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場所」工具的濱水鄉村聚落分析與設計研究

最新 09-05

水岸新生

譚崢討論了快速工業化時期，城市水道所形成的密集的基礎設施在後工業化時代成為城市人工化的基質，主張在濱水空間更新中建立一種「基礎設施主導開發」模式。凱瑟琳·海維特和居依·諾丁森以上紐約灣、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長三角洲為例，分析了為應對沿海災害氣候而設計的，可以增強沿海地形自適應能力且基於自然的「軟性設施」的區域規模方案。朱怡晨、李振宇對美國東海岸三個海軍碼頭更新進行分析，認為「共享」可以成為信息時代城市濱水空間復興的重要驅動力。田唯佳、肖瀟探討了上海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水系網路，其變化使城市濱水空間的功能和形態都在轉向片段化和私有化，然而水網架構依然是城市空間結構的基底。王卓爾對比同為濱水城市的阿姆斯特丹與上海，從二者的濱江慢行系統規劃展開，探討了如何以交通設施為基礎，提升濱江帶的開放性與多樣性。章明、孫嘉龍分析了上海黃浦江水岸碼頭如何回應城市和公眾對開放共享的高品質濱水公共空間的需求。亞歷山大·德里亞科夫、安德烈·梅洛尼等分析了大都市河流研究小組（GMF）從2011年開始研究的聖保羅大都市區水環路項目，旨在重塑城市與其河流間的關係。曾穎分析了崑山杜克大學校園作為微型海綿城市設計的實踐。莫萬莉分析了EMBT如何通過層疊的策略塑造一個親水可達並能夠抵禦洪水的彈性濱水空間。在本期的小專題中我們關注魯安東關於濱水鄉村聚落的研究——里下河地區沙溝鎮案例。

本期主題文章

[1]譚崢. 有厚度的地表：基礎設施城市學視野下的都會濱水空間演進 [J]. 時代建築，2017（4）：6-15.

[2] [美]凱瑟琳·海維特，[美]居依·諾丁森. 為增強沿海地形自適應能力而設計的區域規模方案 [J]. 陳舒婕，譯. 莫萬莉, 校. 時代建築，2017（4）：16-23.

[3] 朱怡晨，李振宇 .「共享」作為城市濱水區再生的驅動:：以美國費城、布魯克林、華盛頓海軍碼頭更新為例 [J]. 時代建築，2017（4）：24-29.

[4] 田唯佳，肖瀟. 隱性基因的顯性表達：城市化進程中水路演變的空間影響 [J]. 時代建築，2017（4）：30-35.

[5] 王卓爾. 回到浦江：對濱江慢行系統及開放性的思考 [J]. 時代建築，2017（4）：36-43.

[6] 章明，孫嘉龍. 顯性的日常：上海黃浦江水岸碼頭與都市濱水空間 [J]. 時代建築，2017（4）：44-47.

[7] [巴西]亞歷山大·德里亞科夫，[巴西]安德烈 · 梅洛尼，[巴西]路易斯 · 阿澤維多， [巴西]奧利弗 · 德 · 盧西亞，[巴西]塔瑪拉 · 克林克，都市的河流：巴西聖保羅大都市區水環路項目 [J]. 龔沁伊，譯 . 田唯佳, 校. 時代建築，2017（4）：48-51.

[8] 曾穎. 水生態在空間與時間維度上的塑造：崑山杜克大學校園作為微型海綿城市設計的解析 [J]. 時代建築，2017（4）：52-57.

[9] 莫萬莉.層疊的水岸：EMBT設計的德國漢堡港口新城公共空間 [J]. 時代建築，2017（4）：58-65.

[10] 雷冬雪，魯安東. 基於「場所」工具的濱水鄉村聚落分析與設計研究：以里下河地區沙溝鎮為例 [J]. 時代建築，2017（4）：66-79.

