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曉音：杜甫傳略

一、少壯漫遊 （731—745）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後徙居襄陽，因曾祖官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今屬河南）。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杜甫出生於鞏縣城東二里的瑤灣。因此他可以說是大唐開元盛世的同齡人。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的名將，曾在平定吳國的統一戰爭中立過大功，後在當陽（今湖北荊門縣）封侯，為開發江湘一帶作過貢獻。他又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經學家，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除了武功、政事和學術以外，他還懂得天文算學和工程。這位祖先成為杜甫心目中一位具體的立功立德的典範。杜甫每每自稱「杜陵布衣」，後來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稱「少陵野老」，都應有緬懷祖德之意。

如果說「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族傳統激發了杜甫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那麼祖父杜審言的詩名給杜甫帶來的是「吾家詩」的自豪感。杜審言少年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並稱為「文章四友」，這三人都是善寫駢儷文章的大手筆。杜審言在武后、中宗時期被起用，官職一般，而詩才甚高，尤其擅長五律和排律。杜甫以律詩為看家本事，顯然受到了乃祖的影響。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杜甫最早的創作便是吟詠象徵天下太平的鳳凰。這似乎是一種宿讖，詩人註定了要為鳳凰付出他一生的心血。從此以後鳳凰便成為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境界的化身，以至他自己的圖騰。詩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正是在這鳳凰身上合為一體的。

從杜甫出生到他二十四歲的這段時期，鳳凰確實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了：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政治清明，多少代人幻想的堯舜之世彷彿變成了現實：「人人自以遭唐虞」「家家自以為稷卨」（杜甫《有事於南郊賦》）。生活在開元盛世的杜甫是幸運的。他從一代文化藝術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從同時代人的遠大抱負和活躍思想中獲得了進取的信心：「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遊》）。在那個神童輩出的時代，十四五歲的杜甫結交老一輩的名流，初露頭角便目空一切，不正是在盛唐文人中常見的狂態嗎？

從十九歲起，杜甫開始了他少壯時代的漫遊生活。盛唐漫遊之風的興盛首先取決於社會秩序的安定、水陸交通的便利以及公私倉廩的豐實；其次在於當時科舉仕進都離不開交遊干謁，而一旦失意，雲遊山水又是排遣苦悶、求得精神解脫的最佳方式。杜甫早年的吳越之游主要是開闊眼界，增長閱歷。在遊覽了江寧、姑蘇、越中等地的名勝古迹之後，於二十四歲時回到洛陽，考進士下第。但年少氣盛的詩人並不在意，第二年又到齊趙漫遊去了，《望岳》就是他在這一時期留下的第一首名作。

三十歲時杜甫回到東都。天寶三載（744），正負盛名的大詩人李白來到洛陽，這兩位大詩人的相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他們和盛唐的另一位大詩人高適一起，在梁（今河南開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帶登臨懷古，把酒論文，過了一段裘馬清狂的快意的日子。這時李白已被玄宗賜金放還歸山，如大鵬折翅、天馬墜地，正處於極其痛苦的精神震蕩之中；而杜甫卻還滿懷希望等待著進入長安的機會。閱歷和見識的巨大差距使當時的杜甫還不能深刻地理解李白。他不知道開元年間的清明政治已經結束，今後走向朝廷的道路將遠比李白艱難曲折，他只想以自己的方式爭取一飛衝天的機會。因此這一時期所作的《房兵曹胡馬》《畫鷹》都充滿了橫行萬里的凌厲氣勢，顯示了詩人對前途的充分自信。而一些山莊游宴和尋訪隱士的詩篇，所抒寫的也還是盛唐人普遍具有的遺世高蹈之志。這種山林之思，與其說是杜甫的真實願望，還不如說是盛唐的一種時尚。杜甫早年留下的詩作不多，都是五古和五律，卻已初步顯露出他氣骨崢嶸的獨特面目，預示了他日後在藝術上變革盛唐詩歌的趨向。

