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救出了150萬人，要比大撤退，我更服中國自己的

現在去電影院，大部分人是沖著它去的，那就是諾蘭的——

敦刻爾克

(Dunkirk)

從中學世界歷史課本里，波叔就知道了這個地名，也知道了二戰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發生在1940年的這次大撤退，讓被德軍圍困在法國港口敦刻爾克的40萬英法盟軍之中的33萬人，安全回到英吉利海峽對面的英國。他們，就是後來重新投入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的盟軍重要力量。

實現這場偉績的，除了英國軍艦，還有無數普通漁民的漁船、舢板和遊艇。這是一場當之無愧的人民的勝利。

其實，大撤退外國有，中國也有，甚至比敦刻爾克還早，救出的人更多。

講起大撤退，波叔更服我們中國自己的。但是這段歷史，卻被我們大多數人給忘記了——

宜昌大撤退

指揮這場大撤退的，不是元帥、不是將軍，是被稱為「中國船王」的實業家——

盧作孚

這場不為人知的大撤退，足以影響抗日戰爭的走勢。

不是波叔誇張，當時的形勢就是這麼緊急。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上海、南京、武漢等大城市先後淪陷。

重要城市淪陷，工業的發展也就岌岌可危。為了保存工業實力，中國沿海的工礦企業紛紛內遷，往重慶、成都等長江沿岸的城市搬家。

1938年10月，武漢也淪陷了。國民政府決定放棄武漢，所有從武漢撤出的人員和物資，都只能就近集中在宜昌。

照這個陣勢，宜昌肯定也支持不了多久，這些人員和物資，還得準備著運去重慶和成都。

宜昌雖然不大，但是接連了江漢平原和長江三峽，被人們叫做

川鄂咽喉

。當時公路和鐵路都非常不發達，想進四川，只能走水路，宜昌就是必經之地。

長江三峽水流湍急，處處都是險灘，1500噸以上的大船根本過不了。所有從下游運來的人員和物資，在進入三峽之前，都得在宜昌碼頭換乘小船。

更關鍵的是，當時已是深秋，還有40天，長江就要進入枯水期，船隻就不能通過了。

武漢一淪陷，難民都往宜昌涌過來。平時只有11多萬人的宜昌，一下子多了好幾萬人，有的人只能露宿街頭。

更重要的是，當時全中國的工業家當，幾乎全都在這兒了。而敵人正在步步緊逼，眼看著就要打過來。

設備、器材問題更加嚴重。在宜昌沿江兩岸的碼頭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九萬噸以上從長江中、下游撤退到這裡的物資。其中絕大多數沒有裝箱，敞露在地上，聽任風吹雨淋。這批物資極為重要，幾乎全中國的兵工、航空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都集中在這裡了。一旦遭受損失，後果將不堪設想。

玩遊戲的人都知道，打仗，得有物資。製造物資的傢伙要是被人端掉了，這仗也就不用打了。

可以說，這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最危險的時刻之一。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如何在這40天內，用極其有限的運力，把滯留此地的13萬噸的戰略物資和軍工設備，超過3萬名的軍政官員、技術工人、普通難民、兒童安全送到大後方？

誰來接下這個燙手山芋？

盧作孚站出來了。

他當時是民生公司的老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水路運輸管理委員會的主任。交通運輸的事歸他管。本來要去外國考察的他，立即返回宜昌，向全公司上下發出號召：

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民生輪船公司，全力重新搶運物資入川。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將所有物資和人員在40天之內全部安全運走；

稍遜一點，能運多少是多少，決不能落入敵手。

但民生公司只有二十多艘大輪船，運載能力又太小，最大的貨船一次只能運載600多噸貨物，最大的客船只能坐200多人。

按照平時的運量，要把這麼多人、這麼多貨運完，大概得一年時間。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形勢緊急，沒時間多想。民生公司的22條輪船、2000多艘沿江小木船，全都被他投入到大撤退之中。

盧作孚給所有人做出的承諾就是：

以不落入敵手為目的。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從到達宜昌那天之後，盧作孚就下令，停止請客應酬，鉚足幹勁，只保留工作往來。

民生公司採取了

「三段航行法」

的搶運方案：

宜昌到重慶，全長足足有600多公里。將宜昌到重慶按照水情狀況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萬縣、萬縣到重慶三段。

大型設備等重要物資，才能用專門的船直接運到重慶。其他的貨物和人員，都要進行分段搶運。

有人可能會問，直接從頭運到尾不是更快嗎？

中間不換船的話，環節少，速度也快，但是一來一回，就得花6天時間。

而分開三段來運輸，每天早上都有能6、7船裝滿貨物出發，下午這些船就能回航，繼續運下一批貨物。

返程也不是空船而返，抗日士兵可以乘坐這些船隻，出四川打鬼子。

民生公司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這次搶運之中，還增加了3000多名碼頭搬運工、三峽險灘段縴夫，一天24小時輪流裝卸運輸，爭分奪秒。

