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詩文難易之辨
詩文之辨是宋代以來重要的文學批評論題。許多作家和批評家反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等創作現象，強調文各有體，主張嚴守詩、文的文體界限，並具體探討了詩、文在文體性質、功用、藝術手法、審美風格等方面的差異。對此，學界已有較多研究[1]。然而，詩文之辨至明清時期，興起了一個討論頗為熱烈卻長期為學界忽視的議題，即詩文創作孰難孰易。本文擬就此論題略加考察，以豐富、深化對傳統詩文之辨的認識。
[1] 參見郭紹虞《試論「古文運動」——兼談從文筆之分到詩文之分的關鍵》，《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87—117頁；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48頁；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增訂本），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375頁；蔣寅《中國古代文體互參中「以高行卑」的體位定勢》，《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較早明確提出詩文難易問題的是晚唐司空圖，其《與李生論詩書》云：「文之難而詩之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1]在傳統文論中，「文」或「文章」常常泛指一切文體。自唐宋古文運動後，詩文之辨逐漸取代六朝的文筆之辨。在詩、文對舉的語境下，「文」往往指與詩、詞、曲等韻文分疆的散體文或古文。上引司空圖的論述中，「文」並非與「詩」對舉的概念，而是泛稱各體文章。然而，他將詩單獨拎出，與文之眾體作對比，突出其「尤難」的特性，則有「詩難於文」之意。那麼，詩何以「尤難」？結合司空圖的詩論宗旨，應是由於詩歌特殊的審美要求，如含蘊不盡的味外之旨、韻外之致、象外之象等，「豈容易可譚哉」[2]，而文不妨淺白、直切、辭繁意盡，故創作難度相對較低。
司空圖的「詩難」說，在批評史上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共鳴。直至明清時期，仍有眾多論家就此展開探討，不斷豐富、拓展著這一論題的理論內涵。如明金幼孜《書南雅集後》：「余觀天下文章，莫難於詩。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辭氣雍容而意趣深長者，必太賓士世之音。然求之古作而征之於今，何其寥寥也。」[3]金幼孜是明初台閣體重要作家，以太平盛世之音為詩之極致。生非其時，縱有一流才學，也難寫出盡善盡美之作，故嘆「天下文章莫難於詩」。這是從外部環境因素論作詩之難。又有從詩歌自身審美風格立論者。如明安磐《頤山詩話》云：「詩豈易言哉！奇者詭而不法，興者僻而不遂，麗者綺而不合，賦者直而不深，淡者枯而不振，比者泛而不揆，苦者澀而不入，達者肆而不制，巧者藻而不壯，質者俚而不華，豐者奢而不節，約者陋而不變，循者失之剽，新者失之怪，振者失之誇，徑者失之淺，速者失之率，奧者失之沉。詩之難如此。」[4]認為詩歌風格多樣，各有其美。而每種風格之美，都有一定限度，超過限度，就會破壞整體和諧，轉向美的反面。詩之難，就難在對這種中和之美的辯證把握。王世貞則從創作主體入手，進一步考察了中和之美難以把握的原因：「甚矣，詩之難言也。此何以故？夫工事則猅塞而傷情，工情則婉綽而傷氣，氣暢則厲直而傷思，思深則沉簡而傷態，態勝則冶靡而傷骨。護格者虞藻，護藻者虞格。當心者倍耳，諧耳者恧心。信乎其難兼矣。雖然，非詩之難能，而所以兼之者難；其所以難，蓋難才也。」[5]在王世貞看來，藝術美包含了諸多對立而統一的要素。一般作者，由於才有偏勝，往往極力發揮其所擅長，而忽視甚至破壞了藝術美的其他範疇。故「兼才」之難是「詩之難能」的根本原因。
王世貞論詩重才，而有些論家主張，詩才並非充分條件，唯有才學兼備，方能名家。如明薛蕙《升庵詩序》曰：「古今言詩者病詩之難。夫詩之所以難者，才與學之難也。才本於天，學繫於人。非其才，雖學之不近也。有其才矣，非篤於學，則亦不盡其才也。古之人以詩名家，必兼於斯二者。」[6]對作詩言，才、學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詩之難，難在才學兼美。清儲大文則認為，雖有詩才，若不合風雅之道，仍難成就優秀詩人。其《苔窗拾稿序》曰：
