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常德異地為官

讀常德地方古志書，不難發現古代地方官很少是本地人。明代常德有過33任知府，除常德人馬汝舟因元末起兵率眾歸明當上首任知府外，其他32人皆為外省人，大部分來自千里之外的北方，一般具有進士頭銜。

古代地域迴避，上任幾年便要調動，雖不能根本杜絕官員貪腐，但給他們結黨營私，編織人情網，大撈銀子，在客觀上也造成了一定困難。當時，又無銀行存兌，更無洗錢之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者，要把銀子千里迢迢撈回家亦非易事。清中後期由於票號興起，貪資可換成銀票，可是一旦東窗事發，便成了貪腐的鐵證，因此，被「秋決」者也不少。乾隆年間，武陵知縣虧空庫銀案，就有知縣、知府、巡撫三人被「秋決」而身首分離和縊死的。

我國古代官員的任用經歷了不避親嫌到迴避親嫌的轉變，而後形成異地為官迴避制。據相關典籍記載，在夏商周（包括春秋時期）奴隸制社會中，任用官員的主要依據，是看被用者與君主的血緣關係親疏程度，一經任命，不論在朝或外放地方為官，只要對君主忠心，便可世襲罔替，子孫相傳。地方大員委任下屬官員亦以血緣親疏而定。至於奴隸縱然賢德有才，也少有能當上官的。在進入封建制社會的戰國乃至秦代，「任人唯賢」的任官雖漸露苗頭，但並未撼動「任人唯親」的任官根基。西漢（又稱前漢）時期還有所強化，地方要員非「劉氏宗親」莫能任用。這些宗親貴戚如同一張吏治腐敗的蛛網，屢釀禍端，人民深受苦難，王朝大廈傾覆，西漢末年發生的王莽貴戚集團篡漢的動亂事件便是一大例證。東漢（又稱後漢）中後期，統治者鑒於前代的教訓，開始以「任人唯賢」取代「任人唯親」的任官做法，訂了個「三互法」，先在幽州冀州實行「凡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後來推而廣之，規定外放官員「凡有親屬關係者不能同官一省，以小避大，官小的調往他處任職。」這就是異地為官迴避制的雛型，雖不完整，仍有任用親貴的成分，但相對於此前卻是一大進步。隋代興科舉制，開科取士，唯才是舉，為後來的「任人唯賢」，推行異地為官迴避制開啟了先河。直至明代才日臻完善，始成定製。在「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總原則下，官員任用實行宗室迴避、親屬迴避、籍貫迴避、職務迴避等等。諸如三代以內的宗親、姻親，不能在同一衙門任職，凡職責相連或監臨檢查的官職（指負責實地監察的上官）。親族內均需實行職務迴避。清代的親屬迴避，甚至擴大到師生故朋。一言以蔽之，就是本地人不許做本地官，儘管是驛丞之類的芝麻官，也得離故鄉遠遠的。

明代由於實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故為官者一般距故鄉都 在千里之外，清代雖有所鬆動，但也必須在500里之外做官，且本省人絕對不允許在本省為官。此種地域迴避，明清兩代是看得很重的。以《清嘉慶常德府志·知府》一節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點。

古代異地為官迴避制的法兒並非不好，但成效卻不彰，明清兩代（尤其中後期）仍是吏治腐敗，苛政如虎，民怨不已，以致有過輝煌的王朝最終還是敗在吏治腐敗上。其緣在封建專制制度不可逆轉的腐朽之故，即使迴避制是出污泥的荷花，最後也不可避免地爛在污泥里。

【常德掌故】之十五明清兩代常德異地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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