基於「場所」工具的濱水鄉村聚落分析與設計研究

以里下河地區沙溝鎮為例

Analysis and Desig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aterside Settlement Using the Concept of Place as Instrument

The Case of Shagou Town in the Lixiahe Region

雷冬雪魯安東LEI Dongxue, LU Andong

Abstract

文章以「場所」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工具，將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口述史相結合，從形態學、社會建構、現象學三個視角切入，探究當代語境中傳統濱水鄉村聚落的場所構成及其再現的可能方式。文章認為「場所」是理解當代鄉村的關鍵概念，而「場所」概念存在不同深度的表徵，因此需要運用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另一方面，「場所」是一個處於不斷演變中的概念，審慎的研究將為建築設計提供一個富含創造力的論證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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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實乃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

——梁漱溟[1]

聚落研究從屬於時間跨度近一百年的「鄉村研究」議題。這一議題始於20世紀初，主要由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地理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分支研究以及各學科間的交叉研究構成。[2][3][4]按照對鄉村基本單位的不同選擇，早期鄉村研究可分為以美國學者葛學溥[5]（Daniel Harrison Kulp）和費孝通[6]為代表的村落研究、以金陵大學卜凱（John Lossing Buck）[7]為代表的區域研究和以喬啟明[8]及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9]（G. William Skinner）為代表的集鎮研究等。另一方面，鄉村研究的興起與「百年鄉村建設」的實踐議題同時發生、密切相關。晏陽初的「定縣試驗」、梁漱溟的「鄒平試驗」以及更早的「翟城試驗」均是由知識分子推動的、立足鄉土社會的改良性建設實踐。而當下的鄉村建設有著類似的民間立場，一方面「鄉土的社會資源和經濟剩餘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對「激進」現代化的反思推動了城市中產階級參與鄉村復興。[10]建築學對鄉村聚落的研究和實踐應在這一大背景下來理解。

建築學的「鄉村研究」發軔於中國營造學社對傳統住宅的調研[11][12]，如劉致平的《雲南一顆印》、劉敦楨的《西南古建築調查概況》等。在20世紀50~60年代，以中國建築研究室為代表的民居研究[13][14]以測繪調查為基礎，注重對建築類型、特徵和技術手法的歸納。需要承認的是，民居研究的主旨更多是通過民居建築來探尋中國建築的特徵，而非針對鄉村條件下的建設實踐。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建築學的鄉村研究逐漸從民居研究進入到以具體村落為研究情境的民居建築群研究以及超越建築範疇的聚落研究。[15]近十年來，在自上而下的「新農村建設」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對城市化的反作用（如生產過剩、環境危機）的共同驅動下，「鄉村建築學」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方面對鄉村的認識日益全面，對建築所處場地的理解也從背景式的自然環境延伸為帶有人文內涵的鄉土環境，即從場地（location）到場域（locale）再到場所（place）的轉變；與之相對的，則是與行業的操作形式相結合的快速實踐，鄉村在設計語境中被轉譯為一幅田園牧歌式的圖景，這種轉譯固化了鄉村的視覺特徵，並在設計實踐中表現為大量同質化的建築語言，最終使得當代鄉村不可避免地成為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的一種圖像。

在當前的鄉建實踐中表現出的研究與設計的分離，要求我們創造新的工作方法。這一要求遠較城市條件下的建築實踐所需更為迫切。首先鄉村建設的內涵遠不止於鄉村建造，而是要為當代鄉村的生態、產業、社區、教育乃至文化的復興提供針對性的空間干預和建造支持。另一方面，在當前城鎮化的背景下，我們面對的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鄉土空間，而是城鄉交織的日常空間。它無法被簡單地理解為都市主義或是鄉土主義，而是一種中間狀態，並具有轉移、轉譯和演繹的特徵。這種轉移性的場所潛藏著重構與創新的可能性，並為鄉村條件下的設計實踐提供了一種思路：將「場所」作為理解當代鄉村的關鍵性的概念工具，通過系統性的研究工作對多維度的「轉移」進行追蹤和分析，進而尋找運用設計對「場所」進行干預和重構的可能性。本文以蘇北平原里下河地區沙溝鎮（以下簡稱「沙溝」）為例，結合南京大學研究生「城市設計」課程教學，探討在當代鄉村條件下基於「場所」的設計研究方法。

選擇沙溝鎮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它是里下河濕地區域的核心節點（圖1）。里下河地區由於其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產生了複雜的水文環境，並在長期的人類聚居過程中形成了適水的聚落形態以及較為完善的水路交通系統；另一方面，大面積且不斷變遷的水域也導致這一地區成為一片相對封閉的區域。在近現代，隨著陸路交通的逐步引入，里下河地區的聚落形態也在發生緩慢的變化（圖3）。目前，這一地區既集中了原有發達水路與新生高效陸路的矛盾，又在相當大程度上保留了境內聚落在區域的結構性層面和聚落的空間形態層面的主要特徵，是較為理想的研究樣本。[16]本文以「場所」概念為核心，將田野調查、歷史地理研究、口述史等工作與設計進行對接，在區域地理之變和日常空間之流二者之間建構對當代鄉村場所的全新認識，並以此為設計的切入點。

