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腹詩書氣自華——譚建丞

譚建丞出生在浙江湖州馬軍巷一座叫春暉堂的大宅院，祖父和父親均經商。譚建丞很小就聰明好學。他4歲入舊式書塾接受傳統教育，並開始臨習書法和臨摹圖畫。

譚建丞在湖州府中學堂讀書時，與後來成為文豪的茅盾先生是同學，那是兩人同桌合用一隻硯台的同學。譚建丞沒有追隨茅盾在文學上作為一番，他繼續沿著自己的人生軌跡前行。14歲那年，譚建丞由其大伯父引導，乘船去上海拜見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吳昌碩拿支筆讓譚建丞試畫一下。他接過吳老手中的筆，放到小水盂里蘸了蘸水，又在硯台上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一幅玉蘭圖。吳昌碩看了很高興，說：「小子不用干筆頭作畫，又蘸水又蘸墨，用筆濕潤，日後必定成為大家。」吳昌碩一番叮囑語重心長，寄予譚建丞無限的厚望。

譚建丞16歲時正式拜鄉賢宋勉成為師學習書法。湖州歷史上出現過數位大書法家。東晉王羲之曾任湖州太守多年，由此形成的熾烈的書風傳承至今。唐朝顏真卿任職湖州刺史期間，寫下了傳世之作《湖州帖》。而本地的前賢趙孟頫自稱「趙吳興」，在湖州留下的筆墨遺迹更是數不勝數。宋勉成是有眼光的，他教導譚建丞：「學書者須先從顏魯公入手，使骨肉凝固，然後繼之以二王，使神流韻活。」他沒有提及趙孟頫，這大約是他的書學審美取向，也和民國時書壇崇碑抑帖的風氣有關。聰慧的譚建丞本已有著紮實的書法功底，經名師點撥後即呈現出自己的面目。此時他為珠聯室筆扇庄書寫對聯，而珠聯室與杭州交往密切，由此譚建丞結識了許多金石書畫界名人，如李叔同、丁紫卿、戚紀唐等。

雖然對故鄉充滿了熱愛，但譚建丞卻沒安居一隅終老故鄉之念。受時風感染，年輕的譚建丞想到外面的世界闖蕩一番。他考入東南大學文學系，打下了紮實的文史基礎，獲文學士學位。在求學期間，譚建丞因書法寫得好，受到東南大學的創始人——近代實業家張謇的接見。德高望重的張謇應邀到東南大學視察，看了譚建丞的書法後道：「書法之道，神採為上，形質次之。」張謇還說了許多別的勉勵的話，可譚建丞只記得這兩句，並且影響了他的一生。

1922年，25歲的譚建丞東渡日本，經日本著名畫家橋本關雪的介紹，成為東京美術專科學校的研究生，接受了系統的現代美術教育。在日本留學期間，譚建丞參加了日本著名的繪畫團體「南畫會」，並舉辦了兩次個人畫展，作品被爭相購買。俞劍華主編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最早對譚建丞的藝術創作作出了評價，稱：「譚建丞（現代），自署書畫老人，浙江吳興人。善山水、人物，尤工佛像。書法蒼古奇勁。惟高自位置，平日不輕為人作。」

文史資料沒有記載譚建丞歸國後做了些什麼，只說他的國畫作品於1929年被評為西湖博覽會優等獎，獲得一枚五彩金質獎章。大約在獲獎後，民國聞人張靜江書贈譚建丞一幅五言對聯，聯語為「江山澄氣象，冰雪凈聰明」。譚建丞覺得其中「澄」字的內涵為一種澄明的境界，非常切合自己內在的追求。他查閱字典，又知這個「澄」字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與「清」互訓，於是將搜集到的含有「澄」字的古典詩詞都書寫了一遍。1930年以後，他開始以「澄園」作為自己的堂號。

令人費解的是，譚建丞在日本取得了美術專業的碩士學位，回國後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學或美術學校擔任教授或作為職業書畫家行走於世，可他的選擇異於常人。1929年，譚建丞作為一名普通學生再次考入上海法政大學法學系。緣由至今未明，姑且算其出自好學的天性吧。畢業後譚建丞獲法學學士學位，並取得了執業律師資格，供職於湖州籍金融家唐伯耆創辦的振業銀行。在此期間，譚建丞一直致力於書法繪畫的創作和研究，與趙叔孺、黃葆戉、張蔥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

值得一提的是，譚建丞在上海振業銀行工作時與著名書法篆刻家鄧散木相識。其時譚建丞的山水和佛像已享盛譽海上，而鄧散木的篆刻則名滿天下。在長期的交往中，譚建丞向鄧散木討教篆刻之道，而鄧散木就繪事請譚建丞評點。兩人常相聚談藝，又都是好酒量。鄧譚兩人的文人相親一時傳為佳話。鄧散木曾先後為譚建丞精心刻制了七方印章。「文革」期間，鄧散木刻的七方印章卻少了一方。譚建丞對劫後復得的這六方印章更加珍惜，專門請人配製了紅木盒存放，並打出印稿，題字讚歎道：「鄧君糞翁妙刻，偉奇朴茂，大氣磅礴，令人心目俱爽，若登琅琊而觀斯篆，若入清閟而摩挲三代鼎彝。」

