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將軍講中國近代從一盤散沙到謎一樣的東方精神——寫在抗戰勝利72周年
我們中國的哲學思想一直都強調「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發生的，它是近代中華民族衰亡到了極致的表現。抗戰全面爆發發生在宛平，這本身就是我們的恥辱。這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並不是發生在邊境線，甚至不是在長城，而是千年古都北京南面的宛平城。中國人只有被人扼住了脖子的時候，才發出了垂死前的掙扎。
1937年7月7日，僅僅8400人的華北駐屯軍主動向防守盧溝橋的宋哲元二十九軍進攻，而二十九軍的人數是10萬人。僅僅一個月，華北淪陷。
盧溝橋事變發生十天後，蔣介石發表了廬山講話，強調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熱血沸騰的宣言發表之後，胡適私下問蔣：「委員長，我們究竟能扛多久？」蔣介石握緊的拳頭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拇指——六個月！這個數字是哪裡來的呢，國民黨兵工署的報告，說全國的子彈炮彈只夠18個師打3個月。六個月的估計，在蔣介石心中還有水分。
1840年以來，近代的中國就像是一個破茅房，誰想就來就一腳踹開。再過幾天就是九一八國恥日了。抗戰修訂為14年，就是從這一天開始計算的。戰前，一萬多人的日本關東軍面對19萬人，且擁有飛機、坦克等現代化武器的東北軍，日本人還是率先向瀋陽的北大營開炮。雖然日本是一個好賭的民族，甚至不惜在關鍵時刻將國運押上，但是這一次，他們不是賭博，因為他們看透了我們的虛弱。
甲級戰犯，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戰前動員時說：「中國是一個同近代化國家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坂垣認為，中國老百姓只求安居樂業，對於誰掌握政權，根本就無所謂。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說得更是一針見血：「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國際政治有一個永恆的真理：對你了解最深的，就是你的敵人。
虛弱並不是從民國開始的，回想起近代歷史，我們眼前總會浮現出一幕幕讓人痛苦卻不可奈何的畫面：
1840年，英國人不過七千人的軍隊就敢封鎖廣州。兵車未動，糧草先行，勞師遠征的補給從哪裡來？英國人只用帶白銀就夠了，因為他們可以在十三行自由兌換貨幣，並從老百姓那裡購買大量的水果蔬菜。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跟他們一起的還有難以計數的北京群眾。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聯軍總數不過18811人，不到十天攻陷北京。國人告訴聯軍，廣渠門下水道沒有設防，引導他們從這裡進城。
辛丑條約賠償13國4.5億兩白銀，這成了很多國家歷史上最為豐厚的一筆「外財」，只有美國將自己的一小部分拿出來幫助我們建立了協和醫院和清華大學的前身國立歐美留學預備學校，並資助我們每年派遣留學生到美國留學。很多人對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充滿感激。而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卻對我們極端地輕視，他說：
「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部事物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於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樂享樂的民族在其它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軍事上被動挨打，外交上被人輕視，民族尊嚴也被人踩在腳下。
都說中國人聰明、勤勞，善於適應與變革，對機會如饑似渴並能像水一樣無孔不入，然而近代的中國人在尋找自己「至弱之源」上卻屢屢跌跟頭。
洪秀全想用基督教改造中國，毫無懸念地失敗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在與洋人的合作中看到了洋人槍炮的厲害，得出了「器不如人」的結論，三十年後，洋務運動的驕傲——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讓人明白，問題出在了更深的層次。康有為、梁啟超認為是「制不如人」，晚清開始了百日維新和預備立憲，終究沒有挽救清朝牆倒梁傾的結局。然而，革命者對於載灃為首的晚清皇室並沒有趕盡殺絕，革命者給予了改革者平安著陸的優待。
大清亡了，屈辱還在繼續。有人將民國的失敗歸結於袁世凱身上，這個結論對袁世凱是不公正的。先不說袁世凱本身也是改革派的代表，退一步講，他當政也不過4年而已，之後我們又試驗了12年共和，北京9易政府，換掉26屆總理。其間，作為一戰的戰勝國，北洋政府還參與了一戰後劃分世界秩序的巴黎和會。
國際政治弱肉強食的背後往往也遵循「血酬定律」，你為別人的利益流血犧牲了，別人勝利後多少會論功行賞。歐洲人給了在二戰中死亡600萬人的猶太人「應許之地」，讓他們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國；再過21天，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將要舉行獨立公投，如無意外，庫爾德人將建立他們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因為他們幫助美國人抗擊IS……同樣是英美，給予在一戰中犧牲了2萬勞工的中國人的回報是狠狠的一記耳光。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也開始加入到了對我們落後原因的思考中，他們的結論是：思想文化不如人。不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連漢語也要羅馬字母化。為了為了找一個原罪，找一個問題的根源，找到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的答案，我們不僅壯士斷腕，幾乎就要將心臟挖了出來。