盧作孚在日記中記錄了這個過程：

每晨宜昌……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 ；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 ；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當時民生公司基本上承包了長江的水運，但是盧作孚並沒有藉此大發戰爭財，反而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公教人員可以優先登船並且享受半價，難民兒童可以免費乘坐；

每艘船離開宜昌時都必須帶走50名孤兒；

至於貨物，外商報價每噸為300到400元，但是民生公司運輸每噸軍工器材只需要30到27元，其他公物每噸40元多一點，民間器材每噸60到80元。

盧作孚把大撤退這件事，當成了自己和全公司的使命。他曾經親手寫過一聯，掛在輪船上，以激勵所有的員工，要齊心協力抗戰：

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

他還鼓勵公司員工自行研製無線電台，研製出的10多台電台，可以了解每時每刻長江水文環境的變化，及時報告每艘船隻的運行情況，確保航運的安全。

而他自己，就像他的兒子盧國紀說的那樣：

我的父親作為整個搶運工作的指揮者和組織者，工作尤其忙碌。他對長江上游全線的運輸情況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時有多少噸物資正在被運走和什麼船在運它們；知道每一隻船什麼時候航行在什麼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資正在哪一個港口卸貨；知道哪一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上駁船；從而使他能夠準確地指揮整個運輸工作，使之完全按照計劃順利進行。毫無疑問，這是一件非常簡直、非常艱苦、非常細緻，並且需要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然而我的父親卻勇敢地將它承擔起來，並且十分喜愛它。

有一次，他穿著粗布衣服在碼頭上指揮這指揮那。一個不認識他的報關行掮客感到奇怪，不客氣地問他，喂，你貴姓啊？

盧作孚簡單地回答：「盧作孚。」

那人大驚失色，「哦，哦，你就是盧次長」，灰溜溜地退到人群之中。

江水湍急，時間緊迫，轉運的船舶還得要承受日軍敵機的轟炸。喪失了制空權，幾乎每天都有輪船、木船被炸毀，都有員工被炸傷。

盧作孚對這段情景歷歷在目：

第一次炸沉最大輪船一隻，第二次沉沒四隻，損壞一隻，第三次沉沒一隻，損壞兩隻，第四次沉沒一隻，損壞一隻，這一本小冊子正在草寫的時候，第五次的轟炸又來了……

40天之中，有16艘輪船被炸毀，161名船員遇難，61名船員受傷致殘。

他們做出的成績，永遠值得歷史銘記。

從宜昌搶運出的單位，既有金陵兵工廠這樣的大型軍工企業，也有紡織廠這樣的民用企業，還有醫院、學校、政府機關、科研單位、珍貴文物等。

這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就開始在四川東山再起，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區，尤其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鍊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生產了大批槍炮，提供了武器，成了抗戰堅強的後盾。

復旦大學、中央大學、中央陸軍學校等數十所學校，也在這次搶運中順利遷移到重慶、成都。

40多天的日夜搶運，貨物被運出了三分之二，人員全部被運出宜昌。加上來回運輸的軍隊、傷兵等，民生公司船隊前前後後一共運送了

150多萬人

。

無論是人才，還是物資，都最大程度地保住了。

你說，有哪裡比敦刻爾克差？

「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就把這次大撤退，直接比喻為

「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

。

但波叔認為，宜昌大撤退，比敦刻爾克更壯烈、更偉大。

1938年年底，盧作孚在自己的日記上這麼總結了民生公司的一年：

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

150萬被救的人，每個人欠他一筆生意。

馮玉祥這麼評價盧作孚：

盧作孚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貴公司人材之多，事業之大，有功於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民生公司的船隻，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諾亞方舟。

盧作孚，就是諾亞方舟的掌舵人。

他保存了抗日戰爭勝利的火種。

其實貫穿盧作孚一生的，也是這份從未改變過的救國和建國的強烈願望。

盧作孚出生在1893年。跟很多有志之士一樣，他也想靠自己的雙手，去推翻清朝的統治，改變整個國家。

他不是富二代，因為家境貧窮，剛上完小學就沒錢讀書了，後來只能自學。

年輕時辦過學校，編過教材，做過革命黨，當過《川報》總編輯……他希望以教育開民智，倡導教育救國，但無奈以失敗告終。

30歲之前，他跟實業兩個字，根本不搭邊。

一直到了32歲，他才轉變方向——

實業救國

之前就有朋友慫恿他，要想救國，就應該

「要做一顆炸彈」

，但是盧作孚不同意：

對中國這樣的國家而言，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 ；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這種「微生物」，在盧作孚看來，就是

