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用得很好的文言文，怎能因民進黨「去中國化」說刪就刪呢

同樣不論黨派，台灣有識之士應都了解，中國文化客觀上始終是台灣在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軟實力，也是長久聯繫兩岸民眾情感、在關鍵時期緩和對立氣氛的紐帶。

近期，台灣當局教育部門課程審議會提議，島內普通高中語文的文言文比例從原先的45%至55%降至30%，將20篇文言文減到10篇，並在此前舉行為期一周的網路投票，在包括中學生在內的委員選出54篇古文及詩詞中，網友投票選出前10名。

在僅有571位網友選出的10篇文言文中，只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蘇軾的《赤壁賦》、司馬遷的《鴻門宴》和范仲淹的《岳陽樓記》4篇是「語文領綱小組」的選文，其他6篇都是新增、與台灣相關的文言文，且無論內容、文字或意境，都與韓愈、歐陽修等唐宋大家相去甚遠。

此舉旋即在台灣引發反對聲浪。截至8月26日下午6時，有超過45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專家與民眾聯署聲明，捍衛課綱修正不要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

從李登輝到馬英九的你來我往

然而，從1997年時任地區領導人李登輝推出「認識台灣」教科書，把「我國」變「中國」以來，台灣的課綱修正始終沒能繞過政治的影響，背後正是藍綠兩黨以「中國文化」為軸線的拉扯。

陳水扁時期大力推動修改語文、歷史教科書，把原為高中必修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把「國語文」、「中文」改稱「華語文」，把「台灣史」從「中國史」中抽離等。

到了馬英九時期，面對台灣文教界的呼籲，在2012年重新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回必修，又在2014年通過「課綱微調」，試圖逆轉「分離史觀」，其中就包括調高「國文課綱」中的文言文比例，以及把「中國」改為「中國大陸」等。

然而這次「微調」在2015年正式推行後遭遇激烈的抵制。正是「反課綱運動」將學生代表送入課程審議會，也才有了文首「中學生審課綱」的巨大爭議。

為何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人調整課綱導致的社會反響差異如此之大，其中暗含兩個問題。一是李、陳二人在兩岸交流仍不密切，媒體、網路亦未全面普及的時代「先下手為強」，到了馬英九時期，藍營再想通過教科書來爭奪年輕人的中國認同，常常事倍功半、容易被輿論帶向「民意」的對立面。二是從「草根」「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民進黨不論在動員民眾、輿論，乃至「議場攻防」上，都比「不接地氣」的國民黨更為擅長，使得後者常處於被動，就算有理也很難真正向社會大眾清楚傳達。

長此以往，在這場「去中國化」和撥亂反正的博弈中，「藍天變綠地」不斷上演。

台灣人的文言文水平究竟如何？

由政治暗潮形塑的課綱之爭，留給現實的痕迹卻是具體可循的，台灣民眾文言文水平的代際變化就是明證。

其實直到現在，不少沒到過台灣的大陸民眾說起對台灣的印象時，多半仍然會有「中國傳統文化保留得很好」「溫良恭儉讓」等評價。而來自台灣的國學「大師」們，更曾一度風靡大陸。直到最近，一位高中校友的父母還送了我兩本蔡禮旭所著關於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書籍，我翻開作者簡介一看，又是台灣人。

真實的台灣社會又如何呢？2011年首次開放陸生赴台求學時，最先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台灣老師的書信禮儀。像「順頌 時祺」這樣的格式，我在那年做交換生時第一次從教授「半文言文」的回信中感受到了台灣人對傳統文化的尊重。

有此同感的大陸學生不在少數，而在幾年前的一則豆瓣帖子中，博主就感嘆「感覺台灣人的中文水平比大陸高」，他表示，「經常看電視中的台灣人（包括政客，主持人，普通老百姓）說話出口成章，還經常使用成語、典故。」有意思的是，評論大多表示贊同，其中就分別有網友提到台灣人從小要寫文言文、繁體字。

天津師大譚汝為教授便整理過台灣人喜用的文言書面語，例如「台端」、 「台鑒」、 「尊駕」、「圭臬」（標準）、「國祚」（國運）、 「幕僚」（下屬）、「甫」（剛剛）、「旋」（立刻）、 「至」（最）等等。這些詞語在今天大陸不大常用，只在書面語中還會使用一部分。然而在台灣，上到達官顯貴，下至平頭百姓，這類詞語幾乎隨處可見，尤其是在公文、信件中使用相當普遍。如我這樣的青年學子，甫被以「台端」、「尊駕」 、「鈞鑒」、「敬啟」、「鈞啟」等相稱時也是誠惶誠恐，後來才漸漸「入鄉隨俗」起來。

此外，在台期間與我信件來往較多的當屬報社編輯，而就算是一封婉拒稿件的郵件，也寫得讓你沒脾氣，像是如下兩封，感受一下。

年輕人丟掉傳統優勢？

然而，李登輝、陳水扁時期課綱改革的力量正在悄然生效，廣設大學又稀釋了台灣大學生的教育資源。上文描繪的畫面，已經開始與當今台灣年輕人產生隔閡。

2012年，曾有一名在台陸生以筆名Tina在《旺報》發表文章，認為她最初對台灣古文水平的崇敬在赴台之後找不到支點。作者在文中說，她駐足台灣時間越長，就越加感到迷茫，因為發現身邊台灣學生的古文水平沒有想像的高，還有平日里同學間的講話辭彙貧乏、語法錯亂。

對此台灣好友給Tina的理由是「或許是學校的差異性」，其實就是「我們畢竟不是台大」，但身在台大的我也常有與她相似的困惑。雖然我身邊的台大師生當中不乏文字功底深厚、吟詩賦詞作曲不在話下者。但台大內外，遇到「話都說不清楚」的台灣學生也不讓我意外。確實，台大學生水平較高並不能撼動台灣大學生古文水平下降的整體趨勢。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也與一位同門師弟討論這事。他同意我的觀察，認為台灣大學生整體文言文水平已大不如前。在我問他對於「學校差異」的看法時，他指出這個差異更多體現在高中而非大學。他說：「高中打基礎的時期，如果不是好學校，（對文言文）不會有太多要求。」

而當我把詢問的對象的教育背景轉向兩蔣時代，一位70後的台灣作家及一位已退休的公務員都告訴我，他們的年代非常重視「國文」教育，文言文十分重要。這位70後作家還說：「我爸寫信給我們也是之乎者也。」在她看來，讀文言文既可學習古人智慧，又能深化中文能力。

通過與台灣青年、中年及老年朋友的對談，可見台灣人文言文水平的代際差異，及背後以課綱為代表的教育政策的影子。

再看當下，台灣學界呼籲課綱修正不要意識形態化的訴求當然正當，卻在冷漠的政治現實面前多少顯得蒼白。藍綠都心知肚明，教育大計事關「認同」、能夠緩慢決定台灣社會底色，那麼課綱又如何能在一個選舉社會超然於政治？

同樣不論黨派，台灣有識之士應都了解，中國文化客觀上始終是台灣在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軟實力，也是長久聯繫兩岸民眾情感、在關鍵時期緩和對立氣氛的紐帶。

倘若台灣方面以政治挂帥文教、草率對待課綱，今後不止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文化親近可能逐漸被「去中國化」的敵意所替代，而未來台灣人在兩岸及世界大市場中原有的語言及文化優勢，恐怕也將在藍來綠往的刪來改去中風雨飄搖。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責任編輯：洪俊傑圖片編輯：雍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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