靠近那些能勾起我回憶的地區。真要踏入那個極度危險的國度，我肯定要為我17歲和8歲的兩個孩子的安全憂心。畢竟，近年來我的許多親人已經被槍口指著、趕出了他們的農場，從此一無所有。

我給我的叔叔和嬸嬸遞了消息，說我可能會造訪辛巴威，要是能見一見就太好了；他們是我們在這個國家僅存的親人。他們回復說，在維多利亞瀑布見面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沒有汽油，——我們能來首都嗎？

清晨的第一縷陽光悄悄鑽進旅館窗帘時，我做出了決定。

「好吧，我們去辛巴威，夥計們。」我要回到辛巴威了，我出生之地，離開整整40年後，這還是第一次。

大橋連接了尚比亞和辛巴威

在度假村的南面出口，維多利亞瀑布如雷咆哮，贊比西河標誌了兩國的邊界。我們在維多利亞瀑布大橋——一座鋼結構拱橋的北端辦好了出關手續。周圍的稀樹草原風光完全符合人們對非洲的想像：柚木高聳，矮草遮蓋著色澤鮮亮的紅土。在兩國之間打響那場「叢林戰爭」的若干年間，大橋停止使用，敵對雙方經常分踞河流兩岸，相互隨意射擊。

抵達橋另一端的辛巴威時，我憂心忡忡。看見的第一件東西是個偽裝好的地堡，但看不出那黑黢黢的裡面是不是有什麼人或什麼東西在盯著我們看。我們遞過護照，有人在上面蓋了章，就算入境辛巴威了。

在指定的旅遊區，很容易買到雪碧和薯條。真難相信，不過幾公里外，當地居民還要極為努力地尋找每日生活最基本的食物，才能存活下來。

然後我們開始探索辛巴威境內的瀑布，沿著震撼人心的景色一路回到主瀑布旁。面前立著高大的大衛·李文斯頓塑像，這位蘇格蘭的傳教士、探險家、科學家俯視著我們。1855年，他成為第一個見到這座瀑布的白人。我很驚訝，這個國家明明已經清除了其他所有與殖民時期相關的遺迹，這座塑像卻依然佇立。

維多利亞瀑布的壯麗景觀

我給自己制訂的旅行計劃中還包括在維多利亞瀑布酒店（Victoria Falls Hotel）吃頓午餐。酒店外觀豪華，與周圍缺乏生氣的城市風景形成鮮明對比——你可以想像一下新加坡萊佛士酒店移到非洲稀樹草原中的視覺效果。愛德華時代的建築上懸掛著華麗的大觀景台，設計得很周全，能讓你看見瀑布的風景。野牛草草坪修剪得很美，侍應生們穿著潔白的制服，簡直有英屬印度時期的水準。我立刻感覺像回了家。

維多利亞瀑布酒店有著完美無缺的殖民地審美

我們選擇了斯坦利陽台上的一張桌子，上無遮擋，開闊的草坪對面就是風景。周圍植滿枝葉蔓延的遮陰樹，有幾百歲年紀了。

我給孩子們講了些自己的軼事，彼時我還是個厚臉皮的小孩，在這樣一個國家裡過日子，並不知道這樣的時光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當年我生活在一座煙草農場里，周圍長滿美麗的灌木。那裡有河流、猴子、名叫Zeta和Zimba的寵物狗，甚至還有頭寵物豬！目力所及的地方都是我的遊樂場。這是我曾熟知的生活。

我叫侍應生結賬，賬單送來了，我倒抽一口冷氣：四個人的午餐花掉了我1.28億辛巴威幣！我決定再加上1200萬當小費，總共1.4億元，真是筆巨款。我們為這天文數字大笑起來，實際上這筆錢大約等於100美元。

但好景不長，女服務生走了回來：「對不起，先桑，您的訊用卡被拒了。」

「呃，被拒？不可能被拒的。」

「真的，先桑。」

我在座位里扭動了下。我肯定卡里的錢足夠付賬了，但現在我開始懷疑自己。

「我能跟經理或者誰說句話嗎？」

她引我去收銀台。我感到自己手心出汗。

「是我的信用卡出了問題嗎？」我問。

「不是，先桑，我們的通訊連接壞了。」

嘖！好吧，這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說辛巴威的通訊糟透了還算客氣，停電的時候更是比有電的時候多。

可我還是有了一個麻煩：我需要用現金付賬。我在錢包里翻來翻去，深知自己出於安全考慮沒帶很多現金。我先掏出辛巴威幣，點了點數目，不夠。我再次冒汗。又摸出美元，還是不夠，汗流得更凶了。我還有點尚比亞克瓦查，讓我數數……最後還有些波札那普拉。終於夠數了！

大家紛紛露出釋然的笑容。

出了酒店，我們坐進一輛計程車，一輛白色小型車。司機叫詹姆斯，是個可愛的黑人，對我們露出一個生平所見最燦爛的微笑。

「我們要回邊境線，但還有兩件事……我想買幾張辛巴威音樂的CD，還要去郵局，謝謝。」

詹姆斯和藹可親，主動聊天。他的女兒如今在美國生活，他穿著件「我愛紐約」的T恤。我們聊了聊非洲音樂，尤其是辛巴威音樂。我可是個徹頭徹尾的非洲音樂重症患者，每種風格都喜歡，哪怕我不懂歌詞，那音樂也直入我心，對我的靈魂開口講話。