二、旅食京華 （746—755）

天寶五載（746），杜甫從東都赴長安，參加李林甫主持的在全國公開招賢的考試，結果與同來趕考的元結以及所有的舉人一起落第，無一得中。李林甫還以「野無遺賢」為由上表祝賀玄宗。如果說李林甫的忌賢使杜甫初次遭到的重大打擊，還只是他的個人命運與國家衰敗的命運相連結的開始；那麼第二年李邕、裴敦復等名賢被李林甫陷害致死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已經是昭示天寶政治腐朽黑暗的一個重要標誌。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正是對這時鬥雞者邀寵、黷武者受賞、賢俊埋沒、奸臣當道、英才功臣被害、黑白是非顛倒的社會現象的一個總結。此後楊國忠擅權、安祿山得志、楊貴妃專寵，朝廷政治一敗塗地，終於爆發安史之亂。杜甫在京華旅食的十年里，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日子，為生計而奔走權門，為前程而干謁顯貴，然而一事無成，只有直接上書皇帝。天寶十載，玄宗將行三大禮祭，杜甫獻《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新唐書?杜甫傳》）。制禮作樂曾經是開元政治清明的象徵，然而在排斥禮樂文章的李林甫的主持下，杜甫再次被黜落。他的悲劇反映了接受開元禮樂文明教育的一代士人在天寶政治環境中必然走投無路的共同命運。

十年奔走於豪門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層社會驕奢淫逸的現狀和黑暗政治的內幕；淪落下層飽經憂患，又使他對社會弊端和民間疾苦體察尤深。天寶時期詩人對現實的揭露和抨擊最為有力的是李白和杜甫。只是李白更多地著眼於讒佞蒙蔽君王、內寵外戚亂政、宦豎小人得勢等上層政治的問題，而杜甫則更多地著眼於普通百姓在亂政統治下遭受的苦難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以天寶時期最嚴重的窮兵黷武而言，盛唐文人也有對朝廷開邊提出過批評的，但一般限於將士的賞罰不均和用兵的勞民傷財：「死是徵人死，功是將軍功。」（劉灣《出塞曲》）「無為費中國，更欲邀奇功。」（王維《送陸員外》）而杜甫的《兵車行》則指出了窮兵黷武所引起的田園荒蕪、賦稅繁重、民不聊生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危機。《前出塞九首》以征夫的口吻批評君王的開邊政策，揭露軍中將士的苦樂不均，同情士卒的悲慘境遇，憂慮中原即將大亂，詩人對戰爭性質和民族關係的正確見解使這組詩的思想深度超過了盛唐所有的邊塞詩。如果說李白多用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統治者的昏淫腐朽，那麼杜甫的《麗人行》則是直截了當地諷刺楊氏兄妹驕縱荒淫的醜態。在慈恩寺塔上，當高適、岑參等詩人還在「盛時慚阮步」時，杜甫已經「登茲翻百憂」，產生了山河破碎的預感。

天寶十四載，杜甫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經過驪山，與華清宮裡尋歡作樂的玄宗貴妃僅一牆之隔。十年來困守長安的憂憤被眼前情景觸發，到家後便寫下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里熱切地表白了救世濟民的執著意願，觸目驚心地展現了貧富之間的尖銳對立，預示了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傾瀉出詩人無比深廣的憂憤。這首詩標誌著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他對社會現實的認識的全面總結。

這一時期杜甫的詩歌創作已經形成自己沉鬱頓挫的特色。首先是在天寶後期流行七言長句的風氣影響下，他轉為大量寫作七言歌行，並用於新題樂府，夭矯跌宕，雄放沉厚。與李白一樣，七言歌行成為最能顯露其橫逸浩瀚之才的體裁。其次是干謁使他在五言古詩和五言排律這兩種體裁上多所磨礪。這類干謁詩只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直陳懷抱，詞氣磊落，感憤悲壯，其餘都不免應酬虛美，典雅凝重。但這類詩立意章法因人而異，辭藻豐富，頓挫轉折，曲盡其意，奠定了杜詩以才力見長的功底。此外，他在交遊干謁、登臨遊覽的日常贈答詩里又表現出好用口語俗語、平易率意的特色以及講究構思和煉意的用心，這些都是他日後在詩歌藝術方面多種創變的開端。

