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觀點︱周慶生：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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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觀點，致敬學術，傳承經典！

編者按

在中國語言學界，周慶生是放眼國際的世界語言政策研究引領者和紮根田野的中國民族社會語言學開拓者。這使得周慶生先生在多年語言政策規劃實踐中，拒空談、無碎語，始終堅持系統思辨、實證求真，真正實現了以學術服務國家，以研究回報社會。

本期大家觀點繼續推送周慶生專輯：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中），和諸君一道，回顧周慶生先生厚積薄發的學術歷程，體味歷久彌新的學術精華。

慶生是中國語言政策和語言生活研究領域中的一位知名學者。他曾長期在少數民族地區從事田野調查 ；研究語言政策、語言應用、語言生活也有 20多年 ；曾在加拿大拉瓦爾大學「國際語言規劃研究中心」工作過一年 ；主持並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少數民族語言政策比較研究」；連續八年主持國家語委重點項目《中國語言生活綠皮書》，出版報告八部。

——陳章太

2000 年年底，我從武漢調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工作，讀到慶生先生主編的《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划進程》和《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這兩部書我讀得很認真，到處都畫上了紅紅綠綠的標記，天頭地腳、字行間還寫了不少的閱讀批註。通過這兩本書，我對國外語言規劃有了不少了解。讀書時也有種特殊的感覺，因為我與主編有特殊的師生之誼。

——李宇明

周慶生教授在有關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政策和使用方面，做了多年深入系統的研究，發表了多本專著和數十篇論文。......其影響會超出少數民族語言學界，也會超出中國。

——李嵬

語言保持

在世界經濟正朝著全球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小語言和大批的特小語言的使用人口越來越少，其使用範圍及使用程度正在迅速衰減，語言流失乃至語言消失的現象已經日益凸顯，語言流失和消失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

在現今日益複雜的國際社會經濟制度中，加拿大的印第安人認為，要保持土著語言在世界上的重要意義，要想用土著語言來保持、培植並解釋土地、動物、個人、家庭與社區之間的傳統文化關係，則必須採取四大步驟：一是成立核心組；二是制定語言戰略規劃；三是贏得社區支持，建立社區同盟；四是管理並協調語言行動。

周慶生.語言流失和語言保持——以加拿大印第安諸語和中國阿爾泰諸語為例[J].世界民族,2003,03:51-58.

中國的朝鮮語區有200多萬人口，制定了地方民族語文工作條例，擁有一套完善的從小學到大學的保持型雙語教育體制，通常被認為是中國50多個少數民族語言社區中，母語保持最成功的一個語區。

近20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擴展，中韓經貿關係的全面推進，中國朝鮮語區人口流動的浪潮此起彼伏。朝鮮族流動人口占本民族總人口的百分比，大大超過漢族及其他少 數民族所佔相應民族總人口的比例。這種自發的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有效地緩解了農村朝鮮族過剩勞動力給朝鮮語區帶來的壓力，促進了朝鮮語區經濟的發展，加快了朝鮮語區現代化 的進程。但是，與此同時，人口流動也對朝鮮語區的語言保持和雙語教育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跟中國其他多個少數民族語區相比，朝鮮語區是本民族語言文字保持最完整的一個語區。

在中國朝鮮語區中，人口流動（population movements）和人口遷移（population migration）

分別屬於人口移動（population motility）的一個範疇，但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人口流動」指當事人以謀生為目的，從原住地移入到其他地區暫時居住數月甚至數年，他或她在原住地的戶口登記中的常住地未做任何改動；而 「人口遷徙」是指當事人在進行跨地區移動時 ， 其戶口登記中的「常住地」將隨著居住地的改變而改變。

至少有兩個因素在討論為何朝鮮語區出現大規模的自發的人口外流及朝鮮族流動人口占本民族總人口的比例已排在全國其他50多個民族（包括漢族）之上時不可忽視：第一，朝鮮族是一個跨境民族，境外有韓國和朝鮮國相鄰，彼此交流沒有語言障礙；第二 ，韓國經濟發達，中韓建交後，兩國經貿迅速升溫，韓國及韓國在華企業需要大量的既懂朝鮮語又懂漢語的雙語廉價勞動力。就中國的朝鮮族而言，在出外謀生時，除了可以去漢語社區的城市外，還可以去無語言障礙的韓國、朝鮮及中國的中韓合資或韓國獨資單位，這就比當地的漢族或其他民族擁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周慶生.人口行為對語言保持的影響——以中國朝鮮語為例[A]..中國社會語言學（2004年第1期）[C].:,2004:12.

