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起源能超越語言學規律嗎？

（文章提要：源自西方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皆適宜於中國而受歡迎被享受，但源於西方的社會科學多不被待見，遭遇阻擊，甚至被嚴厲否定。亞里士多德的文字定義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是對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新著《文明是副產品》的批評商榷，論證了西方語言學定義同樣適宜於漢字和古代漢語。）

文明起源研究所指的「文明」特指那種能把人類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這種東西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文字，一種文字的產生和使用通常就被視為就是這種文明的肇始和起源。

文字得以產生的基礎是什麼？必定是某種語言、某種口語，沒有讀音的文字是不存在的，任何一個字元都讀音，讀音必定從某種普遍使用的口語中產生出來。人類有語言的歷史已經無比久遠，久遠得已經無法追溯了，有文字的歷史就短暫得多了，兩者相比可能類似一年與一天的關係，故文字的歷史可追溯至源頭。

對於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解釋篇》下有定義，其曰：「口語是內心經驗的符號，文字是口語的符號。」他明確指出是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文字是用來表達口語的，文字讀音必定來自某種口語。

但儒家有自己的文字觀念，就是否定文字與語言的關係。西漢楊雄《法言·問神》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他認定文字是一種訴諸眼睛而不是訴諸耳朵的「心畫」。

應知「書」與「字」古今含義已大不相同，古代的「書」指文字而不是文章。如「倉頡作書」、「秦書有八體」、「初造書契」，這些「書」都指文字而不是成篇的文章（在古人觀念里，用筆寫的叫書，用刀刻出來的如甲骨文和金文叫契）。而「字」特指人的姓氏名號，「文」特指龜甲、牛羊肩胛骨在炙烤時出現的裂紋，古代薩滿巫師就是通過裂紋的走向和形狀來判斷吉凶禍福的。

其實倉頡造字的傳說就已經否定漢字與口語之間的關係，因為倉頡是「察鳥獸蹄爪之跡而始作書契」，鳥獸之跡皆無聲無息，能用眼睛看而不能用耳朵聽，倉頡憑此造出來的書契自然與語言無關，當然只能看而不能聽了。這個傳說一開始就阻絕了人們對漢字讀音來源的研究，數千年來儒家的「小學」（文字學）就專註於字形的變化，從來就沒有考察漢字讀音的來源及演變規律。

漢字確是由薩滿巫師通過象形會意方式創造出來的，最初也專用於王家貴族的祭祀占卜，類似於祭品，整個先秦時代，文字只在統治階級內部使用，普通百姓對文字充滿了敬畏，但無緣接觸，因而與社會大眾無關。但漢字既然是一種文字，就不可能超越語言文字的一般規律。

亞里士多德說：「正如所有民族沒有相同的文字，各民族也沒有相同的口語，但語言只是內心經驗的符號，至於內心經驗自身，對整個人類都是相同的，由內心經驗所表達的對象也是相同的。」正是語言文字的共同性，使得一種語言可以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一種文字可以轉換成另一種文字。

因此亞里士多德對語言的定義是科學的，因其科學而具有最廣泛的覆蓋解釋能力。而楊雄的定義是明顯錯誤的，且說得模稜兩可，其實他自己也不明白「心聲」與「口語」到底是什麼關係。他所說的「心聲」其實就是口語，而漢字不過是口語的符號，口語的一種載體而已！

符號可以隨時隨意地改變，口語則是非常穩定而不易改變的。天下沒有哪一種文字不基於當時人使用的口語而產生。古人所謂「秦書有八體」，並不是秦人說八種不同語言，秦王族使用的語言只有一種，只是秦人有文字的歷史已非常久遠，他們的文字已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種寫法而已。

筆者所以再次提起文字與口語的關係，因為最近細讀了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的新著《文明是副產品》（2015年10月出版），要與他就此進行辯論。

鄭先生此書非常受學界的歡迎，發行不到5個月就有7次加印。此書第三章題為「文字的起源」，評述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西方語言文字學，他認為西方人的文字觀有巨大的局限性，亞里士多德給出的定義完全不符合漢字的實際，漢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有本質的不同，發生機理也不同，漢字一開始就與口語沒有關係，古漢語完全人造的，華夏古人走出了一條輝煌的不同於西方的語言文字之路。

鄭教授說，漢字是古人心理活動的產物，漢字造出來就不是用來表達口語，楊雄為代表的儒家文字觀才符合漢字的實際，在漢字探源的時候一定要堅持傳統文字觀，不可被西方那種片面的、狹隘的文字觀所左右而走向歧途。