三、奔赴行在 （756—759）

至德元載（756）五月，杜甫帶領全家從奉先到白水。六月安祿山叛軍攻破潼關後，詩人攜家眷逃難北上，最後將家安置在鄜州羌村。七月肅宗在甘肅靈武即位，杜甫離家，打算從蘆子關出去投奔行在。途中被叛軍捉住，俘往長安。個人的不幸成為詩史的大幸，目睹長安淪陷後的種種慘象，使他能夠成為歷史的見證，親筆錄下這動亂時代的真實面影。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逃出長安，奔向肅宗所在的鳳翔，五月拜左拾遺。一度因疏救房琯得罪，後獲救復職。此後到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政時間不過一年多，但是險惡的政治風波使他對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有了清醒的認識，深化了他對現實的思考。歷史似乎特別偏愛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大詩人，使他們幾乎同時卷進了肅宗即位以後發生的兩大政治事件中：李白因為追隨永王璘而在肅宗兄弟相殘中被投入監獄，流放夜郎；杜甫也因為疏救宰相房琯而送交三司推問。這兩件大事本來是互相關連的。玄宗入川後派永王璘沿長江而下，節度江南，自然是對尚未坐穩江山的肅宗的重大威脅。而幫助玄宗出主意讓諸位王子分守南方各路重鎮的就是房琯。永王璘的反叛引起肅宗一連串地罷免玄宗舊臣的舉動，暴露了玄宗和肅宗父子爭奪政權的矛盾。房琯因小小的門客事件被罷相只是肅宗的借口，杜甫以「罪細不宜免大臣」為由上書，無意中觸到肅宗痛處，這才使救人者的罪比被救者還要重。李白鼓吹永王佔據金陵，杜甫疏救房琯，一南一北，先後獲罪，正說明這兩位滿腔愛國熱忱的大詩人在政治上實在太天真。

杜甫被貶華州，還是受肅宗大規模罷免玄宗舊臣的政治事件的牽連。兩次成為最高統治者之間勾心鬥角的犧牲品，這不能不促使他認真地思考這種鬥爭的實質。事實上，這一次玄宗舊黨被大規模排斥，消滅了玄宗時代最後的一點政治影響。從此以後，以杜甫的政治傾向和人事關係，很難再找到重回朝廷的歸路。最後他在華州棄官，顯然是因為對自己從政的遭遇作過深刻的反省和思考，破除了對朝廷的幻想。

這一時期就杜甫的人生際遇而言，是出生入死、經歷了驚濤駭浪的時期，也是「在精神上接受最強烈震動的時刻」（林庚《杜甫評傳》序）。就其詩歌創作而言，由於「從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漸遠離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過渡」（陳貽焮《杜甫評傳》），因而達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他那些反映時事的最膾炙人口的名篇幾乎都產生在這一階段。陷賊期間他寫出了《月夜》《春望》《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阪》《塞蘆子》等等著名篇章。這些詩篇中，有烽火中對家書的盼望，有殘破宮苑邊的低回，更有對血戰場面的寫實，以及扭轉戰局的獻策，交織著追思太平盛世的感傷、懷念親人的憂慮，以及企盼平定戰亂的願望。從奔赴行在到棄官華州時期，他寫下了《彭衙行》《羌村三首》《行征》《洗兵馬》《贈衛八處士》等名作。次年三月他從洛陽回華州，又創作了「三吏」「三別」這兩組傳世名篇。這些詩章通過詩人自己被捲入政治漩渦的體驗，反映了兩京收復前後複雜的局勢變化；通過他的家庭在喪亂中的艱難處境，反映了廣大人民共同遭受的苦難。在對現實的清醒批判中，又表達了對國家中興的展望和信心。在黑暗血腥的年代裡，閃耀著人道和正義的光芒。