其實，早就有人得出了正確的結論。
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嚴復曾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與時則億兆為之臣妾。作為伊藤博文同學的他，一眼看出，中國的問題就是王朝統治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說過：「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國不念其民，人不知其國，外敵入侵在國人看來不過是洋人打皇帝，輸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們個人有什麼關係呢？人多，但是散的。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數量沒有意義。
我常常想起甲午戰爭的一幕：葉志超在朝鮮戰場上從平壤狂奔500里回國，他在鴨綠江畔的時候，是否有身後就是祖國，退一步會將戰火引到祖國？不會，這位清軍平壤總指揮對於「祖國」的認識，遠比不上五十多年後在朝鮮戰場上吃一把炒麵就一把學的普通志願軍士兵。
侵略者們的一再冒險，就是看到了中國不過是一個打著國家旗號的部落而已，並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奠基人，英國人霍布斯說：「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愿地放棄權利開始締約，制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於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霍布斯從一開始就講了，國家不是一個人權組織，不是一個慈善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個人要服從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並實現在此基礎上的聯合，否則就不是國家，是部落。
危機是最好的老師，日本人和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終於在侵華日軍的屠刀面前覺醒了。普通群眾終於認識到日本人不是來和統治者打仗，而是要來亡國滅種的。
每一粒沙子的覺醒，並不能形成一塊堅硬的石頭。剛剛覺醒的中國人需要一個將他們粘合在一起的組織。
國民黨行嗎？不錯，國民黨確實是抗戰正面戰場的主力，為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們也應該看到，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副總裁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
一個連自己都團結不了的政黨，怎麼去團結群眾？毛澤東說過，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白色政權割據的國家。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敗，社會渙散，造成了僅僅開展三個月就丟了大半個中國的凄慘景象。
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歷史學家蔣廷黼用三個月時間寫了《中國近代史》，發出了著名的蔣廷黼之問：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也是這一年，蔣廷黼的湖南老鄉毛澤東給予了一個肯定的答案：能！從中國大地上生長的毛澤東對於中國的病根比喝洋墨水長大的人認識的更透，他說：「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而他的認識並不止於此，他給出的答案是：動員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的知識分子給孱弱的中國開出了很多的藥方，他們得出來的結論是：人民是麻木的，要喚醒民眾！於是，他們用最尖銳的語言來諷刺民眾的劣根性。只有毛澤東看到了人民身上偉大的力量，是火山，是岩漿，一旦噴涌將不可遏制！共產黨在基層放手發動群眾，將人民看做火種，然後點燃它，讓黑暗中的人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是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戰初期，十幾個日軍就能佔據一個縣城的場景隨處可見，一個炮樓五個鬼子帶著幾百偽軍大掃蕩的場面也有據可查。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華南、華中的廣大農村建立了眾多抗日根據地之後，日本人侵略軍的好夢終於被土八路的子彈和手榴彈驚醒了。
我給苦惱的兒子唱兒歌的時候，有時候會不自覺地唱起「牛兒還在山坡上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的旋律，也有時候會唱到「八月十五雲遮天，黑了太陽黑了月」……王二小、嘎子是我們抗戰歷史上人民抗戰的典型代表，也成了我們今天中國人的精神象徵。據日軍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產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報告冀南作戰的遭遇：「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居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居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來抓啊！」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千千萬萬的普通群眾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鬥爭。在這一飽受苦難的進程中，民眾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歷經百年沉淪的中華民族終於開始涅槃重生。
