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男女出軌行為的經濟學、心理學、生物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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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男女出軌行為

的經濟學、心理學、生物學解釋！

【美】保羅·W·格萊姆齊 著 賈擁民 譯

選自《神經經濟學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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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老蟬原編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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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成年人走進了他們下榻的賓館的酒吧,這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城市,到這裡來的目的是參加一個專業會議。我們觀察到,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相遇。

幾句寒暄後,他們很快就變得熱絡起來。根據以前的調查,我們知道,這兩個成年人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都建立了穩定的性關係,而且他們都非常珍視自己的伴侶(他們還都明確支持一夫一妻制)。但是,隨著交流的深入,這一男一女發現,對方的肉體對自己吸引力越來越大。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點上去問一下這個女人,她可能會這樣告訴我們:「如果我和他睡到一起的話,我明天肯定會後悔的。」如果我們去問一下這個男人,他也可能會這樣報告:「如果我和那個女人一起過夜,那麼我將永遠無法面對我在家裡的愛人。」

但是,小時之後,我們發現,這一男一女事實上是在一起過夜的。而在小時之後,我們發現,這兩個人都回到了家裡,並見到了自己的伴侶,而且都很痛苦、內疚,明顯非常不開心。

再過了兩個星期,當接受訪談時,他們都認為那個晚上睡在一起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個行為顯然沒有最大化他們的幸福感,而且,這個結果是當初他們自己都準確地預料到的。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說這種行為是一個錯誤是在什麼意義上說的?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種行為呢?

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共同目標就是回答這種類型的問題。這三個學科都把人類的選擇作為研究的邏輯對象。這就是說,這三個學科都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兩個人會選擇睡到一起?」

經濟學家的答案

對於一個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理論的目標是解釋觀察到的選擇。只有那些屬於外面的世界的、可以測量的並且會對他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的事物,才是傳統的經濟學家試圖解釋的「選擇」。現代經濟理論之美的關鍵全繫於這種渴望:以最小數量的理論構想和中間變數去給出解釋。傳統的經濟學家在試圖搞清楚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為什麼決定共度良宵的時候,唯一的目標就是要提出一個最簡潔的理論,用最少的假設去解釋觀察到的這兩個人的選擇。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首先會對每個人面臨的選擇進行嚴格的分類。假設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都了解雙方的性經歷,而且對他們共度良宵後下個星期在家裡可能需要面對的客觀的外部風險都有清晰的認識,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他們當時需要做的就是,在如下的可選項之間做出選擇：

(1)享受短暫的性快樂,同時承擔自己的穩定的長期關係可能受損的風險;或者

(2)放棄這個短期的性經歷,同時也無須面對穩定的長期關係可能受損的風險。

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他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晚上,所以我們(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更喜歡短期的性體驗,而不是安全的長期關係。早在世紀年代,保羅·薩繆爾森就曾經這樣「教導」經濟學家:對於一個經濟學來說,選擇的關鍵特性在於,它「揭示」了行為主體的隱藏的偏好。在薩繆爾森看來,偏好就是選擇的影子:我們之所以知道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的偏好是什麼,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選擇是什麼。這基本上是一種循環論證,但是卻有著無與倫比的清晰性和簡潔性。

為了讓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更好地理解這個例子,我假設這兩個被觀察的人的行為符合嚴格的經濟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對於經濟學家讀者,我還要說明一點:我之所以會有點不同尋常地(如果正統)關注偏好而非一致性,這是下面要討論的理論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這裡採用的是非常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方法。我不允許「內疚」或「遺憾」等感情因素進入經濟解釋。這是因為20世紀上半葉那些開拓性的經濟學家,例如像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lson),都強調經濟學理論只能用來解釋可以觀察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如果我們把這些「感情」加入到經濟解釋中去,那麼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或許會追問:到底應該怎樣來衡量它們呢?他們可能還會指出,如果我們把這些「看不見的」的事物也包括進經濟學理論應該解釋的事物中去,就會導致經濟預測變得不必要的複雜。然而,到了更晚近的時期,當代經濟學家借鑒了心理學家的做法,開始在保證複雜程度最小化的前提下用「感情」這個概念來解釋某些選擇行為。在有些情況下可能確實需要把某些「感情」假定為某些選擇行為的結果。對於這一點,我在下面幾頁中馬上就會討論到。