鄭教授最氣憤的是，198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條目的定義，竟然也是「文字：語言的書寫符號，人與人之間交流信息的約定俗成的視覺信號系統，這些符號能靈活地書寫由聲音構成的語言，使信息送到遠方，傳到後代。」他說，這個條目是由周有光撰寫的，作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竟然「罔顧母語特徵，頑固追隨亞里士多德」。

鄭教授對後來再版的詞條沒有修改深表遺憾，曰：「我們的詞條撰寫者全然無視國際學術界的進展，不思人家更新了的定義與漢字更兼容。此種頑固僵化匪夷所思，偏偏此類荒誕無獨有偶……文字定義在中國的遭遇告訴我們，思想方法的扭曲固然肇始於意識形態，它日後的走向卻幾乎無所不至。」他持非常激烈的批評態度，認為崇洋媚外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鄭教授認為，周有光「把『文字』定義為『語言的書寫符號』，根本原因是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而非楊雄的正確思想。周有光「其匪夷所思者二。其一，數典忘祖。固然這不是最重要的。孔子說：見賢思齊，入太廟每問事......如它山之玉勝過吾地之石，便該從善如流。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的漢字和漢語不可能支持亞里士多德的定義。」

鄭先生舉例說：「以利瑪竇為先導的西方傳教士帶給西方知識界的一大衝擊就是漢字，他們發現，偌大的中國各地有不同的方言，但漢字可以幫助他們完成彼此間的交流。中國與日本語言完全不通，竟也可以通過漢字完成一些交流。」這說明「漢字與西方拼音文字產生方式和性質都不同，亞里士多德的文字定義不適合漢字，楊雄的觀點才是對的。」

鄭教授還推而廣之，曰：「與語言的自然進化相異，文字從來是人為的，它是權力的產物，也是權力的工具。如上所述契文、甲骨文均產生於王權，拉丁文的盛衰也源自權力。漢字的命運與特徵均與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權利結構有不解之緣。掌握了某種文字的權力擴張到哪裡，它的文字就能走到哪裡，此誠所謂文治武功之特殊意味。」

他說：漢字的特性來自倉頡「按照鳥獸形跡造字」，漢字是「從物而不是從名而來」。「正是漢字背離語言的獨立性，挑戰了近代西方狹隘錯誤的文字觀，幫助人們重新思考文字、語言和文明史。」

他說：「漢字獨部於世界文字之林，其三大特徵均獨一無二。其一，它覆蓋了最大的地域與人口。其二，它是唯一的活化石，穿越了上千年的歷史隧道，今日中國人可以按照最初的形式閱讀《左傳》《論語》。其三，在20世紀初葉白話文革命發生之前，這是與自己的語言系統隔膜最大的文字系統，拉丁文曾經有過相似的隔膜，但那時源於異族征服，非其母語之地創造出來的文字系統，且歷史短暫得多。」認為漢字就是超越西方文字定義，獨一無二的文明之花。

鄭先生新著《文明是副產品》漢字與口語無關的論述，能被學界廣泛接受，且大獲讚賞，不是偶然的，這個觀點不但傳承有緒，近代以來已經許多古漢語學家反覆論述，早已深入人心，可謂根深蒂固矣！

例如，陳望道《修辭學的中國文字觀》就認為古漢字與古人口語無關。曰：「假若追溯源頭，文字實與語言相併，別出一源，決非文字本來就是語言底記號，人們知道用聲音表達思想，也就知道用象形表達思想……口耳與手眼兩條思想交通的路徑，現在固然有了合併的地段了，當初實非如此。」唐蘭《中國文字學》言：「口上說的語言，筆下寫的文字，兩者顯然是不同的。因為西方人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語言也就研究了文字……中國文字是注音的，語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時候就已經不一致，從文字上幾乎看不到真實的語言，所以，在中國，幾乎可以說沒有語言學……千萬不要以為這套新興的科學是萬能的，忘記了中國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語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殺了中國二千年來固有的文字學。」

鄭教授此新著精彩之處是增加了許多關於西方人被漢字吸引而來，對漢字充滿神秘感，對漢字讚美有加，試圖模仿漢字創製世界通用文字的內容。筆者覺得，此書可以看為儒家傳統文字觀念在新世紀聚集了新能量後，對西方語言學定義發起的最猛烈的一次攻擊，就是要徹底否定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在西方那個已存在了二千多年的語言學堡壘上插上一面楊雄的旗幟！