從詩歌形式來看，在安史之亂前開始顯露出特色的長篇詠懷詩和新題樂府，在這一時期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為了適應內容的需要，杜甫創造性地運用漢魏樂府進行藝術概括的原理，採用多種藝術手法，大大擴展了樂府的規模和容量，使傳統的敘事方式產生詩史般的藝術魅力，併兼有抒情和議論的最大自由。從而完成了用新題樂府繼承詩經和漢樂府優良傳統的創舉，奠定了他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

四、度隴入蜀 （759）

乾元二年（759）七月，因關輔地區饑荒，杜甫棄官而去，客居秦州（治上邽，今甘肅天水）。從此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走上了後期漂泊西南的人生道路。

這一年七月到十月，杜甫攜家寄寓秦州城裡。這時史思明在范陽稱帝，進攻河北，襄州又起叛亂。秦州位於長安和西域的通道上，使臣往返頻繁，回紇兵馬依然來往不斷。加上受到吐蕃的威脅和騷擾，因此杜甫在秦州目睹的仍然是干戈不息的邊關景象。秦州之旅雖然只有三個月，但因閑居多暇，詩作很多，題材也很廣泛，憂念時事、談古道今、即事遣興、詠物寓意、登臨觀覽、求田問舍，無所不有。除了繼續寫作《留花門》這類的新題樂府以外，寫得最多的有四類：一類是感時傷亂的雜詩，以《秦州雜詩二十首》和《遣興》組詩為代表；一類是寄託諷喻的詠物詩；一類是在遠近各處遊覽的即興之作；還有一類是思念親朋的懷人之作。「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秦州雜詩》）萬方多難，鼓角遍野，詩人不知如何尋覓自己今後的道路；烽火連綿，田地貧瘠，秦州不能給他提供安頓晚年的樂土。詩人決定再次走上征途。

同年十月，杜甫離開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肅成縣）。約在十一月初到達同谷，但逗留不過一個月，為饑寒所迫，於十二月離開同谷，南下成都。自秦州到同谷以及從同谷到成都的兩組紀行詩，計二十多首，按照旅途的順序，以隨物肖形、變化多端的表現藝術描繪千奇百怪的山水景物，如鐵堂峽的森嚴深峻、青陽峽的突兀奇險、白沙渡的開闊浩漫、桔柏渡的冥漠蕭颯、飛仙閣的陰沉森峭、龍門閣的險仄高危、石櫃閣的絢麗爽目、法鏡寺的古樸幽美、萬丈潭的深幽虛明、木皮嶺的秀碧清潤等等，莫不象景傳神，歷歷在目，又寄託著詩人隨時觸發的人生感慨，是對謝靈運山水詩的重大發展。

五、定居草堂 （760—765）

759年年底，杜甫帶著全家到達成都，寄寓在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寺。定居之初，心情比較愉快。第二年在親友們的幫助下開始修建草堂，兩年後（762）落成。由於遠離戰場，環境比較安定，得以過了兩年輕鬆自在的田園生活。但經濟來源主要靠故人接濟，難免有拮据之處，加上長年的病痛，因此在相對平和寧靜的生活節奏中，沉重的心情仍如一股泉脈時而湧現。

寶應元年（762），是唐王朝形勢發生轉機的一年。玄宗、肅宗相繼去世，代宗即位，結束了李輔國、張良娣專權的局面。但與此同時，各種潛伏的危機也陸續暴露出來。首先是西北地區不太平，党項、羌、吐蕃等經常侵擾邊境，勢逼京畿。在進討史朝義的過程中，僕固懷恩又勾結回紇大掠東京。其次是各地武將叛亂之事時有發生，連蜀中也受到影響。762年七月就有劍南兵馬節度徐知道造反。由於這一事件，杜甫先後去綿州、梓州避亂，廣德元年（763）杜甫在梓州度過，聽到了史朝義自殺、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但仍回不了成都，遂往來於閬州、鹽亭、漢州、綿州、涪城等地。直到第二年（764）春天才攜家眷從閬州返回草堂。這時，杜甫已被朝廷召補京兆府功曹，也有出峽的打算。但因道路受阻，不能赴任。而他的故人、原來曾任成都尹的嚴武又從京城回來，擔任劍南節度使，表奏杜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於是杜甫便在嚴武幕中過了一段頗受羈束的日子。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去世。五月初杜甫決定攜家離蜀。在忠州稍事停留後，於重陽節前到達雲安，因病滯留下來。他在蜀中的生活也就結束了。