但諷刺的是，我真的對辛巴威的音樂家都不太熟悉。

「Thomas Mapfumo是最棒的。」詹姆斯說。Thomas Mapfumo發展了Chimurenga這種音樂風格，在修納語中意為「抗爭」，從而奠定了自己在民間音樂界的地位，被譽為「辛巴威之獅」。他的歌詞富含政治意味，驅策黑人奮起抗爭少數白人控制的政府。最終他被視為激進分子，1979年入獄，甚至沒有經過審判。

穆加貝掌權後，他被釋放。起先他支持穆加貝，但隨後他的政治觀點又發生變化，重新開始編寫反對新政府的抗議歌曲。他1989年發行的專輯名字可不怎麼低調：《腐敗》。政府開始構陷他，他最終不得不流亡美國，如今仍生活在那裡。

詹姆斯把我撂在一家音像店門口，這家店裡有不少Thomas Mapfumo的CD，當然，我一點也不吃驚。

「你推薦哪一張專輯？」我問店主人。

「哪張都行，都很棒。」他答道。

於是我全買了，總共五張碟。我付款的時候，又看見「暢銷」架子上的另一張碟：《羅伯特·穆加貝最佳演說》。不騙你。我沒買它，但現在我後悔了。這張CD該是個不錯的紀念品，——穆加貝顯然是個傑出的演說家，他執政之初有正確的方向，後來卻似乎在某處堅決地拐上了錯誤的彎道。

Mapfumo的演唱風格無疑很低調。他的音樂在許多方面都很哀傷，但非常獨特，尤其是他伴奏用的拇指鋼琴的撕扯糾纏。

非洲音樂總以一種極為原始的方式打動我。它逼迫我面對羅德西亞和南非的舊日光景。它隨處可聞，——在公交車上，商店裡，尤其是一天結束後的農場上。大約總是在日落時分，大鼓的聲音越過山谷「咚咚」地傳來。那是我年輕時代的配樂，或許潛意識裡，我在iTunes里裝滿61張非洲各地的音樂時，即是想重新捕捉逝去的時光。

我們的下一站是郵局。我想寄幾張貼著辛巴威郵票的明信片給朋友們。

我懷揣最後的兩美元，進了門。

黑人收銀員說，兩張明信片和兩張郵票價值45萬辛巴威幣！

「好吧，但你們收美元對吧？」

「不，只收辛巴威幣。」

這簡直荒唐。你大概本會以為，在如此危急關頭，這個國家會尖叫著想要國外的硬通貨呢。

於是我遞迴明信片，悶悶不樂溜回停車場。

「不行，詹姆斯，他們不肯收美元，我們現在就回邊境吧。」

「喔，是多少錢啊？」

「45萬。」我說。

他微微笑了，打開煙灰缸，扯出一厚沓紙幣，從最上面揭下一張50萬元的。「去吧！」

我就這樣回了郵局，為我的明信片和郵票付賬。然後我等待。但營業員已經開始招呼下一個顧客了。過了一會兒，她迷惑地抬起頭問：「怎麼了？」

「我的找零，謝謝。」

她差不多哼了一聲，用嘴角低聲嘟囔了一句什麼；另一個營業員咯咯笑了，也說了點什麼。很快，竊竊聲和咯咯笑聲傳遍整個郵局，每個人都看著這個白人，這個居然索要5萬找零的白人。

我不太懂。

最終，一位頭髮灰白、捲曲的當地老人說：「你要找零？來……」他在錢包里摸了一遍，找出一張皺巴巴的紙幣，遞給我。

「呃，謝謝，」我繼續困惑。

後來我跟一個朋友講這個故事，他問我那到底是多少錢。我拿出計算器，「哦，難怪他們笑話我……那是0.09美分。天啊！」

辛巴威貨幣，數得清後面的零么？

2009年，辛巴威終於棄用了辛巴威幣，通貨膨脹讓它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錢的貨幣之一。幾年後，我的嬸嬸已移居英國，她從一大疊紙幣中抽了一張50萬億元給我，——那可是50,000,000,000,000元！她說：「來，拿著。自從我們開始一萬億、一萬億地算錢，它就一錢不值了。」

那一天結束的時候，我回到尚比亞，喝著Mosi冰啤酒，很高興我們去了辛巴威。我們看到了美麗的風景，吃了頓好飯。我發掘了新的音樂，現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就在聽它。我踏上了我的非洲故土，與它重建聯繫。我們看到了辛巴威如今能提供的最好的一面，也讓我體會到了這個國家人民的困苦。

但重要的是，我美好的童年回憶未受損傷、未受玷污。它們還在我的記憶深處閃閃發亮。現在我家客廳里有一架拇指鋼琴，和一面色澤豐富的辛巴威國旗。

很多年裡我都告訴別人，我來自羅德西亞，他們會糾正我說：「哦，這麼說政治不正確。你是說辛巴威吧？」

「不，我出生和生活過的地方叫羅德西亞。我從沒在辛巴威生活過。」

而後，漸漸地許多年過去了，我開始告訴別人我來自辛巴威，而他們會說：「你是說羅德西亞吧？」

不管怎麼講，我感覺如今我有了個名義上的「故鄉」，儘管它其實已不復存在。我少年時曾故意不理睬我承襲自非洲的一切，想要融入澳大利亞，如今卻輕鬆地與它和平共處。

讓人高興的消息是，辛巴威現在又有了汽油和食物。今天你甚至可以用人民幣在那裡付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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