但社會科學研究的歷史告訴我們，能否大獲讚賞與是否真理在握通常是兩回事，真理真相常常不在多數人一邊，而是在少數人手裡。筆者就對鄭教授的最新闡述能否經得起邏輯推敲就抱有很大的懷疑。

鄭教授認為，周有光等人的詞條「全然無視國際學術界的進展，不思人家更新了的定義與漢字更兼容。」可以肯定地說，國際學術界從來就沒有否定過亞里士多德的文字觀，也沒有承認楊雄的文字觀是正確的。

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是在其《中國近況》書中的確盛讚過東方文明，曰：「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彷彿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中國。」他在《人類理智新論》中還說：「漢字既然與中國人的口語無關，漢字最初可能是由一個聾子發明出來的……漢字是真正對眼睛說話的。漢字既然是一種非物質的事物借著可見的事物來表達的文字，那麼，這個世界上可能真有人造的語言。」他由此懷疑起亞里士多德的文字定義，說：「語言是通過發音提供思考，文字是通過紙上的永久筆畫提供思考符號，後者不必與發音相聯繫，我們從漢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但他這些思考不過是對漢字稍有了解後的一些聯想、疑問罷了，西方人喜歡質疑，這是西方文人的一大特點，並不能說他已成功地否定了亞里士多德的定義。

後來受萊布尼茨影響很深的法國哲學家盧梭，在其《論語言年代起源》中說：「文字的最初形式可能並不描繪語言，而是要麼像墨西哥人那樣直接描繪對象自身，要麼像古埃及人那樣以象形的方式來描繪對象……漢字就是這種類型，漢字它對應的是思想而不是語音。」我們知道，不管是德國的萊布尼茨還是法國的盧梭，他們都沒有能力研究漢字和古漢語，只是從別人的介紹中間接地了解到一點漢字不同於拼音文字的信息，他們由此產生過懷疑，但遠沒有構成對西方語言學定義的更新。

總的來說，後世西方語言學界的研究是進一步肯定了亞里士多德的文字定義。例如西方語言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就論證了語言是文字的基礎，認定口語必定先於文字而出現，語言才是第一性的，只是文字一旦出現，就會出現一種「反客為主」的假象，給人以迷惑。索緒爾說：「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存在的目的只為了表達前者。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不是辭彙的書面形式加上它的口語形式，只有口語形式本身才是語言學的對象。但是，口說的辭彙與它的書面形式結合如此緊密，以致後者可能反客為主，人們會認為聲音符號的書面形式比這個符號本身更重要，這種錯誤就好比認為一個人的照片比直接看本人能了解更多情況。」這裡他非常形象地說出了人們易被文字元號迷惑的原因。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1930-2004）1967年出版的成名作《論文字學》，公認是對亞里士多德文字觀念最深入的探討，他以從未有過的深度剖析了文字概念的歷史、內涵和哲學原理，把亞里士多德以來被叫作「言語中心主義」的西方形而上學語言學推向了新高度。德里達說：「語言才是內在，現實，在場，自然的東西。而與之對應的文字則是外在，印象，再現，人為的東西。」他肯定了盧梭關於「文字是語言的屍體」，索緒爾關於「文字是語言的照片」觀點的正確性。斷言曰：「漢字起源同樣不會超越這個客觀規律，可把漢字系統看為一種尚未完成的字母系統。」德里達認為漢字系統的特點不可能構成對亞里士多德定義的顛覆，只是這個系統中目前還存在一些尚未弄明白的環節。

德里達說，文字能「反客為主」的原因是：「文字元號一旦產生出來，立即就呈現出一種『文字的原始暴力』，這是因為語言首先就是文字，文字『僭越』語言的情形馬上就開始了，並且這一點會日益明顯……而科學和藝術決心生活在這種『暴力』中，它們的進步是以遺忘原始語言為代價的，最終是『傷風敗俗』地改變了語言。」「文字的起源問題與語言的起源問題難以分開，但經過訓練而成為歷史學家、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文字學家的人，很少將他們的研究與現代語言科學聯繫起來。」「文字學家的毛病在於『對這個關鍵問題的簡短的目的式論說之後迅速轉向了對事實的說明』，理論思考的脆弱和文獻資料的豐富最終把這個問題的結論給顛倒了。」「由於文字完全是歷史的東西，人們對文字的科學興趣便始終採取文字史的形式」。「但文字的起源在千差萬別的文化中始終是相似的，並且它以複雜而合乎規律的方式與政治權利息息相關，因為政治行政機構的可能性始終要經過文牘之手……『文字的原始暴力』在世界各大文明體系中普遍存在。」