杜甫在蜀中五年多，除了中間出去避亂的一年以外，生活基本上還算安定。由於遠離了政治中心和中原前線，消息傳得慢，詩歌反映現實也不很及時。相對前期而言，這時的憂時傷亂之作紀實較少而議論感慨為多。但他還是一刻都沒有忘記動蕩不安的天下。勉勵地方官員多為人民著想，憤怒地譴責那些巧取豪奪的官吏，成為杜甫漂泊西南時期最重要的詩歌主題。《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詩說：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尚嗷嗷，十歲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

這首詩大體可以概括杜甫同類詩歌的基本內容。以《枯棕》《病橘》等為代表的一批詠物詩也都表現了杜甫在這方面的深刻思考。這一時期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抒寫他願為天下蒼生獻身的偉大精神。《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即是最有代表性的名篇。在巴蜀和朝廷遭到內賊和外患的多種侵擾時，他和以前一樣迅速做出了強烈的反應：《警急》《去秋行》《王命》《征夫》《西山》《發閬中》《冬狩行》《天邊行》等從不同角度表達了對蜀中安危的焦慮。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釋悶》《收京》《傷春五首》《有感五首》等等，則反映了安史之亂平定之後詩人由希望轉為失望的思想變化過程。由於兩京收復以後，政治形勢愈趨複雜，歷史事件也較散亂，這些作品不像早年那樣集中，但他憂國憂民的激情始終沒有淡薄。

在憂時傷亂之外，杜甫也寫了不少抒寫日常閑適心情的小詩，營建草堂、鄰里來往、傷春感秋、尋覓古迹、觀畫論詩種種日常生活細事都可以觸發他濃郁的詩興。詩風轉為清新活潑，並出現了多樣化的創新。詠物詩在秦州時期詩歌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景物、典故、生活情景和議論感慨自如地組合在一起，尤以五言古體和七言歌行這兩類最有力度。七律在這一時期已形成格律精嚴而流暢自由的基本特色，與七絕組詩一樣成為最適合寫他安居閒遊情趣的形式，並出現了許多名作。在草堂寫的大量漫興類詩歌中，杜甫的喜怒哀樂總是與山水景物糾纏在一起。年年如舊的江山花鳥，在詩人豐富多彩的感情世界裡，便常看常新，奇趣橫生。另一方面，他又將寫景狀物拓展到一切幽事細物中去，在直尋客觀美的同時，從心理和情緒上對各種審美感受作了細緻的探索，因而往往能在精微處見境界。他的取景既能吸取齊梁詩人真切工細、巧構形似之言的特點，又能使音調、語感與形象和諧一致，表現出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受和氣氛。這種向內心深處探求直覺感受的創意，早在長安時期就已露端倪，到草堂詩里，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總之，除了往返梓、閬之間的詩歌相對處於低潮以外，草堂詩是杜甫創作的又一個高峰。

六、滯留夔州 （765—767）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後經忠州抵雲安，因病滯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慶奉節縣）。直到大曆三年（768）正月出峽東下，共住了一年零九個多月。先後換過四個住處：先住在赤甲，後在西閣寄居近一年，又搬到瀼西，買了四十畝柑園，並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託，代管一百頃公田，以解決一家生計問題，最後搬到東屯。夔州是形勝之地，但比較荒涼又不甚開化，風俗落後，生活很苦。這時巴蜀地區也陷入了戰亂之中。杜甫離開草堂後的同年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吐谷渾等大肆入寇，長安險些再度陷落。閏十月，劍南節度使郭英乂與西山都知兵馬使崔旰互相殘殺，導致西川大亂。次年三月，崔旰又擊敗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導致東川大亂。杜甫在這一時期本來就貧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嚴重地影響著他的健康，加上戰亂無休無止，情緒更加低沉。但因為沒有多少事可作，寫了大量詩歌，計有四百多首。這時他已進入人生的總結階段，創作藝術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勝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樓，徘徊於先人的遺迹，懷想蜀漢君臣風雲際會的歷史，觸目生悲，留下了《八陣圖》《古柏行》《白帝》《上白帝城最高樓》等名篇。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長的地方，但與惡劣的風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協調，引起他對民生問題更深層的思考。從《詠懷古迹五首》《最能行》《負薪行》中不難見出歷史與現實的這種矛盾。