然而,我們也知道,男人和女人後來又通過口頭報告表明,他們的選擇是一個「錯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會同意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做出的這個結論嗎?很可能不會。事實上,無論這兩個人怎麼說——說自己痛苦不堪也好,說自己希望當時做出的是另一個選擇也好,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都不會認為這種說法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除非它真的對他們所做的事情產生了影響。

試想像一下,如果這兩個人在第二年的專業會議上又見面了而且決定不睡到一起(在所有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那麼經濟學家才有可能願意接受他們的第一個決定是一個錯誤的說法。如果他們又決定起共度良宵,那麼不管以後他們有什麼感覺,任何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都無法提出一個模型,既能預測他們的選擇,同時又把這些選擇描述為「一個錯誤」。事實上,添加「錯誤」這個詞根本不能使選擇行為模型增加什麼。經濟學家只關心選擇。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儘管不停地聲稱,自己犯了「一個錯誤」,但是一切都口說無憑。

這裡的關鍵在於,經濟學家總是試圖用儘可能簡單的理論去解釋人們的選擇,他們強調,行為主體的偏好是通過他們的行為揭示出來的,因此,他們通過觀察人們做出的選擇來推斷其偏好。如果能夠觀察到足夠多的選擇,那麼只要針對行為主體的性質做出一些簡單的假設,我們就可以相當完整地推斷出他們的偏好的結構,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顯示偏好」來準確預測他們在未來的行為。作為經濟學家,我們並不會過分執著於這些偏好究竟是物理事件還是精神狀態這樣的問題。偏好就是一些緊湊的變數,只與觀察到的選擇行為有關,而且對我們預測行為主體未來的選擇有用。這種意義上的偏好確實是屬於經濟學的,它們是解釋人類選擇行為的最簡單的工具。因此,經濟學理論(或者,至少在其「原始形式」上)必定會忽視任何我們無法直接觀察的東西,而且必須對我們要研究的行為主體的目標、希望、慾望等因素保持沉默。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必須滿足於行為主體所擁有的只有偏好——而且是極簡意義上的偏好——這個事實。

心理學家的答案

然而,在大多數心理學家看來,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的故事顯然要比經濟學家所看到的複雜得多:這兩個人面臨的選擇與其說是性愛能夠帶來的快樂與被發現的風險之間的一個權衡,還不如說是一個關於不同的精神狀態的選擇和一個關於幸福的選擇。一個典型的心理學家會認為,這兩個人其實是針對他們在性愛過程的感受與他們回家後將會(或可能會)面臨的痛苦來做出選擇的。

心理學家以精神狀態為中介來表徵行為主體在選擇過程中的經歷和選擇給他們帶來的後果。通常,心理學家首先會就這兩個人試圖通過自己的選擇實現的目標做出某種假設,例如,他們希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心理學家知道,這兩個人正試圖做什麼,而且還知道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目標是什麼。這正是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關鍵區別。

事實上,心理學甚至允許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來定義「錯誤」。假設在這兩個人一起過了一個晚上這件事發生一年之後,我們去找他們訪談,作為心理學家,我們可以直接問他們這個問題:從總體上看,是睡在一起之後更加快樂些呢,還是(假如)沒有睡在一起之後更加快樂一些?是的,我們可以直接要求他們告訴我們:睡在一起是一個錯誤嗎?

假設作為心理學家,我們真的進行了這樣的訪談,而這兩個人則告訴我們,正如他們當初所料的,這12個月以來,他們的日子過得非常痛苦。他們對我們強調,付出這樣的代價實在不值得!面對這種情況,當代心理學家對他們的行為的解釋很可能會採取這樣一個路徑:首先,我們得解釋這兩個人怎麼會犯下這個錯誤。