筆者以為，德里達的這些論述和點撥，對中國文字學家走出漢字起源迷霧有著恰到好處的指導意義，正是因為他們從未發現古代漢語中也存在「文字僭越語言」的情形，古漢語學家才會產生漢字與口語無關，古漢語完全的人造語言這種幻覺！其實「文字的原始暴力」在我們的漢語中才有最典型的表現。

其實楊雄關於漢字起源於「心畫」，與古人口語無關的論斷，在邏輯上就無法成立。因為不管是以象形方式描繪出來的字元，還是以會意方式創製出來的字元，它們首先都要有一個讀音，沒有讀音的字元是不存在的。字元的讀音從哪裡來？它只能來自創製者使用的口語，因為文字的讀音根本就無法自行創製。如果來自口語，那它肯定在字元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

試想：漢字原本就用於祭祀占卜，字元在宗廟祭祀中都是要吟唱出來的，否則祖先神靈就聽不到，就失去了溝通神靈的作用。漢字的功用已經註定了它的讀音必須是祖先們使用過的，一代代傳下來的。並且最初的文字還必須保證，參加祭祀的人中即使有人完全看不懂字元，他們也要能聽懂，否則也會失去祭祀功能。這些都註定了古漢字的讀音必須來自當時人們最廣泛使用著的口語，註定了在文字與口語的關係中，口語永遠是第一性的，註定了古漢字不管是什麼形狀，它仍不過是口語的衍生物。

鄭教授舉證反駁說，古代的越南人、朝鮮人和日本人也使用漢字，他們的口語並不是漢語，這就說明漢字可以超語言而存在。可惜鄭教授沒有明說，這些異域人雖也使用漢字，漢字已經被他們「訓讀」成了我們聽不懂的讀音，即被賦予了一個新讀音，但這個讀音仍來自他們使用的口語。

古漢語之所以能給人以超越語言而存在的假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們的原始讀音並非來自漢民族先民的口語，而是來自另一種語系的口語，來自多音節的屬於黏著語的古代阿爾泰語。

中國文明史的最高機密在於，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秦的創建者都是說古代阿爾泰語的北方游牧民族出身。華夏文明是在不斷重複著的游牧奴役農耕而後又融入農耕的機理中積澱產生出來的，華夏文明雖有農耕文明之稱，但它卻是以游牧文化為內核形成的！

漢字最初表達的就是多音節的古代阿爾泰語，因為越是古奧難懂的雅言字就越對應著今天蒙古人、藏人、維吾爾人仍在使用著口語辭彙，對此筆者所著《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已有大量舉例說明，此種例子筆者還可以數十個、成百個、上千個地舉例出來。

鄭教授新書說：古代漢語「在20世紀初葉白話文革命發生之前，這是與自己的語言系統隔膜最大的文字系統，拉丁文曾經有過相似的隔膜，但那是源於異族征服，非其母語之地創造出來的文字系統，且歷史短暫得多。」筆者以為問題就出在這裡。鄭教授像其他歷史學家一樣，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有過這樣的疑問：古漢語與漢民族口語如此不同，如此乖離，是否也是異族征服的結果？它最初是否也是從非母語中產生出來的呢？我們知道歐洲人的語言都屬於同一個「印歐語系」，在歐洲，能說三四種外國語的人多了去，如此，那裡尚且會產生文字語言與口語隔膜的現象，如果漢字最初表達的是分屬於不同語系的另一種語言，古漢語與漢民族口語方言的隔膜之大就不足為奇了！

可惜在中國，敬天法祖傳統如此強大，任何對儒家學說的反思質疑皆要被視為異端邪說，也因此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人敢於邁出這一步，確切地說至今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人敢於從相反方向思考這個問題。

三皇五帝距今已非常遙遠，漢字源頭之遙遠也會遠遠超出人們原來的想像。古老的漢字必定已有過漫長的「漢化」即單音節化的過程。

鄭教授說：正因為漢字超越語言存在，與古人的口語無關，才使得今天的人們能「穿越了上千年的歷史隧道，按照最初的形式閱讀《左傳》《論語》。」此話也是值得推究的。因為鄭教授像其他歷史學家一樣，從來就沒有懷疑過我們今天看到的漢文古籍是否就是其最初的模樣，文本在先秦以來的傳抄過程中是否已被「漢化」過了，即被後人修改成了較為符合漢民族口語的式樣。