在追懷歷史的同時，詩人也總結了自己人生的歷程和唐王朝興衰的教訓。《秋興八首》《洞房》諸章，都是回憶長安往事，或抒發盛衰之感，或諷刺當時君臣，無不關乎國家興亡，寄託深遠。《八哀詩》圍繞安史之亂前後的歷史，讚美了在亂政和戰亂中堅持氣節或平亂有功的各類人物，也是給開元以來的友人和時賢所作的列傳。《壯遊》《遣懷》《昔游》《夔州書懷四十韻》《往在》等回憶自己從少年時代一直到流落巴蜀的畢生遭際，更是有意識地為自己留下的自傳。

當然所有的回憶都是因現實而發，所以夔州時期對當前軍政大事的關注和評議，仍是杜詩的重要題材。以《諸將五首》為代表的政論詩，指向了安史之亂平定後最嚴重的武將失控的問題。而對被「誅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時時流露在觀覽風物、傷春悲秋乃至晴雨變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寫中。

反映時事、諷喻世情或自傷身世的詠物詩，是杜詩從秦州詩到草堂詩逐漸形成的一個大宗，到夔州詩里又發展為寓言式的詠物，且多以動物為賦詠對象，借題發揮。總之「天地之間，詼詭譎怪，苟可以動物悟人者舉萃於詩」（胡銓《僧祖信詩序》），是杜甫詠物詩的一大特點。

夔州詩這一創作高潮出現在杜甫生活比較寂寞沉悶的時期，重要詩篇以回憶、評論、懷古為主，這就引起了藝術表現上的一些變化，或者說早年已有的一些新變到夔州詩里得到了強化。這些變化與他這一時期對詩歌藝術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關的。從草堂詩開始，杜甫已經在有意識地探索當代詩藝的得失。《戲為六絕句》不但對當時有爭議的庾信、四傑等前代詩人作出公允的評價，對屈原、宋玉和齊梁的清詞麗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評某些人一味崇尚清麗的詩風，缺乏雄渾的氣魄。這些見解在他的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他早年用新題樂府以反映時事的創作，雖然在當時沒有理論的表述，但在夔州時寫給元結的《同元使君舂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贊同詩歌「知民疾苦」、採用「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的主張。作於夔州的《解悶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評述蘇李詩、謝靈運、陰鏗、何遜、孟浩然、王維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們學習的苦心。《偶題》從騷人的傳統追述到建安詩人，說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兩句至理名言。夔州詩在藝術上的變化，也是他對詩歌內在之「理」更進一步的探索。當詩歌上升到盛唐的巔峰時期以後，如何突破傳統的創作思路，繼續向前發展，使詩歌自身的潛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特別是在缺乏早年那種重大事件的親身體驗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經歷的情況下，詩歌怎樣才能避免陳熟單調、停滯不前？這些都是杜甫在回顧總結前人成就之後必然要遇到的問題。他在夔州的各類詩體里作了許多表現藝術方面的突破性嘗試。對於這些嘗試及其給後人帶來的影響，前人的看法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夔州詩內容題材和表現手法的變化多樣，超出了杜甫一生創作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代表著他的藝術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詩突出的新變之一是運用七律表現回憶中的印象和抽象的評論。以《秋興八首》為代表的組詩，將許多典故和故事化為一個個美麗的畫面或片斷的印象，在不連貫的組合中，描繪出長安昔日的繁華和今日的冷落，浮想聯翩，如夢似幻。以《諸將五首》和《詠懷古迹五首》為代表的組詩，將古詩長於選擇典型事例、敘述自由的特點運用在講究對仗的七律之中，通過變化莫測的句式，使原來只適於抒情寫景應酬的七律發揮出敘事議論的最大潛力。七律的這種變化對中晚唐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夔州詩的另一個突出變化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見增多。它們一般都是抒寫日常生活的閑情瑣事，或與朋友酬唱贈答、談藝論文等等。前者長短不拘，如陳貽焮先生所說：是當文章隨便寫，在特定的情境中表達他的心情，有的苦澀，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詩意。後者以長達千言或數百字的五言排律為代表，排比鋪張而又對仗工整、一韻到底，難度極大。無論難易，都標誌著杜甫在藝術上的老境，可見其自由運用詩歌藝術的功力。這兩類詩對於中唐兩大詩派的形成具有啟導先路的作用。