交通運輸

。因為交通運輸，是

「各業之母」

，尤其是在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川蜀，水運更顯重要。

1925年，他拿著招股募集來的8000大洋，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並且出任總經理，開闢了重慶到老家四川合川的航線。

剛開始，他就訂造了一艘70噸重的小船。船雖小，用的卻是德國賓士的引擎。船質量好，盧作孚又每天親自上船接待顧客，民生的口碑很快就傳開了。

到抗戰前，民生公司已經統一了川江航運，將外國航船公司逐出了長江上游，民生也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能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宜昌大撤退，不是民生公司參與抗戰的終點。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們都在以自己的力量救國。

從1937年到1944年，民生公司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地運送抗日將士270萬人，西遷人員35萬人，搶運軍工器材1.9萬噸，航空油料3.9萬噸，其他輜重30.9萬噸。

除了辦實業，盧作孚還以別的方式，來建設國家。比如說——

鄉村建設

在重慶北碚的鄉村建設，同樣是他一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們的責任絕不是救亡，而是將一個國家經營到像一個國家，像一個現代的國家。

上世紀20年代的北碚，在軍閥割據的大環境下，有很多地痞流氓聚集在這裡，橫行霸道，被稱為「魔窟中的魔窟」：

第一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廟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麼建設事業，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是每天可以有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可以有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的開支。

當時擔任四川省江（江北）、巴（巴縣）、璧（璧山）、合（合川）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局長的盧作孚看不下去，他想把這個地方當做建設現代社會的試驗田，好好改造。

到任之後，他一邊剿匪，一邊招撫，三個月之後，地痞流氓就被肅清了。

惡棍處理完，他開始專心對這個小鄉村進行現代化改造。

首先是改善生態環境，包括整治環境衛生、拓寬道路、種植花草樹木。從1927年到1935年，北碚的樹木數量達到7萬多棵；

接著是發展經濟，先後投資和參與興辦北川鐵路公司、天府煤礦公司、三峽染織廠、農村銀行等；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興辦文化事業和社會公共事業，包括醫院、圖書館、平民公園、民眾學校等，繼續開啟民智。

之前土匪橫行，但三年後，著名學者翁文灝來到北碚，北碚已經完全變了個樣：

於此水鄉山國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練兵防匪之餘，修鐵路，開煤礦，興學校，倡科學，良出意計之外。

到抗戰時期，北碚成為大後方著名的教育科學文化重鎮。

看到自己的成果，盧作孚信心大增，他還專門寫了文章登在報紙上，來傳授自己的經驗。

到了抗戰後期，民生公司已經擁有140多艘客貨輪船，開闢了幾千公里的內河航線，業務還發展到鋼鐵、建築、銀行等多個領域。

公司大了，自然有人垂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在虎視眈眈這塊肥肉。為了保全公司，民生公司後來轉入了香港。

1950年，盧作孚把在香港的船隊帶回了大陸。回到重慶後，盧作孚繼續重新投入到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一刻也不停止。

作為特邀代表，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來還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他還率先向中央提出民生公司進行公私合營改造。

盧作孚真是一生用實業為祖國貢獻了全部力量。

但他卻得不到一個好歸宿。

戰爭剛結束，一切百廢待興，民生公司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各種費用的消耗和國內外的債務，讓公司經營更加艱難。

正當他準備東山再起，繼續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的時候，突遭變故——「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

「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

「五反」開始了。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的「五反」動員大會，竟然變成了揭批資方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批判會。事實只不過是盧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去北京出差時，互請吃飯、看戲、泡澡而已。

而且，他平時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跳上台，把矛頭對準了他。

他坐在台下，失望，困惑，難堪，痛苦。

一生堂堂正正的盧作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就在「五反」動員大會開完的當天晚上，他回到家，服用大量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遺囑非常簡單：

一、借用民生公司傢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這是盧作孚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無論是年少時的開民智，還是抗戰中的大撤退，抑或是鄉村裡的現代化烏托邦改造，這些努力，都代表了盧作孚最純粹的救國救民之心。

在充滿混亂和阻力的時代里，始終有人願意付出一切，懷著最飽滿的熱情和抱負，來推動社會、國家乃至是歷史的發展。

敦刻爾克裡面的士兵是這樣，盧作孚也是這樣。

別忘了他們。

別忘了他。

今日心情 不忘

戰爭不是靠撤退贏得的，但我們要看到這次撤退孕育著勝利。

——丘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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