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牛老師

現在想來，這在表面上好像是對音樂理解的細化和深化，實際卻是對音樂的一種極度簡化。而且這種含義的解說越深、越細，真正的音樂問題就會離人越遠。

音樂牛老師

文 | 錢浩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記得我從小到大上過的音樂課上，老師常常說，「這個作品講的是??」或者「這段音樂描述了??」，此類話語不單用在聲樂上，對器樂竟然也通用。

比如說，《十面埋伏》「講的是楚漢戰爭垓下之戰項羽被圍最終自刎烏江的故事」；《二泉映月》「描述了一位飽嘗人間辛酸的盲藝人以及以他為代表的舊社會廣大底層人民的悲愁」；《1812年序曲》「講的是俄國軍民在庫圖佐夫元帥的帶領下抗擊拿破崙入侵，最終取得俄法戰爭勝利的一段歷史」；《「新大陸」交響曲》「描繪了作曲家客居美利堅的異國感受，以及他對捷克故鄉的深情懷念」；鋼琴獨奏《邀舞》「講的是在一場舞會中一男士向一女子提出邀請，而後二人欣然起舞，興盡曲終時他們又相互致意的情景」；《拉德斯基進行曲》「描繪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武力和拉德斯基將軍的威風」；等等。

有時候，樂曲含義還會被強調得很詳細。比如在播放《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時候，老師就會時刻提示大家：「注意，這裡是愛情主題。」「聽，這一段是『草橋結拜』。」「注意，到『三載同窗』了，這是他們的同學時光。」「到這裡是『長亭惜別』，兩個人依依不捨。」然後就是「抗婚」「哭訴」「投墳」「化蝶」，各部分清清楚楚，不容馬虎。這樣一來，同學們就彷彿面對著一道視聽結合的填空題——「請用耳朵把下列情節分別填入相應的音樂段落中（每空1分）」。

在播放《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時候，老師就會時刻提示大家：「注意，這裡是愛情主題。」

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劇照

因為有「鍾子期的天性」作內應，這樣的教學與聽賞方式其實會收到十分舒心的效果。當聽到鋼琴聲莫名其妙地由低爬到高，接以清亮的短句後再一次從低爬到高，又接以清亮的短句時，此刻如果有人從旁解釋說——「低音這句是舞會上一個彬彬有禮的男士在鼓起勇氣發出邀請，所以句尾揚上去以模擬發問的語調。之後是一個美麗的白衣女子委婉地回應他，因為害羞，所以問答了幾個回合才終於起身與他共舞」，那麼聽者就會有種恍然大悟之感：「哦，原來是這個意思，我終於聽懂了！」彷彿心裡有兩根斷線瞬時被接通了一樣。如果是解說在先，再去驗聽，那麼也會獲得同樣的喜悅。比如在播放《伏爾塔瓦河》（斯美塔那的交響詩《我的祖國》第二樂章）之前先給個提示：「這裡先描繪了伏爾塔瓦河的兩條水源——一條溫和而急促，一條冷靜而平緩，它們隨後匯合到一起，水面寬闊壯觀??」那麼受教者隨後一聽也會有恍然大悟之感：「嗯，的確是這感覺！真是形象！原來作曲家是這個意思，你不說我還真不知道！」

現在想來，這在表面上好像是對音樂理解的細化和深化，實際卻是對音樂的一種極度簡化。而且這種含義的解說越深、越細，真正的音樂問題就會離人越遠。

在這方面，給我帶來最深刻體驗的，是我高中時候的音樂老師——牛老師。他給予我的音樂啟蒙，也許是那些音樂中人所難以體會的。

牛老師其實並不姓牛。這個稱呼起源於他在第一學期第一堂課上一進門說的第一句話。他是以所有科目中惟一的男老師這一出人意料的性別身份走進課堂的，身著西裝，手提錄音機，匆匆忙忙卻令人耳目一新。把錄音機放下，他就十分樸實認真地對我們說：「我姓劉——不姓牛。」那語氣就像是交談已久而突然作個補充一樣。原來，剛才在另一班有人把他錯叫成了「牛老師」。但這一糾正卻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隨著一陣頗具釋放性的哄堂大笑，我們從此都在私底下把他稱為「牛老師」。

在這堂課上，牛老師首先問大家中國的近代和現代史分別起止於何時，在這兩段歷史裡都發生了哪些轉折性的事件。這個問題難倒了大部分同學，因為那時我們的歷史課剛剛講到盤庚遷殷，離他說的還有一段距離。不過，經由大家的集思廣益，這段風雲還是得到了大致地勾勒。緊接著，牛老師就把話題集中到抗日戰爭剛結束時的國內外局勢上，從這一複雜局勢又說到社會矛盾問題。然後，他興緻勃勃地讓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地主，以及作為一個地主會具備什麼樣的特點，作為被壓迫者又應該怎麼進行反抗：「你可以想想，假如你是一個農民，欠了地主的高利貸，又沒辦法還清，眼看人家來催債，你會怎麼辦？」大家一邊充滿創意地應對著這些問題，一邊時不時地看向牛老師拿來的錄音機——既然有這個設備的存在，那麼這門課就應該是音樂課了，沒有上錯？

《白毛女》劇照

接下來，牛老師講述了楊白勞父女的悲慘遭遇，然後問大家：「那麼誰來給我分析一下，楊白勞這個人物形象有著什麼樣的性格特點？」我們就開動腦筋去想這個問題。聽了幾種回答之後，牛老師還是歪著腦袋皺著眉，一副處在思考中途的沉思表情：「嗯，恐怕還有一些，誰再來說一說？」終於把楊白勞分析透徹之後，他又問：「那麼，喜兒這個人物形象又有哪些性格特點呢？」見無人舉手，他就按座次表點名字??