七、漂泊荊湘 （768—770）

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元宵節前後，杜甫離開夔州東下，走上了返回故鄉的旅途。原計劃重遊江東，然後循江南運河、邗溝、淮水、廣濟渠，經梁宋返洛入京。船到江陵，擬暫時居留，但告貸無門，生活窘迫，只得在這年暮秋攜家離開江陵去公安（今湖北公安縣）。在公安受到老朋友的熱情接待，憩息數月。於年前東下岳陽，來到洞庭湖畔。大曆四年（769）春，又從岳陽出發去游衡山（南嶽），投奔在衡州當刺史的舊友韋之晉，一路經洞庭湖、青草湖入湘江到潭州（今湖南長沙市）。在潭州游嶽麓山後，繼續南下，經湘潭、衡山縣到衡州（今湖南衡陽市）。但杜甫到衡州不久，韋之晉就奉召調離，隨後即病死在潭州。杜甫不得已再回潭州。在旅途中熬過了一年「終日忍飢西復東」（《白鳧行》）的日子，便到了大曆五年（770），這是杜甫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瓘，在潭州作亂。杜甫倉促避亂再赴衡州，原打算從衡州到郴州，依靠舅氏崔偉。赴郴州途中，在耒陽阻水停泊五天不得食，耒陽聶令聞訊即送去牛炙白酒慰問。後人遂附會出杜甫飲食過量，一夕之間死於耒陽的傳說。其實杜甫因不耐耒陽的暑氣，決定不去郴州，又返回潭州，到秋天準備去漢陽和襄陽。在潭州往岳陽的船上，他抱病寫下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深深地嘆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寫完這首絕筆詩不久，詩人便懷著至死未見風塵清的遺恨，走完了艱難的人生旅程，享年五十九歲。

在漂泊荊湘的三年里，戰亂始終未曾平息，先後有商州兵馬使劉洽、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瀘州刺史楊子琳、湖南兵馬使臧玠等作亂，吐蕃又屢次進犯靈州。杜甫離開夔州次年，楊子琳就攻入夔州。到了潭州又趕上臧玠之亂。在到處投親靠友的羈旅生活中，杜甫不但再次親歷了地方軍閥挑起的戰亂，還飽嘗了世態炎涼的滋味。輾轉流離，生計無著，找不到一個安定的棲身之所。詩人人生的最後階段依舊是在動蕩不安的生活中度過的。

這一時期杜甫的詩歌有很多是作於水上旅程中，在大量的紀行詩中產生了《登岳陽樓》《江漢》等名篇。由於到處走親訪友，應酬之作也不在少數。但是詩人憂國憂民的熱情未曾稍減。沿途看到百姓不堪誅求之苦，時時聽到全國各地叛亂的消息，他又創作了《歲晏行》《客從》《蠶谷行》等新題樂府。《入潭州》《逃難》《白馬》也都是記臧玠之亂的詩史。以新題歌行自喻苦境的《呀鶻行》《白鳧行》《朱鳳行》等，是杜甫寓言體詠物詩在這一時期的新發展。而《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作為杜甫對一生的最後的總結，說明長篇詠懷確實是杜甫平生最見根柢的詩體。

（選自「新世紀古典文學經典讀本」《杜甫詩選評》，葛曉音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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