所謂「合於風雅」，指不背離儒家詩教精神，這不僅僅是才學問題，還取決於作者的道德修養、情操等。故清李調元提出，詩之難，難在性情之正：「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為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頗足為法，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為靡綺，而去古愈遠。」「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8]詩藝愈精，而去古愈遠，關鍵在於不得
古人性情之正。清鄭炎又提出，詩之難，難在意趣：
所謂「意趣」，指激發詩歌創作的機緣，尤其是觸目會心、不假斟酌、牽惹愁思的情景。世俗之人，心之靈明多被功利慾望遮蔽，難得此天然意趣，也就難以產生佳作。可見，「意趣」之難，也與性情、品格密切相關。
如果說，以上論家，都是從單方探討詩之難，未能在詩、文兩類文體的對比中彰顯詩難之獨特性，那麼，祝允明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顯得更為周全。《祝子罪知錄》云：
在祝允明看來，詩有嚴格的聲律、體格限制，必須以儘可能簡練而富有變化的語言，來處理情、義、旨、趣等要素的關係，而文較少這種限制，故詩難於文，乃理所必然。當然，聲韻、格律等只是文體外在形制上的差異，若論內在「精微神妙之境」，則詩和文皆難造及，「而詩特最焉」。原因在於，作文「雖繩尺之不逾，終邊幅之不限」，篇幅、語言束縛較少，故與詩相比「亦終易耳」。詩則「寓詞逾縮，寫心逾遼」，「假以成章之一篇，將罄欲言之諸意，則必文包百之，詩千之；文包洫之，詩海之；文包雲之，詩天之」，「務須陶汰煎融，乃得砂窮寶露；金之銑也，玉之瑜也，鬼既駭人，越鬼而神，神且妙萬，超神而帝」，比文更見構思、剪裁、錘鍊之功，其境也更為廣大、深遠、精微，出神入化，氣象萬千，實藝苑之極致，故其難甚於文。此外，文之章法較為明確、具體，只要徵聖宗經，模範典型，即易成篇，「文制百途，文流千輩，烏有外數聖、絕數經，而曠世他立者與」？詩則不然，「雖權輿乎四始，忽改玉於諸英」[11]，變化萬千，無可依傍，更強調獨出機杼，生面別開，故其難又甚於文。
祝允明這些比較、闡發，遠較前人具體、全面，使「詩難於文」之論更有說服力。另外，譚元春《東坡詩選序》論詩、文之異曰：
認為詩在題材選擇、處理以及表現效果等方面，較多特殊要求，不能像文那樣放手恣意，可見詩難於文。清黃志璋又曰：「今人稱詩文而不聞稱文詩，豈詩難於文與？」[13]以難易程度來解釋世稱「詩文」而不稱「文詩」的原因，並無任何學理依據。然而，這種近乎牽強的解釋，恰恰透露出「詩難於文」說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1]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二《與李生論詩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2] 《司空表聖文集》卷三《與極浦書》，第42頁。
[3]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〇《書南雅集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240冊，第878頁。
[4] 安盤《頤山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2冊，第461頁。
[5] 王世貞《陳於詔先生卧雲樓摘稿序》，杜應芳、胡承詔輯《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7冊，第206—207頁。
[6] 薛蕙《考功集》卷一〇《升庵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2冊，第111頁。
[7] 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卷五《苔窗拾稿序》，《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輯第19冊，第501頁。
[8] 李調元《童山文集·補遺》卷五《姜山集序》，《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515冊，第66頁。
[9] 鄭炎《雪杖山人詩集》卷八《論詩隨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8冊，第611頁。