聽了幾種回答之後，他還是不太滿意：「嗯??還不夠全面。誰再來分析一下？」此時我們已經有了一種被催債的感覺，似乎能體會到楊白勞的那種心情了。就在喜兒即將被分析完畢，大家正滿腹草稿準備回答黃世仁這個人物又有著什麼樣的性格特點時，下課鈴就響了。牛老師說了句「下節課我們繼續分析」，然後就提著那個根本沒用上的錄音機走出了教室。等課後我們翻開音樂教材，想看看這節課本來應該講什麼，才發現牛老師一點沒有跑題：第一課就是「歌劇《白毛女》選段——音樂的不同段落表達不同的人物情感」。

我本以為當有一天講到器樂曲時，牛老師的方式就會有所改變，可事實證明不是這樣。一次，音樂課改在階梯教室上，牛老師先是手握麥克風指揮大家按原座次坐好，又沒收了兩包瓜子，然後便開始上課：「這節課想先請同學們說一說，俄羅斯這個國家有什麼樣的特點？」大家一時間面面相覷，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感覺這個問題本身就比俄羅斯還要大。牛老師見狀，就把它分解為一系列的問題：俄羅斯的地理位置是怎樣的？它的經度和緯度範圍有多大？它的氣候有什麼樣的特點？它的人口大概有多少？它有哪些個重要城市？歷史上有哪幾個重要時代？那麼，俄羅斯人又有著什麼樣的特點？換句話說，它的民族性格有什麼特點？??一直問到「沙皇統治時期的社會狀況是怎樣的？」問得我們越來越有種「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愧疚感。

終於處理完這些問題，他又把主語改成了法國，重新問了一遍，主要區別只在於「沙皇」被替換成「拿破崙」。然後，話題就沿著拿破崙的軍事生涯，從他16歲當上炮兵少尉開始，一直說到1812年法軍進犯俄羅斯，講那60萬大軍先是如何佔領了莫斯科，又如何因饑寒交迫而撤退，路上又如何遭到俄軍痛擊??當法軍只剩下兩萬人的時候，這節課也只剩下十分鐘時間了，牛老師便抓緊播放了《1812年序曲》，一邊放一邊告訴我們哪裡是戰前祈禱、哪裡是俄國騎兵、哪裡是法軍來臨、哪裡是「戰鬥主題」??可惜，俄軍還是沒能趕在下課鈴打響之前取得最後勝利。不過有一點我們倒是領會到了，那就是，能否深入欣賞一首音樂，全在於能掌握多少文字資料、文史知識有多深厚。

在牛老師提問的過程中，有一個情商有待提高的莽撞少年在同學慫恿之下舉起了手。老師以為他要回答問題，他卻愣怔怔地站起來說：「老師，我覺得這些東西和音樂沒關係。」牛老師有點尷尬，但又不失沉穩地伸手請他坐下，然後繼續尋找要回答問題的人。

當法軍只剩下兩萬人的時候，這節課也只剩下十分鐘時間了，牛老師便抓緊播放了《1812年序曲》。

電影《悲慘世界》（2012）劇照

那個給課堂帶來不和諧的學生就是我。我當時那樣說，其實是被一種朦朧的願望鼓動著，實際並不知道什麼才真正與音樂有關係。不然，我就會把那句抗議似的話替換成具體的問題，把發言的時間也改在課後。

到了高一下學期，音樂課就改成了自習。牛老師再也不問問題了，他像個監考老師一樣坐在前面，只起到一點維持紀律的作用。這個時候的我因為接觸到了一些真正的樂譜（不是音樂書上的那種單音譜例），已經有了具體問題，所以反而成了一個為難牛老師的發問者。

一開始我是起立問他問題，他站在離我不遠處作答。有一次雙方的話都很多，我的同桌就起來對他說：「您乾脆坐我這得了，我坐別處去。」

牛老師坐在我旁邊後，繼續對我說：「音其實是不能隨意亂用的，它們都有各自的功能。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功能？一個音有一個音的功能？還是??」我很是發懵。

牛老師拿起我同桌的一支筆，在一張紙片上緩緩地寫了七個數：「1234567」，當然是do、re、mi、fa、sol、la、si的意思，然後說：「這個do叫做主音，sol呢叫屬音，fa是下屬音，si是導音，因為它導向do，mi呢是中音，re是??上主音。嗯??la叫什麼來著？」他毫沒慌張地仰頭想了想，終於還是沒想起來，「la我忘了，不過這七個音都有各自的功能，你得從這個入手去認識音的關係。」