1. 里下河濕地地區以沙溝為中心的聚落分布，紅色代表沙溝。（底圖來源：《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全省輿圖》）

1 環境的適變體

對沙溝「場所」的解讀無疑應從對獨特的濕地水文條件的適應開始。這種適應性既是實用意義的、也是象徵意義的，正如沙溝地方志中所強調的「荷葉鎮」，以漂浮的水生植物來類比濕地中的聚落。從歷史地理的視角來看，沙溝四周以自然水體為邊界，其範圍的自然限定條件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遠古時代里下河區域是一片與黃海相連的淺水灣，並逐漸演變為古潟湖，湖中小島上開始有人類定居的痕迹。大約在1?800年前，里下河地區的水體緩慢退化，小島開始擴大，其周邊湖盪、灘涂連片並出現了其他高地，聚落的活動範圍向島外延伸。在之後的1 700年間，這個小島的生態系統倖免於蘇北平原頻繁的潮災、旱災、蝗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文環境屢次成為躲避戰亂的「世外桃源」。到20世紀初，里下河區域內的水體已大部分淤為湖盪沼澤。歷經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最初小島所在的位置形成了今日所見的被「兩湖五盪」包圍的地理景觀（圖2）。

2. 沙溝東北方向鳥瞰，2017年

在考古學[17]、地理學[18]研究和有限的歷史文獻[19]~[21]基礎上可以判斷近代以前的沙溝聚落總體是一個增長的過程。雖然無法從歷史資料中獲得較為準確的形態信息（例如地籍圖），但通過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卻依然能夠得到豐富的空間片段和空間關係等方面的信息（圖4，圖5）。這些信息可以被視作是基於物質形式的認知線索，並可以通過圖示工作繪製為基於集體記憶的「敘事認知地圖」（圖6）：以「島體」為基本單元劃分的組團；大量反覆出現的「地標」，如橋、廟；與原有河道平行的魚骨形的街道系統。其中，高頻出現的有關橋與廟的敘述最具有代表性。橋的出現代表著由橋連接的兩端已存在較長時間的固定的人類活動區域，同時橋的對面通常會建有出於風水考慮的廟宇，因此可以首先依據橋樑和寺廟的時空信息對聚落各時期的建成範圍進行大致限定；此外在聚落生長過程中，街巷較難發生變化，所以通過輔以街巷和已知建築物的時空信息，可以得到各形態時期基本的平面格局和聚落形態變化的總體趨勢，其過程大致呈現為自東向西的擴張，並在明代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增長（圖7）。

6. 敘事認知地圖：基於口述史材料整理繪製的認知地圖，綜合表達了口述者對於沙溝邊界、街巷、節點、地標等的認知信息

7. 形態變遷：20世紀40年代以前沙溝各形態時期的街道系統類型和新增區域

經過一千多年的時間，沙溝從淺海灣中的一個小島演變為一片湖泊中由幾個小島組成的島群，並在明末清初進入形態的穩定期。20世紀70年代，島群被最終合成為一個漂浮在湖中的獨立的島體。隨後以這個大型島體為核心，聚落的活動範圍繼續向島外的其他小島延伸。從景觀的角度來看，沙溝與人們想像的「江南水鄉」並無不同，都是依水而居的小鎮。但是沙溝的場所包含了更為複雜的變化過程，而不能通過呈現出的靜態的城鎮景觀（townscape）對其進行定義。同時，單純地描述物質形態的變遷也無法構成沙溝全部的場所內容。場所不僅是自然環境的產物，同時也是經由人的作用而產生的物質結果。

2 社會建構的物質

複雜的環境演變會對聚落的生長產生促進或限制作用，但人為因素也是控制聚落「形」變的重要力量。最初變大的小島實際是住民從附近湖盪挖取淤泥堆積形成的，這可以從其最初的聚落名稱——「蔡家柳垛」得到印證。垛是里下河地區經營自然的一種特殊的做法，通過在湖盪河溝間清撈淤泥（「罱泥」），往高地上持續澆泥漿、堆泥渣而形成的不斷變化的人工地形，既用於開墾又利於躲避里下河地區頻繁的洪災。而對小島的命名（naming）則標誌著綿延的「場所營造」的開端（圖8），它由持續的堆垛、造橋、建廟的系列營造事件構成。稱其為事件是因為在這些行動中，物質的營造與意義的書寫是密切交融的。住民在小島周邊逐漸露出的高地上繼續堆垛。垛與垛之間的往來最初靠小船進行，當垛之間的交流日漸頻繁時出現了提高交通效率的橋。最多時沙溝有橋14座。廟的數量則更多，共約30座。在一個四面環水、面積不大（約30 h㎡）的小島群，卻發展出了一套高密度的水陸交疊的交通網路，並支持了聚落內部豐富的物質，而這些歷經長久形成的物質基礎又在短時間內迅速消失了。

