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救治有罪的囚犯？

幾年前，我讀方苞的《獄中雜記》，對清代獄政的印象十分糟糕。方苞是清初的大學者，康熙年間，因為受一起文字獄的牽連，被關進刑部大牢，出獄後寫了一篇《獄中雜記》。他見識到的監獄，可謂是人間地獄：「（人犯）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賄賂），而官與吏剖分焉」；連死囚都未能免受勒索：「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

我認識一位教授，向學生講授傳統法制文化時便是這麼總結的：傳統中國辦案，「一靠熟，二靠錢，我把它總結為『買法賣獄』，如果不信，請看方苞的《獄中雜記》」。

方苞所記，系親身見聞，自然非虛。不過，如果我們依據一篇《獄中雜記》，就認為傳統中國的獄政暗無天日，則未免有些一葉障目。我想說，方苞見到了清代監獄的黑暗一面，但這並不是傳統獄政的全部。我更願意講述被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忽視的傳統獄政的光明面。中國自古就比較強調「恤囚」，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給予囚犯人道主義關懷。「恤囚」不僅是一種理念，也落實為各種制度，比如設立病囚醫院。漢語「醫院」一詞，最早便是南宋人對蘇州一所病囚治療機構的命名，今天我們從傳世的南宋《平江圖》上，還可以找到這所病囚醫院，上面標有「醫院」二字。

南宋平江府（今蘇州）病囚醫院由地方官林介修建於寶慶元年（1225），又名安養院。時林介為浙西提刑，駐姑蘇，主政一路刑獄。他見囚犯常為疾病所困擾，說道：「死於刑，吾不忍也，而有死於病者，若之何忍之？」乃決心為囚犯建造一所醫院。其後，安養院落成，規模頗大，有屋百楹，田三頃（可以田租維持醫院運轉），「飲食卧藉薰燎之物靡不具，護視典領臨督之人靡不力，貯藏頒給激犒之法靡不臧」。

浙西路各州縣監獄關押的犯人，如若犯病，均可送平江府安養院收治。南宋學者陳耆卿撰寫的《安養院記》介紹了安養院收治病囚的制度：「囚略不舒，識之歷，歷至，囚亦至；既至，醫拯療如法；洎愈，囚與歷歸」，意思是說，囚犯如感不適，可以申請登記病歷，然後，獄方將病歷與病囚同時送至安養院，即按程序進行治療，候痊癒，在病歷上記錄清楚，復送病人與病歷回監獄。

當時，平江府有一些士大夫對林介建造病囚醫院之舉是不理解的，他們私下議論說：「囚有罪者也，果死，死有罪者也；醫有罪，使不死，豈過歟？」但寫《安養院記》的陳耆卿認為：「不然。均是民也，均是耳目肢體也。其罪至死者，法也；欲生之者，吾心也。縱不可生，當死於法，而不當死於病也。或罪不至死，而亦死於病，官實死之也。夫不能生其所可死，而至於死其所可生，是假獄以阱也。」囚犯有罪，自有法律懲治，而不應該被疾病折磨；即使所犯是死罪，也應死於法，而不是死於病。刑罰歸刑罰，人道關懷歸人道關懷，兩者並不相悖，完全可以並存。

八百年後，當我讀到陳耆卿的這段文字，仍忍不住動容。我其實並無「聖母」式的情懷，甚至對學界「廢除死刑」的呼聲頗不以為然，因為我堅持認為，有些極端的罪惡（比如故意殺人罪），只有死刑才能彰顯公平。但我對宋人說的「縱不可生，當死於法，而不當死於病也」，卻不敢不贊同，因為這便是「文明」。

宋人給予死囚的人道主義，不僅表現在為其治病上，還體現為臨刑之際的終極關懷。讓我再講一個事例吧。北宋有一位叫做宋玘的司法官，「掌獄凡十年，所蔽數千，無一詿誤者」。每當有死刑犯即將處決，宋玘都要拿著判決書告訴他們：「爾罪應死，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還給死囚安排了比較豐盛的飲食。臨刑之際，「囚皆叩顙感泣」。待犯人伏法之後，又替他們請來僧人「誦經懺罪」。那些被宋玘送上路的死囚都很感念宋氏的恩德，對他說，「若勿化有知，當為宋府君作狗馬，償厚德。」

我們都知道，今日西方一些保留死刑的國家或地區，在執行死刑前夕，通常會允許犯人的家人、朋友前來見最後一面，並為犯人提供最後一餐，儘可能滿足犯人對最後一餐提出的要求；如果犯人有宗教信仰，獄方還要請神職人員為其告解。但我們未必知道，現代社會的這種種臨刑關懷，早在宋朝時便有先賢在踐行了。

我們讀《安養院記》，讀宋玘故事，感受跟讀方苞《獄中雜記》完全不一樣。我相信，方苞記錄的，陳耆卿講述的，都是真實的監獄生態側面，它們都構成了獄政傳統的一部分。但我更想說，我們都活在傳統中，被傳統所塑造，同時也塑造傳統——如果我們都認為傳統儘是《獄中雜記》記錄的黑暗，那麼惡便如同命中注定；如果我們都相信傳統中有《安養院記》記錄的美好，善便會綻放在我們的生命深處。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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