「音其實是不能隨意亂用的，它們都有各自的功能。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別看他沒能寫全，這樣一幅圖示已經足以讓我震驚。我一直以為音階中的各音只是高度不同而已，地位完全平等，上下溜光水滑，想用哪個用哪個，哪知道原來還有這麼明確的職能區分。如果說凡有一音出現它就在發揮自身職能的話，那這也就意味著，當喜兒於除夕之夜高歌那「二尺紅頭繩」的時候，當俄國騎兵在冰天雪地里追擊侵略者的時候，其實正在有無數個主、屬、下屬功能在聽覺里高度嚴密地發揮著作用，而我對此渾然不知。這些遠比故事情節複雜百倍的事件竟然就像不存在一樣。

此刻，我感覺身邊的這位男青年和那個一直在說東論西的牛老師簡直不是同一人——後者更像是一個來自戲劇學院編導專業的畢業生，而坐在我旁邊這人才是手拿音樂文憑來到我校任教的音樂老師。他寫給我的這份標註彷彿是一道神秘的洞口，讓暫時還無法深入的我久久諦視，充滿遐思。這張紙後來被我保存了至少有十年。

隨後我又拿出剛剛買到的「拉二」總譜，開始問一些五線譜的問題。

牛老師說：「譜號旁邊的這些升降號，和後邊的那些臨時升降號是不一樣的，前邊這個是調號。」

我問：「那調號里有三個降號的話，它就是c小調嗎？」（因為「拉二」就叫做《c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不一定，不一定。」牛老師說著又拿起筆來，「每種調號都有兩個可能。三個降號的話也可能是降Ｅ大調。」於是他在樂譜邊上寫了「ｃ小」「Ｅ大」這樣兩個標記。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有人寫出這種符號。我發現那個被縮小、上標了的降號和Ｅ配在一起霎時間充滿了美感，好似一件來自音樂世界的精美禮物。

我又問：「那拉赫瑪尼諾夫那些大把大把的心亂如麻的音符是怎麼想出來的呢？是因為他情緒煩亂嗎？那麼快那麼多的音他反應得過來、處理得過來嗎？據說他是在一艘游輪上在沒有任何樂器的情況下，光是用紙和筆就寫出《第三鋼琴協奏曲》的，這怎麼可能呢？沒有樂器他就聽不見啊。」

一聽我問出這句話，牛老師竟然把筆一扔，交叉著兩臂很輕鬆地向椅背上一靠，輕嘆似地說了一句言簡而意深的話：「嗨，他心裡都有。」

這五個字信息密度相當大，從中我領悟到了如下幾種意思（立馬糾正了當時我的幾種認知）：

牛老師竟然把筆一扔，交叉著兩臂很輕鬆地向椅背上一靠，輕嘆似地說了一句言簡而意深的話：「嗨，他心裡都有。」

電影《海上鋼琴師》劇照

作曲其實是不用聽的。某些高人根本無需在樂器上試驗或推敲，直接就能用筆寫下來，因為法則早在心中，對與不對，好與不好，自己都能知道。用我後來學到的哲學術語來說，那就是音樂創作具有很強的「唯理性」（與「唯理性」相對的是「經驗性」）；

拉赫瑪尼諾夫把音樂寫成那樣，其實和情緒沒有必然聯繫。不是因為心裡正亂，音才大把潑灑起來，心中掀起仇恨，音才響似雷霆。音樂怎麼寫屬於審美追求問題，和心情不一定會掛上鉤。說不定他在游輪上寫「拉三」時心情一直都好極了；

這首協奏曲的很多素材和構思也許他早就積累多年了，不全是在船上現想出來的。而這種素材的積累，以及各種變化無窮的加工方式，應該正是作曲家在求學時代所練就的。不然他在音樂學院讀書時都在幹什麼呢？所以音樂創作既神秘也不神秘，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是屬於熟稔的技術性工作。

這就是「他心裡都有」這句話傳遞給我的幾層意思。至於拉赫瑪尼諾夫究竟都做了什麼工作，從牛老師的態度上看，這顯然是無從講起的，就像沒辦法給一個小學生頭頭是道地講解怎麼建造一座核電站一樣。

牛老師給予我的音樂啟蒙，其實主要就是這些。這種啟蒙沒有任何的系統性，基本上是以禪機的形式啟發於人的。後來隨著音樂、美術、計算機等「閑課」很快被語數外替換，我就很難再見到牛老師了。而且，即便在校園裡偶遇，只要我面露發問之色，他就會工作繁忙，遠遠走開。

音樂探索的繼續進行可以沒有牛老師，但是不能沒有鋼琴鍵盤，這是我當時的一個基本信念。只有在這種八十八鍵的「一維」「單色」的樂器上，音樂原理才能最直觀、最易懂地呈現出來。對於表演家來說，鋼琴可能更多是一件生龍活虎、稱王稱霸的樂器，而對於求知者來說，它絕對是一扇視野無限、採光最佳的窗口。可惜，我當時一直處在禁閉式的環境中，不但沒有最佳的窗口可望，就連貓道也沒見過。關於我最終碰觸琴鍵的因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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