8. 「里下河聚落名稱研究」：以1920年的軍事測繪圖為分析樣本

這種極為豐富的聚落景觀究竟是如何產生並消失的？其中的原因顯然無法通過觀察聚落本體直接得到，而需要對作為聚落生長環境的里下河地區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考察。聚落在發展過程中會受到自然條件的深刻影響，聚落對自然條件也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圖9）。首先，里下河地區東側邊界人工海堤（北宋范公堤）的建成使得這片窪地免受海水的侵襲，並加快了該地區內部水體的淡化，為後來人類的生活生產活動提供了必要條件；隨後在人工治理的誘導下，攜帶大量泥沙的黃河水全流入淮（明代中期），致使里下河地區淤墊加速。這為大致在同一時期發生的蘇北平原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活動（明初「洪武趕散」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地理條件，也支持了對聚落大面積向西增長時間節點（明代）的論證（圖7）。可以看到，在自然環境的人工干預與日臻成熟的水路交通網路建設的共同作用下，聚落出現了第一次空間開發：突破地理條件帶來的保護限制，進入空前增長期。

以商貿為從事行業的移民的到來為聚落所處的水文環境賦予了新的意義，沙溝迅速成為了里下河地區物質交換網路中的一個重要節點，而正是不斷被重新塑造的「區位關係」促使沙溝的聚落景觀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區域層級的商貿關係重新定義了聚落佔有的自然資源，聚落景觀的內容和範圍均得到了大範圍增長和擴張，聚落的發展開始超越本地需求轉向一個集中的物資市場（圖10）。這較為明顯地體現在空間經濟結構重心——商市的西移和範圍的擴大。經濟因素直接驅動了密集的營造行為的發生，並因此成為引發改變的新力量。隨著陸路交通網路的完善，水這一自然因素的優勢日趨減弱，並在聚落對自然條件產生的反作用下變為一種消極的因素。長期以來的大規模人工開發帶來了地區水體的衰退[22]，而持續的「屯墾灘地」活動則進一步加速了聚落內部水體的淤積。由於聚落內部水體持續淤積，河床增高導致河中難以行船，同時水質發生污染，因此聚落進行了逆向的空間開發。20世紀40年代，聚落內東西向的主要水體（石樑溪）已出現淤堵，水體的東首（上游段）首先被填。到20世紀70年代，聚落內部的填河活動全部完成。1980年年末，第一條通向沙溝的公路出現了。新的空間開發機遇，使得沙溝重新被置於里下河地區的交通網路之中。聚落最終成為了連接在公路上的一個巨大「人工島」，而依託著公路的滋養，這個聚落從「休眠期」中醒來，向西、南兩個方向的其他小島繼續擴張。

10. 「產業系統變遷」：主要產業分類及其隨著時間變化出現的一系列更替

3 經驗的容器

上述分析顯示，沙溝聚落作為一個場所，表現為一種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共同作用而不斷發生變化的物質結果。無論是將沙溝視作「環境的適變體」還是「社會建構的物質」，都採用了場所以外的觀察視角。從前兩個視角開看，似乎可以將「場所」等同為一個帶有清晰表意的空間概念。然而場所不僅是一種物質形式，它同時也是一個容納著人的經驗的容器[23]，它是一種發生的條件，一種可能性的領域。物質形式始終處於演變之中，但經驗並不會因為物質形式的消失或重塑而發生改變。這些經驗隱藏在人們今天的行為和習慣中，有些消失了，有些則被選擇性地保留下來，以一種潤物無聲的方式聯繫記憶。例如，組成沙溝聚落的幾個小島一直被當地人稱作「五團」，直至今日。「團」與「團」之間或以水為界，或按照家族權勢劃分，或根據社會活動內容相區別。五團來源已不可考且具體的範圍存有爭議，然而其在認知上的延時效應一直延續至近現代。在解放前夕，沙溝仍基本按照五團的範圍被劃分為四個名稱不同的小鎮。在解放後的沙溝，四個小鎮被改設為沙溝鎮下屬的四個居委會，但依舊保持著與原先的對應關係。