但筆者以為，這種原始文本被篡改、被修正的情形一定發生過，我們今天看到的先秦古籍無一例外地已不是其原來的模樣。筆者可以肯定地說，古漢語最初式樣只存在於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先秦金文中那上面的才是真正的「原始文本」，可惜那上面的字元大多已無法辨認，更無法斷句了，如果有人能在成篇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猜中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毫無疑問就是大師級的了。

為說明問題，筆者獨以古漢語語序來說明，其最初表達的都是阿爾泰語。我們知道阿爾泰語與漢語口語的最大區別是語序不同，阿爾泰語皆是倒裝句，謂語動詞放在句子的末尾，但漢語方言口語是「主語——謂語——賓語」結構。先秦古籍中，幾乎所有的文言文都是倒裝句，或者由倒裝句修改補充而來，舉例：

《孟子·公孫丑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者，水也。

《戰國策·齊策》：雖欲事秦，不可得也。

——這些都是古漢語判斷句，判斷詞「也」必置於句子的末尾。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蔓草猶不可除。

《史記·淮陰侯列傳》：狡兔死，良狗烹。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左傳·齊晉鞍之戰》：將為戮乎！

《莊子·秋水》：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左傳·襄公十八年》：止，將為三軍獲。

《韓非子·五蠹》：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上述句子中的謂語動詞：除、死、烹、視、聽、戮、善、獲、得、笑，都置於句子的末尾。

《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

《論語·顏淵》：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公羊傳·隱公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論語·子張》：子夏云何？

《漢書·酷吏傳》：武帝問：言何？

《左傳·庄公十年》：乃入見，曰：何以戰？

《史記·晉世家》：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

——否定句中代詞賓語一律前置

《孟子·萬章上》：父母之不我愛。

《論語·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

《論語·憲問》：莫我知也夫。

《墨子·非攻》：大國亦弗之從。

《商君書·畫策》：勇力弗敢我殺。

《詩經·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姜氏欲之，何厭之有！

《左傳·宮之奇諫假道》：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左傳·鄭伯克段於鄢》：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宣公十五年》：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左傳·宣公十五年》：寡人是征……寡人是問。

——先秦古漢語的基本語序就是賓語謂語倒置，片語也是賓謂結構，名詞賓語前置，謂語動詞一律居後。

此外在古代漢語中，無論動詞賓語，還是介詞賓語，都放在謂語動詞之前，不管是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都出現在句子的末尾，與漢語口語語序完全相反。試問，古漢語的倒裝傳統不來自阿爾泰語還能來自哪裡？

又如：

《左傳·齊晉鞍之戰》：郤克傷於矢。

《孟子·許行》：勞力者治於人。

《公羊傳·庄公十二年》：萬嘗與庄公戰，獲乎庄公。

《莊子·秋水》：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筆者推測，這種「於+名詞」置於謂語動詞後面的句式，是後人更改的結果，原來它們應該都是在謂語動詞之前的。在傳抄過程中，為不引起誤解，為適應漢民族的口語習慣，古人被迫在文本上做了這種手腳，後來就成了固定格式沿襲下來。

筆者早已指出，文言文中的奇怪語氣詞：嗚呼、嗟呼、叱嗟、噫嘻、噫、嘻、惡、呼、吁、嗟、矣，它們全部來自古代阿爾泰語，有許多些至今還活在阿爾泰語口語中。此外，古漢語學家誰也說不清的前綴音如：有、老、阿、第等，後綴音如：子、兒、頭、性、化，們、者等，同樣來自古代阿爾泰語。例如，藏語的「rla」（老），藏語本義是「上」，他們至今習慣前綴或後綴此音來表示尊稱而與對方的年齡無關。

藏語口語仍用「也」來表示判斷，舉例：

我是藏人：Nga poe-ba yiin.（我蕃巴也！nga：我。poe-ba：蕃巴。Yiin：也）

他是北京人：Kuong-la bei-jin-li yiin.（框拉北京里也！kuongla：他，尊稱。bei-jin-li：北京人。Yiin：也）

我是要買件衣服：Nga tug-lo di nyo-gi yiin.（yiin：是）

藏語的yiin表示肯定的判斷，置於句尾，發音與古漢語「也」完全一樣。

先秦古漢語里還有一種奇怪的以「…為」結尾的句式，漢語方言口語中是絕對找不到的，舉例：

《戰國策·魏策》：王何以臣為？

《左傳·僖公四年》：豈不穀是為？

《論語·先進》：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韓非子·說林》：「君長有齊，何以薛為？」

《論語·顏淵》：「君子質而已，何以文為？」

可是這種句式在今天的蒙古語和藏語中仍很常見，如：

蒙古語：向您要一支筆好嗎？Qiamas tanas bir awei.

