蕅益大師與《楞嚴經》

作者：慧雲

摘自《圓音》2017年第1期

蕅益大師（1599一1655），是明末清初四位高僧中最年輕的一位。大師的一生，受《楞嚴經》影響極大，可以說《楞嚴經》的思想與義理一直伴隨並啟發著大師，包括他的出家、修持、度眾。其間過程，記載在大師所著的《靈峰宗論》中。

大師年輕時闢佛，後讀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自知錄序》乃止，並焚昔日所著《闢佛論》。二十三歲聽《楞嚴》，至「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從空所生」，遂心中生疑，「何故有此大覺，致為空界張本」，此疑惑一時得不到滿意的解答，以致「悶絕無措，坐禪功夫不能成片」，便決意出家，以究明大事。

大師於二十四歲正式出家，聽一古德講唯識論，對其所講的性相二家不可融合的觀點，不能理解，因為這與大師以前所了解的楞嚴宗旨矛盾，「甚怪之」，於是前往徑山坐禪。直至二十五歲，「坐禪徑山，至夏，逼拶功極，身心世界忽皆消殞。因知此身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剎那剎那，念念不住，的確非從父母生也」。從此「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大師用自己的真修實證方體悟到楞嚴中「體非群相，而不拒彼群相發揮」性相二宗圓融無礙之義。

此後在大師應世弘化中，深深感覺到《楞嚴經》對於挽救時弊的重要。當時的禪宗是何樣貌呢?《靈峰宗論》中云：「我相習氣放不下，名利關鎖打不開，希望討一便宜路頭，不肯徹底向一門中透雲。禪不禪，教不教，律不律，行門不行門，依稀彷彿，將就苟且，混過一生，毫無實益。百千萬劫，依然還在生死」。由此段文，可知當時的禪和子主要是在行與解上不如法，行持上失軌轍，見解上失正導。如此兩失，則生死無法超越與突破。

尤其，大師極其反對參禪者放棄對經典的研讀，「不真實學禪教，徒記兩則公案，辨幾句名相，受三衣一缽，以上佛法盡此矣。嗚呼」經典為佛親口宣說，是見月之指，載道之器，為參禪者不可離。大師於《文句》後自序云：「己巳春，與博山無異伯盤桓百日，深痛末世禪病，方一意研窮教眼，用補其偏。雖遍閱大藏，而會歸處不出《梵網》、《佛頂》二經」。大師遍閱大藏典籍，在諸多的經論中，選擇了《梵網經》和《楞嚴經》，作為切救末世禪病之良藥。

何以選擇楞嚴?這不僅與大師自身的修行體悟有關，亦與《楞嚴經》本身的獨特性有密切關係。大師認為修行的艱難，不在於行，而在於知，「非行之艱，知之更艱」。如果「不知而行，墮坑落塹」，而「首楞嚴，先開圓解，次示圓行，次明圓位，乃至精研七趣，詳辨陰魔」，如人之雙目，照亮前路，使不墜坑塹，此正是禪者所需，而且它「戒乘俱急，頓漸兩融，顯密互資，事理不二，誠教海之司南，宗乘之正眼也」。故「《佛頂》十卷，最勖修行」。這是大師之所以選擇楞嚴的兩個重要原因。

禪宗歷來以門庭孤俊著稱，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其間玄機，若非上根利智，久修之士，真如丈二和尚，一頭霧水，難測師心。雖然如此，古時開悟的古德，卻歷歷在冊，如麻似粟。後世之所以漸漸轉少，如眾生的根機有莫大的關係。

大師認為唯三種人可參話頭，第一種是上根利智，「夙具靈根，著手便判，身心世界，全體放下，金剛寶劍，當下提起……或見知識，或觀契經，印證自心，接引後學」，這種人古時多見，不以為奇，現在已是鳳毛麟角。第二種為中根之人，雖然參禪之路還不甚明白，但是能夠依止一個真實具眼宗匠，死心參究，有任何問題，都有善知識在身邊指引，提攜。「到歧塗處，自能為我指點，到根節處，自能為我解辟，到轉關處，自能為我拶入」。

大師十分憂懷的是第三種人，「既未深明道路，又無真師」，對於此種人，大師建議先洞徹教理，方死心參究。佛門教理浩如煙海，如何抉擇?大師言：「雖不能通三藏眾典，楞嚴一部，不可不精熟也，譬如獨自遠行，若不預問路程，斷斷必有錯誤」。其他「除此三種，其餘悠悠泛泛之徒，欲參禪悟道，敢保十個，錯有五雙」。至若根機不契，教理不明，生死心不切，自身又不精勤者，則無可奈何矣。

大師一生數度講演此經，著《楞嚴經玄義》二卷、《楞嚴經文句》十卷、大佛頂經二十二問、楞嚴經二十五圓通頌三十一首、楞嚴壇起咒及迴向二偈、去病書大佛頂經跋、化持大佛頂神咒序，等等，可見大師對此經的弘揚不遺餘力。

縱觀整部《楞嚴經》，十卷雄文，處處開顯向上一著。同時，又戒十習於七趣情想，防禪定於五陰魔邪，皆是參禪學道不可忽視的。故《楞嚴經述旨》卷一云：「然導達禪乘，決擇正見，無尚楞嚴矣」。蕅益大師一生的行履與《楞嚴經》如此密切的關係，亦是此句話的切實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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