這樣的記憶並非是純粹的私人回憶，而是共同屬於一個社群，並成為維繫這個社群的文化紐帶。不斷出現的集體記憶同樣關於：「有橋必有廟，橋對廟，廟對橋」的沙溝規矩；以鎮中心魚市口為核心的前後商業大街，魚市口西側關起門來是一家的十八家米行；流傳至今的儀式傳統，如農曆正月十五的遊走燈會和三月二十八的東嶽廟會；沙溝是從東向西生長的，最東邊名曰「蔡家柳垛」。之所以存在不斷重複的記憶敘事，是因為經驗的環境——「場所」已經不再完整（圖11）[24]。首先是聚落內部存在近兩千年之久的水體在短時間內的迅速消失，它們被街道或是建築物所替代；大部分的橋於填河時被拆除，多數廟宇也在20世紀下半葉陸續被拆毀；在20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中，所有的商鋪整體關閉；隨著水路交通地位的下降，依託於水網的實體產業大量消失；在近現代聚落向島外擴張的過程中，原住民相繼搬離老鎮區並留下了大量的空宅，致使血緣空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圖12~圖14）。

14. 「血緣空間」：沙溝四大家族的歷史空間分布以及各自空間發展的特點，展現鄉村家族的文化

場所是承載經驗的物質實體，是蘊育以經驗為內容的記憶的容器，因此，記憶根植於場所，它無法遊離於場所獨立生存。然而當代鄉村面對的現實是，數量龐大的民間記憶與當下的關聯僅存於歷史編纂之中，並被有目的性地進行片段式篩選。但記憶並非僅是視覺上的，同時還包含著聽覺、嗅覺、觸覺以及味覺等各方面的知覺，包含著在空間中的身體知識。因此，設計研究團隊提出基於記憶的場所重構，以此作為誘發器喚醒隱匿的集體記憶，從而營造出有場所感的場所（a place with a sense of place）。因為這樣的場所是當下的，不是簡單的歷史再現，而是與現時相關聯；是生命力旺盛的，有現實的群體支撐；是去同質化的，因為有多少種群體就有多少種記憶環境。而重構的場所也應該始終處於演變之中，與不斷變化的當下保持互動，因為記憶遵循著被替代的法則。

4 設計研究：「格物 · 沙溝」

本次設計研究工作是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課程教學成果的呈現（圖15~圖21）。2016年秋天，筆者結合碩士研究生「城市設計」課程，嘗試以沙溝為對象將學術研究與設計教學相結合。課程課時共8周，共16名學生參加。教學分為「前期調查」、「深化研究」、「設計干預」三部分。前兩部分課時共四周，教學任務較為緊張（表1）。由於本次課程的研究部分對田野工作量有較大的需求，因此，根據研究對象的規模將學生分為四組，分地塊進行調研，學生根據設置要求自由分組。從第一次建立對研究對象的初步認識到著手通過設計干預研究問題，每個學生均需完成多次「研究—設計—反饋—研究」的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通過圖解（diagram）、空間地圖（mapping）等工具，逐步深化對當代鄉村的認知，並在研究過程中尋找設計干預的方法。在這種新的學習模式中，學生會在獨立思考、合作工作的思維模式之間切換，教師需要根據實時的學習情況安排授課內容並及時調整分組。

15.16. 學生作品《鄉村復興催化劑》

17~19. 學生作品《船?家》

21. 學生作品《看不見的沙溝》

2017年1月，筆者在上海舉辦「場所轉移：沙溝·上海」（Inter-Place：Shagou， Shanghai）學術展覽，作為該設計課程的教學成果展示（表1）。本次展覽內容包含了研究和教學兩部分，全面展示了對沙溝鎮的調查、圖解和設計工作，以及如何在大尺度的水陸變遷與小尺度的日常空間、在兩千年的歷史記憶與經年累月的生活節奏、在變遷的與持久的、流動的與在地的、實在的與敘述的之間，獲得對鄉村場所的全新認識。在展覽形式上，筆者嘗試用影像將展覽空間與沙溝的公共場所對接，重組為一個空間連續體，將展場與沙溝的一組日常空間進行交互映射，並允許通過網路空間遠程在場（圖22~圖25）。筆者希望通過鄉村與都市的交互映射，探索當代鄉村場所的構成與再現以及設計研究的方法。