[10] 祝允明《祝子罪知錄》卷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版，子部第83冊，第733頁。
[11] 《祝子罪知錄》卷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3冊，第734頁。
[12] 譚元春《譚元春集》卷二二《東坡詩選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頁。
[13] 黃志璋纂修《（康熙）麻陽縣誌》卷九，《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誌輯》，鳳凰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14年版，第2編第37冊，第568頁。
司空圖「詩難」說得到後世廣泛響應，「詩難於文」遂成普遍文體觀念，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其間雖有異響別調，但出現較晚。盧摯《文章宗旨》曰：「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它並不錄。迄唐，惟存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1]雖未比較詩、文難易，只是感慨古文之難，然「文難於詩」之意已胎息其中。明王禕《文訓》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2]《文訓》綜論詩、文，故其所謂「文」，泛指包括詩歌在內的各種文體。而以史傳為文之最難者，對「詩難於文」自有消解意味。又，葉向高《小草齋集序》：
對歷來「多以為詩難於文」提出質疑。其依據是，詩一般篇幅較小，且有前人成句可資掇拾，故「雖難工而易成」；文則篇幅較長，儲材、結構要求較高，運筆成篇也頗費匠心，故「其難工與詩同，而成亦不易」。簡言之，詩在「難工」上與文同，而成篇較文為易。故綜合論之，實寓「文難於詩」之意。鍾惺《與譚友夏》：「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4]儘管以工文和工詩者數量多寡為標準，推斷出「文之難於詩」，缺乏邏輯依據，然此論打破傳統成見，明確標榜「文難於詩」，對於激發、增強詩文難易之辨的理論活力，自有積極意義。此後，批評界關於「文難於詩」的探討日趨活躍。章學誠《與胡洛君論文》曰：
認為詩文異派，歷代名家各有其至，如韓詩杜筆，本不必強分高下。然而，在章學誠看來，「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為文辭」[6]，故文必待長期積學累功方能無疵；詩首重格律，而律僅一藝，機變易盡，雖不通文理而略有小慧者，即可竄竊形似，遮人耳目。所以，對一般游於藝文者言，文難於詩，文之境闊，詩之境小，「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章學誠遺書》，第83頁）。章學誠還以日常所見來證明這一判斷：「見近刻號名家詩者，詩雖未必有得，而挹覽尚無敗闕；無如一涉於文，則市井科諢、纖佻儇俗，諸惡坌集，令人不辨作何許語。」「僅求如詩人所為蕪累之文，疏野質樸，終不失醇古意者，畢生不能一語相似，譬如縉紳高會清談，其中有妙言語者，亦有絀口辨者，相對自無愧怍，忽有夏畦負販，衣冠揖讓其中，不待啟口，即見本色，毋論為謹為放，皆無是處。」「乃知文理未明通者，能遁於詩，必不能自遁於文。」（《章學誠遺書》，第83頁）正因如此，「詩家猥濫，甚於文也」[7]，江湖游乞，混跡於詩人者遠多於文人。
如前所述，自唐宋古文運動後，詩、文分途。在兩者對舉的語境下，文往往指散體文或古文，其中又以稱古文更為常見。與此相應，批評家討論「文之難」時，往往聚焦於「古文」。如明江盈科深惜唐前古文「篇帙寥寥」，至韓柳以古文號召，「終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見比倫」，不禁感慨「甚矣，古文之難也」[8]；清邵潛認為，「古文之難，十倍於詩」[9]；謇博夙好義山詩，「為之已久，不能驟改」，「而盛畏古文之難」，以其「形跡易求，神明難測」[10]，皆可見明清作家或批評家對古文之難的深切感受。又申涵光《與朱錫鬯書》曰：
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及韓柳歐蘇為古文極致，法已完備，後人操觚，實難措手。而且，古文多有為而作，如史傳、奏疏、遊記、尺牘等，都受作者身份、地位、生活閱歷的約束，若無相關資歷，簡直「無文可作」；不像詩歌作者，無論身居何處，但有感觸，即可吟詠。故申涵光鄭重宣稱「古文之難，又非詩比」。此論原為朱彝尊責怪自己不作古文而發，主要表達作者寄身草野、落拓不羈的心志，實為借題發揮，不必視為完全客觀、理性的學術探討。然而，申涵光以「古文之難」為自己開脫，足見這種觀點在當時已有影響，至少非一己之偏見，故不妨引為託辭。
