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提拔重用了平庸無能的安徽籍將帥——海軍統帥丁汝昌

甲午戰爭的失敗不能歸因於當時中國生產力的落後了，因為當時的清日兩國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靠購買西方武器來打仗的，就財富和金錢而言，中國甚至要遠遠超過日本（9倍）。

雙方對抗取勝的關鍵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錢」。

甲午戰前，日本當局對清國內部軍事、政治及民情等狀況之調查，已相當細緻，故此日本參謀部在甲午戰爭前提交了《征討清國策案》。

該《策案》對清國內部弊端之切中，今日讀來，猶使人冷汗涔涔。

對清廷的陸軍實力，《策案》如此評估：

「八旗兵大約三十萬人；綠營兵大約四十七萬人。此兩者之內，練軍約十萬人。蒙古兵大約十萬人。勇兵大約三十萬人。合計大約一百一十七萬人。」

雖然多聘請外國教練，但「可惜者，並非舉而全然委任於外國教師，而是採用半洋、半清式之戰術」，非但無益，徒生煩雜；「更為可憐者，乃是將校為文官，雖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學為何物，皆是惟有利己之謀」；何況，「以此四十萬之兵員，佈於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道路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

至於餘下的七十七萬軍隊——朝廷之八旗，皆是「攜帶家眷之兵」，其薪餉本極有限，且「長發賊大亂以來，……又減少官兵俸祿錢糧」，「用於八旗、綠營者，恰如救助貧民」，僅算勉強養活，至於軍備訓練，完全無從談起。

由此可見，進一步佐證了關於戰爭條件同等的情況，雙方對抗取勝的關鍵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錢」。

其次，北洋大臣李鴻章負有最直接的領導責任，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李鴻章提拔重用了平庸無能的安徽籍將帥——海軍統帥丁汝昌。

雖說在北洋水師的硬體建設方面，李鴻章費盡口舌說服清廷不惜血本，但選人用人方面，他的安徽老鄉實在不給他爭口氣。

丁汝昌搞的是走形式、做樣子那一套，根本沒有實戰性。比如，北洋水師的射擊演練，軍艦在射擊的時候，靶船不動，結果軍艦量好了距離，當然是百發百中。但如此訓練在實際海戰需要相差甚遠，也致使如此迷戀火器到極致的清朝，全球都別無二家。

海戰的核心是日軍「第一游擊縱隊」4艦與北洋水師6艦的炮戰，儘管日軍「第一游擊縱隊」4艦與北洋水師6艦的總噸位之比是14784噸對14136噸，雙方的100毫米口徑以上主戰炮之比是38門對28門，數量比為1.4︰1，看上去似乎相差不大。

但經過詳細計算髮現，雙方在關鍵的一個小時里「掄圓了打」，理論上的發射數量之比卻是驚人的13990︰1248，射速比為11︰1。也就是說，日方的主戰炮火力11倍於清方火力！

丁汝昌的無為無能不僅毀了清朝海軍，而且也毀了他自己。在中日甲午海戰的最後時刻，丁汝昌雖然吞毒自殺，但仍無法掩蓋其無為無能的庸才本質。

不過，軍費不給力和統帥不給力並不是清朝最不給力的因素，致使失敗或者說是清朝的覆滅，則是來自於內部的貪腐。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礦山、企業，甚至鐵路都轉給了私人經營，而我們竟還有不允許私人開礦山、建工廠的荒唐規定，對民間企業還百般刁難，也不知道李鴻章之流在想什麼。如果非要說李鴻章賣國，這大概是他後來不得不賣國的經濟根源。

確實是體制原因造就了清朝的甲午戰敗。但是，絕不是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體製造成，恰恰是日本加強了中央集權，清朝官僚派系破壞了中央集權，才造成了這個必然的結果！

官僚派系分權主導了經濟與軍隊，升職就會產生腐敗，靠賄賂加入官僚派系陣營獲得升遷。官僚派系與國家利益，多數情況下是不同的甚至相違背的。因為腐敗並不影響官僚派系的利益，僅僅影響國家整體利益，而國家並不是官僚派系的。

歷史上皇帝反腐敗那是必定認真的真心的，因為國家是他們家的，而官僚派系反腐則必定是派系爭鬥的，是派系利益為基礎的，是不可能真正反腐敗的！

腐敗的官僚們只知道下館子、逛窯子、娶姨太太，變著花樣壓榨貧苦百姓、手工業者，甚至小業主，不給他們留下任何發展空間，整個社會瀰漫著腐臭的不思進取的風氣。好像只有官僚的洋務工廠才是民族工業，私人的工廠就不是我們民族的工業發展似的。

又想起學生時代問歷史老師的一個問題：

「假使帝國主義或者說日本不侵略中國，以當時統治者的腐敗程度，能使中國的經濟健康發展嗎?」

老師只是說歷史就是歷史，它不存在「假使」。也正是因為歷史不允許我們重走，我們才應該更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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