（恰瑪司塔那司筆兒阿為？）

藏語：噶瑪局長在嗎？ga-ma ju-zhang-la xiu-du wei？

（嘎瑪局長休度為？）

那麼這個奇怪的用作謂語動詞的「…為」句式，來自哪裡不就清楚了嗎？

我們看到，歷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後，很快就會上手使用文言文，對他們來說，雅言的讀音皆似曾相識，並非完全陌生，文言句式用起來他們更是得心應手，因為相比漢人，這種倒裝句更符合他們的胃口和語言習慣。這也是文言文長期存在而沒有改變的重要原因。

先秦時代的「雅言」確不是當時普通大眾使用的口語，而是貴族才能使用的書面語言，其地位如此崇高，以致古代文人如要把心中的話寫下來，必須寫成此種格式，否則就不會被社會認可。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這種語言才是「美好的語言」（雅言）。並且，古人「讀」文章，不像今天那樣一字一頓地讀，而是像唱歌一樣唱出來的，且都是「拜讀」，即拜過祖先後再搖頭晃腦地吟唱。「唱文」傳統如此久遠頑強，是因為漢字從造出來的那一刻起就用作廟堂祭祀，類似於神聖的祭品，薩滿巫師皆用吟唱的方式而非說話的方式來宣示祭文。

文言文與漢語口語隔膜太大，無法用來即時交流，六朝以後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形成了的一種古白話，如佛經的翻譯就用了這種古白話。但古白話的出現並沒有動搖文言文的地位，廟堂祭文、政府文告、官員奏章、文人書信等，仍需寫成全是倒裝句的文言文。

古漢語無法用耳朵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言文使用的辭彙都是單音詞，例如：馳（放鬆），稚（年輕），驪（黑馬），浸（漸漸），日（太陽），蟻（螞蟻），朋（朋友），月（月亮），厭（厭惡），單音字重音太多，讀出來拗口，聽起來更是吃力，聽後想半天可能也想不到它到底是哪個字。到了近代，單音詞慢慢都變成雙音詞，讀與聽之間才有了一個緩衝，只能看不能聽的書面語終於有了轉成聲音用於即時交流的功能。

如果華夏古人頭腦不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如果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活動基於同樣的生理化學反應及神經傳導機制，那麼古漢語與西方拼音文字之間就不可能存在本質的差異，以致亞里士多德語言學定義只適合西方而不適合於中國，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們看到，古代的簡書都是豎著寫，這並不是因為簡書無法橫著寫，而是觀念所致，與漢字原始功能有關。以象形會意方式造出來的漢字最初就是用來溝通天祖神靈的，天祖在天上，豎著寫才能到達天上，當然最好是字字畫成鳥形（鳥篆文），如此就能立時飛到天上去。是誰最頑強地傳承著這種古老的文字觀念？不是漢人，而是說阿爾泰語的蒙古人。至今蒙古人的文字還是豎著寫的。元代蒙古人使用過八思巴文，這種文字在印度也是橫著寫的，但到了蒙古人手裡就被豎起來了。那麼華夏古人豎著寫字的傳統從哪裡來不就清楚了嗎？

文字最初表達的都是人類的有聲語言即口語的事實，已註定漢字起源不可能超越語言學一般規律。但從清代「乾嘉學派」以來，中國古漢語學家仍死抱著「倉頡造字」傳說不放，眼睛盯著中原漢地不移一步，從未有人考慮過古漢字的讀音是否來自域外，是否來自另一種語言，從未有人懷疑過文言文的倒置語序是否來自阿爾泰語。視野如此狹窄，思路如此僵化，這種研究思路必定把道路走得越來越窄，最後就走進了自相矛盾，進退兩難的死胡同中去。

筆者以為，在華夏文明起源研究中，揭示出漢字讀音的來源及古代漢語的演變規律，其證明力並不比分子人類學弱，分子人類學是一門新興科學，至今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科學體系。筆者相信，古漢語學家一旦跳出儒家傳統的語言文字觀，漢字探源之路馬上就會才走得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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