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國：北京四教堂史

William Devine

圖：1860年間的北京南堂外景繪畫圖（福若瑟中心檔案室藏出版物複製圖）

北京教區

但是，葡萄牙國王並沒有停止抗議。他認為宗座代牧的任命侵犯了他的權利。1690年，在南京第二任宗座代牧羅文藻去世的前一年，羅馬在葡萄牙國王的堅持下妥協建立北京和南京教區，並授予葡萄牙國王永久為這兩個教區及澳門教區派駐主教的權力。《北京傳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一書的作者正確地指出，已然存在的舊的汗八里主教區從未被取消，而新的北京主教區卻又出現。從孟高維諾主教到利瑪竇神父期間，中國是如此遠隔萬里，以致於羅馬並未從它的檔案記載中辯析出今日之北京即是昔日之汗八里。而另一個更直接、更實際的混亂則關涉到南京的中國代牧羅文藻所擁有的任命繼承人的權力，而此時他已經行駛了這一權力。由於南京代牧區同時也包括北京，於是後者便處在了雙重治權下。這一事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由於羅馬與中國遠隔萬里的現實所造成的困境。直到十年以後，北京主教才得以上任。

澳門、北京和南京三個教區皆為果阿的輔理主教區。葡萄牙國王通過果阿總主教對所有在中國活動的傳教士擁有審批權。在日後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葡萄牙的特權對中國教會的命運造成了惡劣影響。而在這期間，羅馬也建立了宗座代牧區。它們和原有的三個教區分管中國各省。日後的教難給這些代牧區帶來沉重災難，到18世紀末時全國代牧區已合而為三。

北京的第一位主教伊大仁蒙席（della Chiesa）是義大利方濟各會士，與教宗本篤十五同屬於一個家族，他大部分時間居住在不同省份的方濟會會院中。他冗長的任期見證了中國禮儀之爭最糟糕的階段，1721年以78歲高齡去世之前，他榮幸地也是憂心忡忡地接待了羅馬派往北京的兩位教宗特使[1]。

他的繼任者是一位葡萄牙奧斯定修會會士，他在果阿接受祝聖，於四年後到達澳門。但是雍正皇帝的教難使他無法抵達他的教區。1735年他於澳門去世。1741年，下一位繼任者葡萄牙籍耶穌會會士[2]於澳門接任，是他負責傳達了禮儀之爭的教宗終極禁令《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

對此，本書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進行描述（參見：V. Brucker, S.J. in theCatholic Encyclopedia）。人們常常聽到在華的局外人陳述他們對有關禮儀之爭的看法。可他們的認知只是建立在某些教外的評論或是報紙對這一歷史爭論的零星記載上。他們把這一事件描述為一場爭執，一方是開放入世的耶穌會士，另一方是狹隘無知的托缽會士（friars）。雙方為應該是用哪兩個漢語單音節詞來稱呼「神」而爭論。這些局外人還會繼續告訴你，聰明的康熙帝最終降禍於雙方，從他們宗教的朋友變成了敵人。最後這些局外人得出結論：禮儀之爭表明了基督宗教在中國長期失敗的原因。

這一膚淺的見解對事件本身及其重要性，對爭辯雙方的角色判斷都有失公允。羅馬關於禮儀之爭的重大決定充分表明了這一事件對教會的重要性。就爭辯雙方的特性而言，耶穌會會士及其支持者們並非有世俗的動機，而是自始自終都有深刻、認真和正當的出發點，即便是在面臨激烈的爭議或是被中國惡劣的環境與情勢所困擾之時。只要粗略地查閱一下相關記錄我們便不難得知，參與爭論的另一方托缽會士們絕非無知之徒，而且至少有一位傑出的耶穌會士[3]與他們意見相同。最後，康熙的聰慧也只不過是比一般佔據龍椅者更有學習興趣而已。他最終之所以變得敵視外來宗教，並不是出於對其嚴格教義教理的不耐煩，而是由於教宗未允許他充當基督宗教正統在中國的審判官。教外作者隨意的、缺乏史料文件事實依據的陳述永遠不可能恰當地對待這一爭議。他們雖並非總是有意中傷，但卻是嚴重曲解。不論對此事件的某些細節和某些人物的印象如何，依據這些都不足以對其作出公正判斷，而它的最終解決方法至少宣告了羅馬對真理的堅持更勝於採取權宜之計。

這裡只能說，羅馬在《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訓諭中是將一些規定和做法譴責為與基督宗教原則和實踐異質的舉創，而該譴責所依據的事實來自一些漢學家和神學家。在中國，對這些事實無疑異議頗多。抱著當有的謹慎態度，羅馬又對該問題反覆細查；再加上與歐洲通信的重重困難，再三推遲後還是依據歐洲和羅馬的教會原則以《自從上主聖意》訓諭做出最終裁決[4]。我們暫且就此打住。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那些頗為流行的局外人的看法是錯誤的，其所做所行皆是一場無用功。

[1]羅馬教廷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和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先後派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和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兩位特使來華，討論禮儀之爭之事。——譯註

[2]即索智能主教，原名為Pol. de Sousa。——譯註

[3]這裡應該是指與其他耶穌會會士持相反意見的劉應。——譯註

[4]Ex illa die頒佈於1715年，Ex quo singulari頒佈於1742年。1939年教宗比約十二世頒布《眾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訓諭，允許教徒參加敬孔祭祖之禮從而結束紛爭。——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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