很明顯,這是一個錯誤(這兩個人口口聲聲地這麼說),心理學測評結果也證實,那場「美麗」的邂逅給他們帶來的快樂沒有維持幾天,卻反而使他們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都更加不快樂。據此,我們可能會假設,他們面臨的選擇其實體現了他們內心深處兩個內在自我之間的一種衝突。一個是衝動的內在自我,它眼中除了坐在吧台邊的那個極具魅力的異性之外,再也容不下任何其他東西;另一個是更有耐心的理性的內在自我,它可以衡量那個事件的長期心理成本。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理論框架,那麼就會得到結論:這兩個人之所以決定共度良宵,就是衝動的內在自我戰勝了理性的內在自我的結果。他們兩人春風一度之後的不幸和痛苦本身就是很好的證據。它表明,本來就不該讓衝動的內在自我獲勝;同時也表明,他們當初的決定是一個錯誤。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這種類型的解釋時,作為心理學家,我們嚴重依賴於我們自己的個人(內省的)精神生活的經歷。我們把快樂、悲傷、後悔都看成了行為主體的選擇的結果(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我們還把這種選擇看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內在「自我」之間的衝突——它們要爭奪對行為的控制權。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引用大多數人都熟悉的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說明。我們的解釋性理論所假設的、存在於行為主體的內心世界裡的那種衝突,非常類似弗洛伊德式的本我(id)與自我(ego)之間的竟爭(Freud 1923)。

由此可見,心理學解釋的特徵是,它包含了如下兩個關鍵概念：

(1)精神狀態的概念。人們在進行選擇時,要權衡的並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可以觀察的東西,例如性、金錢、婚姻等等,而是各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它們決定了我們每天的內心生活,並且構成了外部變數影響我們的行為的中介。

(2)目標的概念。人們之所以要選擇,是為了追求幸福最大化,或者說,是為了追求滿足感……總之,是為了實現某種我們試圖用幸福這個術語刻畫的精神狀態。

經濟學中則沒有這樣的目標或對象。在經濟學中,我們只推斷偏好,這種方法排除了任何關於對目標的陳述,也排除了任何關於對錯的判斷。這種方法使經濟學理論非常緊湊、高度聚焦,但是代價不菲,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會錯過某些在心理學家看來很重要的東西——儘管心理學家也承認,心理學對這些東西的定義未必確當。

說得更正式一些,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這個區別就意味著,在回答為什麼行為主體會這樣做這個問題時,經濟學給出的傳統答案引用的是他們的偏好。這兩個人之所以決定共度良宵,是因為他們偏好直接的性愛甚於未來的穩定。換了另外的兩個人,他們很可能會做出完全不同的選擇,從而也就可以揭示出他們不同的偏好。在經濟學中,行為主體的偏好在理論中發揮著類似於「近端原因」(proximal cause)或「最可能的原因」的作用。

儘管薩繆爾森本人或許會爭辯道,我們最好把偏好看成是選擇引申出來的,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心理傳統中,我們所採取的進路則不同。作為心理學家,我們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問「為什麼」。如果我們假定,這兩個成年人的目標是最大化自已的長期幸福,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認為他們的決定是錯誤的呢?在心理學中,我們可以把長期幸福的最大化,或者其他相關的心理過程,界定為人們的行為的「更大的目標」,即,他們的行為的「終極原因」(ultimate cause)。

當然,這種方法既有優點又有缺點。我們雖然可以用這種方法定義行為的終極原因,但是我們能夠觀察到的行為卻往往不是與這個終極原因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把我們想像中行為的終極原因與我們實際觀察到的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稱為「錯誤」。

就我們這裡所描述的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的情況而言,心理學分析似乎確實能夠捕捉到經濟學解釋忽略掉的某些東西,但是這樣做並不是沒有風險的:很可能會在分析中引入新的理論主觀性。

生物學家的答案

對於大多數生物學家來說,理解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的行為的起點也就是許多自然科學解釋的起點,即,達爾文的進化論。從這一點來看,自然科學家明顯不同於社會科學家。生物學家認為,所有的行為都是進化的產物,因此在觀察到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的行為之後,一位生物學家會很自然地提出這樣一個根本不可能出現在經濟學或心理學傳統中的問題:這種行為與這兩個人的繁衍後代的活動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這種行為會對他們兩人的「廣義適合度」(inclusive fitness)產生什麼影響?

