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時代」兩種海洋觀的並存

作者：張宏利

兩宋時期，中國沿海地區參與航海貿易的港口不下二十個，貿易對象包括分布在東亞、東南亞、印度半島及紅海沿岸及非洲東岸的六十多個國家。相關研究表明，無論是港口數量、貿易範圍，還是商貿規模、商品種類，宋代都堪稱古代中國海外貿易發展的繁榮時期。

官方內斂型海洋觀念

一般來說，源於悠久的重農思想，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均未給予海洋經濟過多重視，反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乃至否定海洋經濟的意義，甚至對民間的各種海上活動嚴加防範。相較而言，宋代對海洋事業的重視可算特例。

與漢唐等王朝不同，宋朝的地緣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陸上絲綢之路相繼被遼（契丹）、西夏（党項）、金（女真）等政權控制，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陸路通道險阻重重。因此，海路成為宋朝溝通外界商貿往來的主要渠道，故而實行相對積極的海洋政策。

然而，宋朝官方對海洋事業的態度仍有所保留，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海洋政策受內陸政治形勢影響較大。北宋立國之初，因地理和歷史因素，山東半島的登州港成為宋、（高）麗之間的海上交通樞紐。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在登州設置了專門用來接待高麗貢使的館驛，此後沿海各大口岸和市舶司均設「高麗亭館」。然而，隨著遼朝對北宋的政治軍事壓力日益加重，宋人懷疑高麗使者將山川地貌、國內形勢等情報向遼朝泄露，而一度禁止其遣使來朝。仁宗慶曆元年（1041），宣布實行「海禁」，關閉登州港。

宋與遼、金互為敵國，而高麗與遼、金毗鄰，為提防本國商人通敵，宋朝一度禁止商人前往高麗。《慶曆編敕》等皆規定：「客旅于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熙寧編敕》甚至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往北界高麗、新羅並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直至宋廷制定「聯麗抗遼」政策，才取消了相關禁令。南宋慶元年間，高麗與金人交好，宋人疑懼高麗人為金人之耳目，故不再允許其來往內陸，以至雙方「使命遂絕」。

其二，對中外海商進出港設置嚴格限制。朝廷將中外商人視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以嚴厲措施維持沿海局勢穩定。對於出海貿易的商旅，朝廷規定：出洋貿易者須詳細申報乘員、船隻、貨物、目的地等情況，並需本地三位有財力者提供擔保；出海者不得前往敵對國或可能危及本國安全的國家；往來不同國家，需到指定的市舶司辦理出入境手續；不許夾帶違禁物和禁止出境人員；不得超期滯留海外；不許攜帶兵器及製作兵器的材料；一次出海攜帶糧食不得超越上限。對於外國朝貢船舶，也有相應規定：須持有該國正式表章（即證明其為合法使者或商旅）；船舶由朝廷指定的港口出入；外商只能居於蕃坊。上述規定由市舶司負責執行。

其三，對涉海民戶另立戶冊。從事海洋經濟的個體或集團具有很強的流動性，與從事以農業為主的內陸型經濟個體的安土重遷形成鮮明對比。為了強化管理，朝廷另立戶籍專門管理涉海人群，並施行保甲制嚴加管控。這一做法雖不如明清時期遷界禁海等舉動那樣極端，但對沿海民眾的提防之意卻十分明顯。

可見，宋朝官方僅將海洋視為陸地的延展空間。這種海洋觀念帶有濃厚的內斂色彩。所以，朝廷圍繞海洋制定的政治或經濟政策，仍以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為基本前提。

民間開放型海洋觀念

沿海居民依海而生、賴海而興，海洋是其生業之源。宋代濱海民眾主要以捕魚和貿易為業，亦存在半耕半漁者。漁民的典型代表為蜑戶，他們的基本特點是不許陸居，不入編戶（明代始入編戶），「以船為家，海上謀生」，靠捕魚採珠為生。蜑戶遍布兩廣、福建的沿海地區，且人數頗眾，據稱僅廣東路就有「瀕海蜑戶數萬」。

海上貿易的主體是沿海民戶、漁戶，另有官吏、僧道參與其中。《宋會要輯稿》載，福建路「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海商向海外販運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將海外特產如香料、珍珠、象牙等輸入本土。國內貿易也常常依靠海路渠道。如民間米商通過近海商路將廣東等地的糧食轉運至兩浙、福建販賣，據稱「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發商賈轉販，舶交海中」。

受洋流、風向等影響，部分商人無法在朝廷規定的限期內歸來，只能定居或暫留高麗、日本或印尼群島、馬來半島等地。他們為國內海商提供準確的商貿信息，減少了貿易的盲目性，提高了商業利潤。賴此，國內商人的貨物能夠迅速售出，亦可快捷購入當地土產。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海商們不斷擴大貿易規模、擴展貿易範圍、增加商品種類、開拓海外市場，推動航海貿易持續發展。

此外，造船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提升了民間開發海洋空間的能力。宋代海船的船體寬大，採用水密隔艙等技術，擁有較強的抗風浪能力和抗沉性。羅盤的使用，使航行逐步擺脫依靠牽星術和辨別地表特徵等導航方法的局限性，能夠全天候遠航。因此，宋朝商人開始取代波斯、阿拉伯等穆斯林商人在東亞、東南亞的海上地位，由中國海商主導的海洋貿易體系得以建立起來，環中國海、印度洋、阿拉伯海被連綴成一個非常活躍的海上貿易網路。

縱觀整個宋代的海洋活動，民間力量始終佔據主體，官方活動則限定在近海沿岸，偶或涉洋開展外交、政治和商貿活動。民間海上力量依賴海洋生存，要求充分利用海洋空間，積極向海洋討生活，體現出開放型的海洋觀念。不過，雖然民間拓展海洋空間的意願非常強烈，但因其與官方立場存在齟齬，未能獲得官方的有力支持，結果便是無法控制貿易通道，開拓行為受到制約。這也是宋代商人只能開展區域性海上貿易，無法將其活動擴展到世界範圍的重要原因。

明清海禁終結「帆船時代」

宋代官方以陸地思維審視海洋的內斂型海洋觀，實屬古代中國曆朝統治者海洋觀的一個縮影。但民間開放型的海洋意識，一直貫穿在歷代沿海民眾的生產生活中。兩種海洋觀念促成了官民共舉經營海洋事業的局面。彼時中國帆船活躍於東亞海域與北印度洋之間的航海貿易，宋元時期更是將其推向巔峰，因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帆船時代」。

官方內斂型海洋觀與民間開放型海洋觀，在共享海洋空間、共用海洋資源、共享海洋權益、共同經營海洋這個維度上相輔相成。兩宋及前代王朝主要由民間經營海上貿易，官方僅抽取小部分收益；元朝則轉為政府經營與民間力量廣泛參與。明清時期出於國內外種種因素，長期實施海禁政策，偶或允許民間出海販易，但基本由官方壟斷。在此情況下，民間力量迫不得已，冒險從事海上走私貿易，因而與官方形成緊張對立。官民之間持續的對立態勢，直接造成海上貿易急劇萎縮，導致中國的海洋事業受到巨大打擊，「中國帆船時代」隨之落幕。然而，在差不多同一時期的歐亞大陸西端，由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的航海家、冒險家組成的船隊，卻開啟了尋找新航路的征程。換言之，「中國帆船時代」走向落幕之日，正是西方「大航海時代」大幕拉開之時。繼之而來的荷、英、法等國的炮艦和商船，逐漸頻繁出現在中國帆船曾經活躍的北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最終相繼成為上述海域的主導力量。

（作者單位：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環東海與邊疆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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