22. 《場所轉移：沙溝?上海》展覽現場照片

通過將「場所」作為一種概念性的分析工具，本次研究呈現了三種不同深度的場所概念：自然環境的適變體、社會建構的物質以及容納人的經驗的容器。這三種場所概念並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交織；也無法將它們視為理解「場所」的唯一可能，因為每一座鄉村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生活連續體。只有在充分探索當代鄉村場所的研究基礎上，才能夠進行有生命力的設計實踐。筆者將一些探索過程中建立的認識列舉出來，它們既可以被視作是階段性的結論，也是未來設計研究的起點。

附錄：

沙溝場所宣言

魯安東

（1）我們反對將物質環境視為分離的對象。我們相信物質與非物質的依存關係。任何兩個物質皆因非物質而發生關聯。

We refuse to see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as discrete objects. We believe in the mutualism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the immaterial. Any two material elements are related only through the immaterial.

（2）我們反對確定的、靜態的觀念。我們相信不確定的、動態的對象。

We refuse the certain and the static. We believe in the uncertain and the dynamic.

（3）我們認為一切對象皆處於變遷之中。

We affirm that everything is in transition.

（4）我們認為物質環境應該是不穩定的。我們相信敘事是穩定和持久的，並構成了空間變遷的結構。

We affirm that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unstable. We believe in narrative as the stable and the enduring and which structu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5）我們認為空間秩序是次要的，而時間秩序是主要的。生活系統是時間計劃呈現的形式。

We affirm that spatial order is secondary and temporal order is primary. Temporal programme is only manifested as schemes of life.

（6）我們認為非物質性應該在基本的自然元素與基本的人性需求之間展開，其關係與意義是偶然但累積的。

We believe that the immaterial unfolds against the basic natural elements and the basic human need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s are contingent but accumulative.

（7）我們反對圖景化的對象美學。我們讚美人與自然之間不穩定、不確定和博弈的狀態。我們堅信過程美學。

We refuse the pastoral aesthetic of objects. We will sing of the unstable, uncertain and confl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 exalt the aesthetic of process.

（8）我們認為自然、生產、生活、精神處於同一連續體之中。

We affirm that nature, production, life and spirit are in one continuum.

（9）我們反對設計空間。我們設計生活連續體。

We refuse to design space. We will design for the continuum of life.

（發表於《場所轉移》展覽，上海那行空間，2017年1月7日）

注釋：

建築學首先要研究聚落和聚落的發展進程、聚落的結構與形態的發展規律……為了深入地了解城市和鄉村聚落的內在本質和特徵，就必須從聚落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背景出發、從高層次、大範圍上吸收各學科的已有成果。參見：吳良鏞. 廣義建築學[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20.

關於「垛」的命名，史料中認為「下河地勢卑下，凡有基址隆然而起者即以垛名」（嘉慶高郵州志卷一）。這些被稱為垛的地理實體，很可能原來就是地勢稍亢之處，但多都是人工從附近湖盪中取來淤泥逐步堆積而成。這不僅使地面日見高出水面，減少水災的威脅，同時以湖泥壓鹼，提高土壤肥力。參見：吳必虎. 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M].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129.

射陽湖區在1495年黃河全流奪淮後才出現了明顯淤積，在此前水面仍較廣闊。參見：吳必虎. 黃河奪淮后里下河平原河湖地貌的變遷[J]. 揚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8（z1）：135-141；凌申. 黃河南徙與蘇北海岸線的變遷[J]. 海洋科學，1988，12（5）：54-58.

「洪武趕散」事件帶來的蘇北平原的人口遷移活動情況，參見：吳必虎. 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M].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59-62.

沙溝北面的官莊，東南方的大興，西面的高庄、桂庄、湯庄，西北方的方嚴家舍，這些聚落最初的原住民可能均來自「洪武趕散」時的人口遷移。參見：顏國強. 沙溝民間傳說故事[M]. 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沙溝北通建湖，南達泰州，東連鹽城，西接寶應運河。

參考文獻：

[1]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 //梁漱溟全集: 第2卷.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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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金錚，鄧紅. 另一種視野：民國時期國外學者與中國農村調查[J]. 文史哲，2009（3）：23-36.

[4]李善峰. 20世紀的中國村落研究：一個以著作為線索的討論[J]. 民俗研究，2004（3）：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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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潘家恩，溫鐵軍. 三個「百年」：中國鄉村建設的脈絡與展開[J]. 開放時代，2016（4）：125-145.

[11] 陳薇. 「中國建築研究室」（1953-1965）住宅研究的歷史意義和影響[J]. 建築學報，2015（4）: 30-34.

[12] 陸元鼎. 中國民居研究五十年[J]. 建築學報，2007（11）: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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