在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上,「適合度」是指決策者本人的遺傳特徵被未來的後代複製出來的相對概率。「廣義適合度」是指決策者的遺傳特徵被未來的後代複製出來的相對概率——無論這些遺傳特徵是來自決策者本人的,還是來自其他與這個決策者共享這些遺傳特徵的其他個體的。讀者若想了解這些概念的更加正式的定義,請參閱富秋馬(Futuyma,1998)的著作《演化生物學》(Evolutionary Biology)。

我的一個朋友是一位靈長類動物學家,有一次他給我講了這樣一則靈長類動物「軼事」。一對合趾猴(這是長臂猿的一種,通常過著「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住在一起,共同捍衛著一塊「領地」。有一天,雄合趾猴(以下簡稱「丈夫」)外出覓食,雌合趾猴(以下簡稱「妻子」)則留在「家」中。丈夫前腳剛剛離開,它們的領地就被一隻獨身的雄合趾猴入侵了。這個入侵者乘機向那個「妻子」大獻殷勤,而那個「妻子」也似乎是水性楊花之輩,入侵者經過了短暫的求愛後,就贏得了那個「妻子」的歡心,然後這兩個「畜生」就開始「偷情」了。

苟合甫畢,那個「丈夫」回來了,看到這種情況,它立即大聲嚎叫,並向入侵者和它的「妻子」做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幾分鐘的武力對峙之後,入侵者退卻了,那個「丈夫」卻爬上了旁邊的一棵樹,蜷縮在一根高高的樹枝上,再也不看它的「妻子」一眼。

又過了好幾分鐘,它的「妻子」也爬上了同一棵樹,並開始為它的「丈夫」梳理毛髮,但是它的「丈夫」卻時不時地推開它。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於生物學家來說,這是很容易解釋的。所有的動物都會盡其所能地使未來的後代包含更多的自己的基因;或者,更準確地說,最終生存下來的動物,只能是那些通過自己的行為,實現了後代所包含的自己基因的數量最大化的動物。

這就是說,動物的行為的目標是最大化自己的適合度。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在生物學上的「終極原因」的意義上,這隻雌性合趾猴為什麼會決定與那隻入侵它的家園的雄性合趾猴交配。我們們知道,雌性靈長類動物與雄性動物結成永久伴侶後,在收穫一定利益的同時,也要承擔一定成本。它們可以成功地捍衛更大的擁有更多資源的「領地」,這是它們的一大收益。它們一起保衛後代,使之免遭食肉動物荼毒,從而有效地降低「嬰兒」死亡率,這是它們的另一大收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在一起,只有生出一些基因相似度極高的後代,這是一個明顯的缺陷;因為它意味著,當雌性動物的某一個後代面臨環境中的某種風險時,它的所有後代通常也將面臨同樣的風險。例如,如果它的伴侶的皮毛是淺色的,那麼它的所有後代的皮毛也可能都是淺色的,這樣一來,當樹葉落盡或顏色發生了變化之後,所有後代都將面臨很大的風險。換句話說,如果它只有一個伴侶的話,就相當於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這裡是在最簡化的意義上運用達爾文的理論的。首先,我們知道,達爾文認為,在不考慮人類的育種程序的情況下,自然選擇和性選擇這兩種機制塑造了動物的行為。在本章的討論中,我的敘述方式也許會讓一部分讀者覺得似乎只有自然選擇才是重要的,事實絕非如此。其次,從現在起,我將假設,演化的壓力要求動物最大化它們自己的「廣義遺傳適合度」。儘管大多數生物學家都認可這個結論(根據針對動物行為的實證研究的結果),但是仍然有一些生物學家對此不以為然。而且,雖然所有生物學家都同意,演化推動著動物做出符合最大化適合度這個目標的行為,但是還是有一些生物學家認為,實際的動物行為往往無法達到或接近這個目標。我自己也算得上是一個生物學家,從我閱讀過的文獻來看,現實世界中的動物行為(除了那些生活在變動非常劇烈的環境中,很難追趕環境變化的速度的動物的行為之外),幾乎總是接近於最大化自身的適合度的行為。因此,以下這個結論從來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受到過質疑:幾乎所有針對動物行為的效率的研究都表明,如果一個物種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生活了許多代,那麼它一定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面這個明確的目標。對於這個問題,我在以前出版的一本專著《決策、不確定性和大腦》(Decisions,Uncertainty and the brain)中已經進行過深入的討論了。考慮到本書的目標,我們直接把以下假設作為出發點:在穩定的自然環境中,動物行為基本上最大化了它們的遺傳適合度。