我十分讚賞金一南將軍的一句話：1911年國民黨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問題在與它不持續、不穩定、不繁榮，既不能解決民族救亡，也不能解決民族復興，38年衰亡了。1949年的新中國，我們說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就是中國人第一次建立的，持續的、穩定的、繁榮的，既能解決民族救亡，也能解決民族復興的現代民族國家終於成立，不是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問題。
解決中華民族現代性和組織渙散的難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合理性合法性最大的來源。網上常有些人經常詆毀我們的制度，我們要看到制度來源於每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和歷史背景，制度的第一屬性是工具性。假如，你的車胎憋了，那麼就應該充氣，對於這個現實問題而言，打氣筒就是好制度，一把扳手再怎麼好用也沒有價值，這就是一個壞制度，因為選錯了工具。現實先於制度，制度本身並不具有檢驗正確與否的價值屬性，而且，制度的工具性決定了關鍵在於使用制度的人，本身是否能通達權變。
新中國成立了，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可是，周圍的國家都不認為這個從未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國家真正站了起來，尤其是美國。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人不顧中國的屢次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甚至兵進三八線，他們堅信，中國人不會出兵。然而新中國不是滿清，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李光耀回憶說，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之所以學習漢語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那時，留學西歐的他因為自己的黃皮膚飽受歧視，直到有一天海關對他十分客氣的時候，他才知道，中國軍隊正在跟16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交戰。日本京東大學一個教授講，1949年毛澤東講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周邊國家一個相信的都沒有，1950年你們竟然出兵將沒美國人從朝鮮北部壓倒南部去了，我這才覺得中國和以前不一樣了。
硝煙過去，先輩們的流血犧牲濃縮成了有限的幾個英雄傳說和教科書上幾段簡短的文字，還有一個美國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六個營的輪番進攻卻攻不下你們兩個連駐守的山頭？
這個山頭就是上甘嶺。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已經無法想像炮彈削平山頭兩米是什麼概念，我只能從史料記載中知道，為了躲避美軍的炮火，志願軍只能在上甘嶺的斜坡挖坑道，等到炮火停息了才能到正面陣地將衝上來的敵人打下去，如此這般反覆拉鋸。為了補充坑道內的補給，十五軍軍長秦基偉帶頭捐款買蘋果，在平壤買了兩萬多個蘋果。志願軍黨委決定，誰能送一簍蘋果到坑道內，算立二等功一次。直到戰役結束，一簍蘋果都沒能送到坑道，無數被蘋果的志願軍士兵犧牲在了美軍的炮火下。只有一名運送彈藥的志願軍眼看漫山遍野的蘋果，在炮彈落下前的瞬間抓住一個放進懷裡，滾到了坑道內。這一個蘋果在坑道內來回傳遞，指揮員、戰鬥員、傷員每人都小口地啃著，生怕啃大了。
1957年，上甘嶺戰役被拍成電影，公映前的內部放映中，戰役的指揮者三兵團副司令王近山看到一半淚流滿面，想到了那45天戰鬥中的一幕幕血肉橫飛的場景，這個血與火中走出來的漢子中途立場。王近山就是《亮劍》中李雲龍的原型。
沃爾特·赫爾姆斯《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寫道：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看出，共產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美國人喜歡琢磨每個民族的特點，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志願軍在極端條件下展現出的非凡的鬥志，他們稱之為「謎一樣的東方精神」。雖然無法理解，但是他們也知道，中國再也不是五十年前西奧多·羅斯福形容的閉關鎖國、不思進取、毫無鬥志、畏懼戰爭的民族了。
從「一盤散沙」再到「謎一樣的東方精神」，我們在敵人的眼中，完成了華麗的蛻變。
時至今日，美國已經從往日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淪為了「衰落中的帝國」，開始了逆全球化的道路，而中國則責無旁貸地成為了全球化的旗手。我們用了一百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一百年前，我們的民族精英們曾抒發過自己的夢想。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的夢想是：只希望國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無苛稅，換門牌不要錢，人民不必跑如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凈土。上海大學學者施蟄存的夢想是：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現在是不敢罵的。
然而，今天的我們正在為「中國夢」築夢前行，正在為解決當今世界問題提供中國方案。抗日戰爭中表現出的空前覺醒、空前團結、空前英勇，既是七十二年前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天繼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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