世界語言政策

某一社會中的語言使用問題往往會受到該社會成員的關注或干預，在社會語言學中，這些問題均被囊括在一個統一的研究領域即語言規劃當中。

「語言規劃」這個術語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國語言學家豪根引入學術界的，該術語是指為了改變某一語言社區的語言行為，而從事的所有有意識的嘗試活動，「從提出一個新術語到推行一種新語言」都可以納入語言規劃之中。後來，學者們不斷修訂或改用這個概念，使語言規劃的內涵不斷擴大，既包括社會整合當中的語言和社會語言，也包括社會整合當中跟語言密切相關的經濟和政治。語言學中採用語言規劃這個術語，明顯受到社會學中 「社會規劃 」這個術語的影響。在現代，社會規劃和語言規劃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

一般認為，典型的語言規划過程包括「選擇 」、「編典 」(codification)、「實施 」和 「細化 」(elaboration)這四大階段。現實中的這些階段可能是相繼出現的，也可能是交錯出現或按照其他順序出現的。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外語言規劃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四大流派，即彈性規範學派 、理性選擇學派 、適應學派、語言治理學派。

語言並不單純是一種交際工具 ,它還在社會中發揮諸多重要的功能。從長遠的觀點看，語言規劃的目標最終是為社會政治目標服務的。語言問題處理得當，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語言問題處理不當，有可能引發民族問題或社會騷亂。影響語言規劃制定的重要思想主要有：語言多樣化、語言同化和語言民族主義、語言純凈化、語言國際化和語言本土化。

語言規劃的真正目的固然是要改變人們的語言行為和語言態度，可是在長期的規划過程中，未經引導的語言勢力卻支配了人們的語言行為。語言規劃人員必須學會引導這些社會勢力進入自己的規划進程。無論如何，語言規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語言規劃的跨學科性質，決定了要研究創新一種綜合的語言規劃理論，還有種種複雜問題及困難需要我們解決和克服。

周慶生.國外語言規劃理論流派和思想[J].世界民族,2005,04:53-63.

幾千年來，印度屢遭異族入侵和佔領，長期處於割據分裂狀態，幾乎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這是造成印度語言文化多樣性和異質性的重要原因。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梵語文化，中世紀是波斯---阿拉伯語文化與梵語文化並存，殖民時期英語文化佔優勢。印度獨立後，引入蘇聯語言政策模式，規定印地語為國語，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為地方語言，英語仍可在官方場合使用，但15年後，由印地語取代，不得再用。結果該項政策引發了激烈的語言衝突。 1967年達成了一項著名的妥協方案《三語方案》，中學實行英語、地方語言和印地語三種語言教育。印度的語言生活基本恢復平靜。

外來民族帶來的語言文化與本土語言文化相互接觸、相互影響，有的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文化形態，有的則仍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態，從而加大了印度語言文化的異質性。

印度語言政策是印度傳統文化特別是語言文化的產物。印度語言文化區別於世界其他語言文化的特徵大概有以下四條：古代性、普遍存在性、口語性及多樣性。印度語言的多樣性深深植根於印度語言文化之中，是印度文化的一種資源和產品，是印度文化政策的一個結果。

周慶生.印度語言政策與語言文化[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06:102-111.

文字創新與改革

千百年來中亞地區流行過多種不同的文字，許多文字的傳播都跟某種文化或文明勢力有聯繫。大多數文字起源於亞洲的邊緣地區，然後傳入內地。直到現代，中亞文字的傳播方向仍然是從西部、南部傳到東北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蘇聯中亞開展的文字改換工作，特別是將阿拉伯字母改換成拉丁字母的工作，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它可以使十月革命後成長起來的蘇聯中亞地區一代新人，遠離傳統的阿拉伯文讀物，可以有效防止中亞穆斯林受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國家，特別是當時正在進行民族革命的土耳其等國的當代報刊的影響，從而切斷蘇聯中亞民族跟外部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聯繫。

1937至1938年間，隨著民族大清洗的開展，文字改換,工作也在中亞諸共和國中全面鋪開。 1938年3月18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做出《關於民族共和國和州立學校必須學習俄語的決議》，該決議被認為是蘇聯實行新的俄羅斯化語言政策的標誌。

新中國成立後的多年內，我國新疆和內蒙古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字改革變動較大。新疆地區出現過三次文字大改換，第一次是將少數民族原有的阿拉伯等字母改換成斯拉夫字母，第二次是將斯拉夫字母改換成拉丁字母，第三次是將拉丁字母改回到阿拉伯等字母。

中蘇兩國中亞地區的實踐證實，文字改換與社會政治變遷之間存在著一種直接的關聯：一場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遷往往成為文字轉換的推動力；同樣地，一次重大的文字改換也可以成為國際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的晴雨表。文字改換進程跟社會政治進程緊密相隨，文字事件跟政治事件密切相關。因為一種文字系統或一種字母形式不僅僅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工具，往往還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或文化認同的標記。

周慶生.文字改換與社會政治變遷:中蘇兩國中亞地區透視[A]..中國社會語言學，2005，01:17.