因此,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對於雌性靈長類動物來說,擁有一個永久的伴侶有利也有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前面討論的這隻雌性合趾猴的行為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雌性合趾猴的所有行為的終極目標都是最大化它自己的後代的遺傳適合度。這隻雌性合趾猴只不過是在試圖通過與一隻外來的雄性合趾猴偷偷地交配來完成任務而已。

事後,它有什麼感覺?它會不會後悔它自己的決定?說實話,一個演化生物學家會認為這些問題完全無關緊要(在這一點上,演化生物學家與經濟學家非常相似)。這隻雌性合趾猴只是在努力增加它的後代的遺傳多樣性而已。演化生物學的解釋所指向的是這隻合趾猴的行為在客觀的生物學意義上的終極原因。它的行為最大化了適合度。這是生物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當我們試圖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聯繫起來時,這一點將是至關重要的。

不過,生物學家們也可以探究這種行為究竟是怎樣完成的。與拷問終極原因的問題相比,這無疑是「貼近」得多的問題。例如,當雌性合趾猴發現陌生雄性合趾猴侵入了自己的「領地」時,它的哪一個神經迴路會變得活躍起來?它的大腦皮層和基底神經節的突觸活動是怎麼激活它的下丘腦,並進而激活運動控制神經迴路,導致它做出了與異性交配的行為的?它的雌激素水平與這些神經迴路的興奮程度有關嗎?

因此,對於生物學家來說,就像心理學家一樣,他們可以在兩個層面上給出解釋,一個是近端的,另一個終極的。近端解釋涉及神經迴路和計算演算法,而終極解釋則關注穩定環境中的演化和適合度。

我必須承認,為了便於闡釋,我在這裡又進行了簡化處理。在與其他雄性合趾猴「苟合」時,雌性合趾猴當然也要承擔它自己的伴侶同樣可能背叛它的風險。用規範的術語來說,這就意味著,它參加了一個「演化博弈」。生物學家都深知這個事實。這個領域的經典著作是約翰·梅納德·史密斯的《演化與博弈論》(Evoluti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那麼,對於前面的例子中的那兩個參加專業學術會議的男人和女人的行為,生物學家到底會怎樣解釋呢?事實上,基本上與對合趾猴的行為的解釋完全一樣。終極原因要從演化中去找。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做愛是一個理性的決定,能夠最大化個人的廣義適合度而近端解釋則是,這對男女的行為是他們的神經系統的活動決定的。

如果我問我的研究生,為什麼人們會做愛,他們的回答往往是:「這是因為人們喜歡做愛啊。」他們的答案完全符合近端原因的定義。

這就是說,這種答案涉及的只是精神狀態(或者偏好)。但是,生物學家還要追問,人們為什麼會喜歡做愛呢?即便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讀者也不得不承認,是演化使人們喜歡做愛;原因就在於,因為做愛會導致人們繁育後代。這便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終極原因的定義。

如果我們像生物學家那樣,敢於大膽地承認,這兩個男人和女人的外表的吸引力,在導致他們發生性關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麼我們就能像生物學家,在近端原因和終極原因兩個層面上理解他們的行為。在近端原因層面,我們可以嘗試著去將人類大腦中識別異性吸引力的神經迴路識別出來;事實上,科學家確實已經找到了這類神經迴路(例如,請參閱Aharon et al.,2001;Winston et al.,2007)。這些神經迴路的激活是人類以及許多動物所「喜聞樂見」的(例如,請參閱:Deaner,Khera and platt.,2005;Klein,Deaner and Platt,2008)。

人類和動物實際採取的行為明確無誤地向我們顯示,他們(它們)喜歡這些「吸引力神經迴路」處於活躍狀態。在終極原因層面,我們可以假設吸引力是特定的遺傳特徵的一個標記,它表明某個異性個體是適合成為自己的伴侶的。事實上,一系列研究已經表明,一個人的吸引力越大,他(或她)的特徵就越接近理想的遺傳性狀(Etcoff,1999;Penton-Voak et al.,1999:perrett et al.,1998)