抗戰期間，譚建丞在上海與同鄉王一亭、龐左玉、吳東邁、沈邁士等發起組織清遠藝社。「清遠」一語出自蘇東坡讚美湖州的詩句「湖州清遠地」。它以學術結社的方式參與社會文化活動，意含救亡圖存。

譚建丞在杭州隱居期間，與黃賓虹、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余任天等談書論藝，在西子湖畔留下他頎長身影的同時，也參加了當時處於低谷期的西泠印社。一心向藝的譚建丞還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歲的張宗祥為師。

「文革」後期，譚建丞被派往農場看守葡萄園。他每日到葡萄架下走走坐坐，對葡萄架上的葡萄藤觀察得非常仔細。譚建丞又從農科院友人處借閱《葡萄品種》一書，始知我國葡萄有百餘種，果色紅、藍、黑、白、黃均有，葉型亦多變化。好學的譚建丞於是放手描繪各種葡萄，水墨葡萄、工筆葡萄、重彩葡萄……把葡萄畫得滾瓜爛熟，世間遂有了「譚葡萄」之稱。

直到改革開放之後，譚建丞在藝術上也重新煥發出青春，篆刻、書法、繪畫、詩詞都達到從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據《譚建丞先生與書法》一文記載，譚建丞認為習書者「初入門者應做到掌虛指實，心正筆直，持之以恆，先死後活」。又稱「作書極講究墨韻，強調羊毫筆使用時須飲墨如貪，吐墨如吝」。他認為用筆要軟，筆軟才能遒勁。醮墨要飽，墨飽才能豐腴。因此，譚建丞每每作書，即在筆酣墨飽時，以迅疾的筆勢和遒勁的筆力，再加上中鋒行筆時副毫與紙面的摩擦，使之產生一種潤而厚、澀而實之筆墨效果，從而使人感受到乾裂秋風，潤含春雨的墨韻之美。譚建丞向來認為從藝更當注重文學修養，否則終不出匠人範疇。他的金石書畫每每都蘊含著滿紙的書卷氣息，也顯示出其「滿腹詩書氣自華」的胸襟。

譚建丞的繪畫可謂無所不能，諸如花卉、翎毛、草蟲、瓜果、山水、人物、仕女、佛像等無一不佳。花鳥設色清麗而不俗艷，筆致沉著卻見流暢。所作山水，直如王摩詰所稱「雲峰石跡，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平造化」。

世人評論譚建丞多推重書畫，而他自己則稱對篆刻用功最勤。在《澄園印存》卷首的《自述》中，有一段文字為：「回憶童年好嬉，往往取硬年糕切為印，搏泥巴以為鈕。稍長，則交遊者多金石家……抗戰中蟄居海上，則交遊者若趙叔孺、黃葆戊、張蔥玉、吳東邁等，眼界日擴。中與鄧君糞翁為最契，喜其刻印大氣磅礴，殆亦性之所近乎。蓋餘一生只知所好者好之，絕不知分宗論派也。」

1980年，當代國畫大師李苦禪先生為譚建丞題寫「江南書畫第一擘」，給予高度評價。譚建丞以超人的精力為弘揚傳統文化孜孜不倦地努力著，以書畫為媒，傳承藝術，造福梓桑，溝通兩岸，扶植新人，留下了許多可記可載的業績。他以90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令世人不由得擊掌感嘆。評論家如是評介：「譚老平日陳書綴卷，置酒撫琴。居備勤儉，躬兼勞辛。晨煙臨課，暮靄挑燈。酷暑揮汗，嚴冬呵凍。評品山水人物，鑒別金石彝銘。閑吟得句，采輯詩文。時而捧硯席而筆走龍蛇，意欲所到與意所不及，全不暇顧。如魚相忘於江湖，樂而不知老之所至。誠哉斯藝，進乎道也。」這大致寫出了譚建丞的坦蕩胸懷和達到的藝術境界。

1995年12月8日，一個經歷了百年歷史滄桑，與書畫藝術纏綿了近一個世紀的文化老人與世長辭。譚建丞靜悄悄地回歸了自然，骨灰撒向他一生鍾愛的清遠地——湖州道場山。他臨終前囑咐，不要單位和個人為他送葬、獻花圈。他將一生創作的書畫精品和積蓄的錢款分贈給浙江文史館、西泠印社、湖州市博物館等，體現了他兩袖清風、高潔洒脫的道德風範。

譚建丞的藝術人生給後世留下了豐富且寶貴的物質和精神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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