為沒有書寫系統的語言創製一套文字系統，往往涉及字母設計、社會使用、社會需要、社會接受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許多語言學家研究文字創製的問題，往往只分析語言內部重要的技術性因素，諸如字母形式、正字法、新詞術語、基礎方言標準音和語言規範等，往往認為，一種文字系統內部的不一致現象越少，一種新文字設計得越合理越科學，就越容易被社會所接受，越容易在社會上推廣開來。

國家正式提出創製少數民族文字任務的文件是 1951 年 2 月 5 日《政務院關於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該決定第5項規定：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內設「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其任務是「指導和組織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

創製文字具有協調、改善民族關係，發展民族語言文化的重要功能。國家自上而下地大規模為少數民族創製文字，是在特定社會政治歷史背景中發生的，是幾千年一遇的政府行為。

國家政權的支持是大規模創製新文字的強大推動力。國家要設立相應的工作機構，並提供充足的人力和資金保證。

在創製文字的過程中，選擇什麼樣的文字形式或類型，主要受社會政治因素的制約 ；字母和正字法的具體設計，主要由語言學家來完成。

從總體上講，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是制約文字使用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指導和組織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

周慶生.少數民族文字創製與國家建設[J]. 漢藏語言研究第三十四屆國際漢藏語言及語言學會議論文集. 民族出版社, 2006, 337-346.

語言生活

一個民族中的多數成員能否使用自己的母語, 是語言與民族屬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中國，語言與族屬之間大致存在著三種對應關係：第一種， 「一對一」 的對應，即一族一語的對應；第二種，「 一對多」 的對應，即多族一語的對應；第三種， 「多對一」 的對應，即多族一語的對應。

從中國的個案來看, 當語言和民族之間呈現一種 「一族一語」 的對應關係時, 語言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當語言和民族之間呈現一種 「一族多語」 或 「多族一語」 的關係時, 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似乎還應增加族源和民族等因素，才能把這種複雜的關係理出個頭緒。這些關係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4 種：異源同族異語、同源同族異語、異源異族同語、同源異族同語。

周慶生.語言與民族識別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02:133-136.

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總是跟語言生活息息相關。了解掌握當今語言生活的狀況，可以預測生活語言的發展態勢和走向，保持語言生活的和諧與健康。

「語言生活」指「運用和應用語言文字的各種社會活動和個人活動」，包括「說話、作文、命名、看書、聽廣播、做廣告、語言教學等等」，是我國漢語學界及日本日語學界慣常使用的一個術語。「語言狀況」(Language Situation)也稱社會語言狀況 ,「分析的對象可以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也可以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單位 。內容一般包括：該地區的歷史背景、地理語言、社會語言、法律政治、科技商貿和文化等諸多方面。

周慶生.語言生活與生活語言——《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上編)編後[J].語言文字應用，2007，01:38-43.

「中國元素」是指那些體現著中國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號、風俗習慣及物質，能獲得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的認同，凝結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漢字是中國精神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載體，漢字可以代表中國形象，可以象徵中國國家和中華文化。漢字元素在北京奧運會中運用成功 , 為世人提供了一個具有中國氣派的北京奧運漢字文化成功走向世界的實例。

在北京奧運會生活中，通過漢字、篆刻及書法元素展現出來的「中國性」或「中國化」，不是西方文化的中國化，而是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的世界化。

周慶生.北京奧運會中的中國漢字元素[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105:57-66.

自 2006 年以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每年向社會發布「中國語言生活綠皮書」《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這是國內外分析並預測中國語言生活狀況的第一部年度報告。報告分析了國家語言文字在社會各個領域的使用現狀，探討該年度語言使用和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反映社會各個領域在語言使用中出現的新特點和新變化，預測語言發展變化的新趨勢，提出相應的政策和對策建議，既可以為國家及地方語言文字工作部門制定或調整相關政策和規範標準提供學術支持，也可以為專家學者研究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和語言生活動態提供參考。

周慶生.反映·反饋·反響[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205:24-26.

京族是中國的一個跨境小民族，16世紀從越南越南北部遷入廣西南部的「京族三島」，這三個島的名稱分別是漓尾島、山心島和巫頭島，少數人分布在恆望、潭吉、紅坎、竹山等地區，主要從事沿海漁業，幾乎都是京語單語人，不和其他民族交往。20世紀60年代實施的「圍海造田」項目，把「京族三島」與陸地連為一體，京族開始與漢族廣東話說話人接觸，京族中的京漢雙語人越來越多。

20世紀末，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影響，為交流的需要，京族人開始學習普通話。進人21世紀以來，京語的使用人口開始下降，目前不足京族人口的50％，在京族聚居區內，京語在各種場合的使用範圍也在縮小，而轉說漢語的京族人數在逐漸增加。

京族語言的這些變化，是與京族的經濟發展、商業活動密切相關的。這也說明，語言的本質就是一種交流的「工具」，而對工具的選擇是由人們的活動半徑和活動目的所決定的。

周慶生.從經濟社會發展看京語使用變化[A]..中國社會語言學2012年第2期（總第19期）[C],2014:7.

（未完待續）

欄目編輯：於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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