這裡還應該指出一點,人類完全可能選擇使用避孕藥或採取其他避孕措施,而這將使性愛活動無法產生後代。既然如此,從終極原因出發的解釋會不會歸於無效呢?答案當然是不。這個答案非常重要,我們們在下文中將會多次返回到這一點上來。某種有效的行為模式是在穩定的環境經過長期演化才形成的,避孕卻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環境變化。現在,很多人都在利用避孕措施,但是這很可能也就意味著,演化將選中那些討厭避孕的人。

有人也許認為,生物學家也可能會覺得以下事實令人迷惑不解:兩個月後這對男女告訴他們的心理醫生說,他們因曾經發生了性關係而覺得不開心;而且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錯誤,他們都很後悔。如果他們真的是在最大化他們的遺傳適合度,如果他們的行為真的是某種統一的行為策略的產物,那麼他們為什麼還會不高興呢?

但是事實是,生物學家根本不認為這是一個難解之謎。大腦是極其複雜的、高度模塊化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還將多次提到。在我們每天所做的行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們沒有明確意識到的情況下完成的。這些行為對我們的生存和繁殖是大有助益的,儘管我們的大腦中負責有意識地組織語言敘述事件經過,以便與他人分享的那些腦區可能完全未曾意識到它們。或者,用技術性色彩更強的話來說,我們的口頭敘事行為反映的是大腦布羅卡區(以及其他一些腦區)的激活狀態,這個腦區也被稱為布羅德曼第44區和第45區。這些腦區是與一些導致我們做出特定行為的腦區(但不是全部負責行為的腦區)相互聯繫起來的。當我們問這對男女,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這種行為時,我們其實是要求他們大腦的布羅德曼第44區和第45區運用它們擁有的資源來回答這個間題。然而,我們目前掌握的證據表明,這些腦區幾乎沒有任何調用關於下丘腦活動模式的信息的通道。因為支配著人們的行為的是下丘腦的活動狀態,所以要求布羅德曼第44區和第45區告訴我們為什麼會做出這種行為,很可能是完全問錯了對象。如果這對男女(實際上是他們大腦的布羅德曼第44區和第45區)告訴我們,他們睡到了一起是一個錯誤,那麼他們其實只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有限的信息,或者說,那只是大腦的「神經軸」(neuraxis)當中的極小一部分關於這種行為的「評估結果」。至於由各種神經機制構成的大腦共同體對這對男女的行為做出的「整體結論」,我們根本無法得到更多信息。

換句話說,行為的終極原因並不是最大化行為主體的幸福或快樂,那只是他們以語言形式報告的原因。說到底,幸福和快樂只是神經系統用來實現適合度最大化這個目標的許多「近端」機制中的其中兩個。顯然,我們人類並不是為了成為快樂的人而演化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如果真是那樣,那麼人們現在應該非常擅長使自己保持快樂了,就像他們總能無師自通地成為性愛高手一樣。這一點非常重要,只要我們試圖嘗試融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就一定得承認。

我們已經站在突破的門檻上了嗎?

對於我們在本章中作為例子的這對男女的行為,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都可以提出他們自己的解釋。真正令我們驚異的是,他們的解釋竟然會如此互不相關。甚至來自其他學科的科學家、社會學家或生物化學家,他們提供的解釋完全可能互不相關。

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解釋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所有這些解釋都是極其「局部」的。每一種解釋框架都允許我們對這對男女在未來的行為做出一些預測,但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而且只在非常不同的特定條件下有效。

經濟學家的解釋可以讓我們預測這兩位「被試」在未來再次相遇時會發生什麼行為;心理學家的描述則可以用來對他們未來的「內心衝動」進行預測;生物學家的解釋則可以讓我們預測他們未來的選擇會對基因頻率產生什麼影響。

很顯然,我們缺乏的是一個全局性理論,一個可以統一所有這幾門學科和它們對人類行為和動物行為的解釋的理論。

但是,這種理論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它又是什麼樣子的?我們怎麼才能把這三個解釋傳統聯繫起來?如果我們完成了這項任務,我們又可以有什麼收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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