明清論家在論及文或古文之難時，又多強調敘事文體之難。明李濂《醫史》曰：「余閱《元史·李杲傳》，頗病其不詳，而復采真定路儒學教授邙城硯堅所為《東垣老人傳》以益之，然猶病其不盡載著述。甚矣，敘事之難也。」[12]清吳敏樹《史記別鈔序》也感嘆「文之難為者，莫過序事」[13]。章學誠反覆強調：「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14]「文章以敘事為最難，文章至敘事而能事始盡。」並分析原因曰：「敘事之文，所以難於序論辭命者，序論辭命，先有題目，後有文辭，題約而文以詳之，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也。敘事之文，題目即在文辭之內，題散而文以整之，所謂事徵實而難巧也。」[15]認為敘事當徵實，「事徵實而難巧」，雖有一定道理，但序論、辭命或重邏輯力量，或主切於世用，並非總可翻空出奇，故無法推出敘事難於序論、辭命的絕對判斷。這一判斷的產生，實受文體地位等因素的影響。在《文選》確立的辭章傳統中，敘事往往被視為史家職能，敘事文體的地位是邊緣化的。自韓柳古文運動後，敘事文儼然成為文章大宗，文體地位不斷提高。章學誠等關於敘事難的論述，正是這種文體觀念轉變的產物。
明清論家也有以八股時文為難者。如清李繼聖《十子文稿序》：「吾嘗謂時文之難，倍難於古文。」[16]黃中堅《遺余集序》：「嘗有與餘論古文者，深以古文為難。余曰：『古文未若時文之難也。』客征其故。曰：『古文可以匠己意為之，時文必須體貼題意為之，稍一放手，即去之遠矣，故難。』蓋確論也。」[17]從寫作目的、要求及技巧言，古文可不拘一格，馳騁己意，時文則代聖賢立言，法律嚴苛，動輒得咎，其難度確實大於古文。不過，由於時文多被視為利祿之具，是眾矢所集的批評對象，故公開倡此說者比不上稱古文難者多。
[1]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8頁。
[2] 盧摯《文章宗旨》，程敏政《明文衡》卷二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3冊，第766頁。
[3] 葉向高《蒼霞余草》卷六《小草齋集序》，《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第125冊，第464頁。
[4] 何偉然、丁允和選，陸雲龍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鍾伯敬先生小品》卷二《與譚友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8冊，第322頁。
[5]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九《與胡洛君論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頁。
[6] 章學誠《詩話》，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94年版，上冊，第570頁。
[7] 章學誠《陳東浦方伯詩序》，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頁。
[8] 江盈科《詩評》，《雪濤小書》，中央書店1948年版，第28—29頁。
[9] 范方《默鏡居文集》卷四《邵山人傳》，《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33冊，第682頁。
[10] 范當世著，馬亞中、陳國安校點《范伯子詩文集·詩集》（修訂本）卷八卷首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上冊，第123頁。
[11] 申涵光《聰山集》卷三《與朱錫鬯書》，《叢書集成新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6冊，第377頁。
[12] 李濂《醫史》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42冊，第260頁。
[13] 吳敏樹《柈湖文集》卷三《史記別鈔序》，《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0冊，第329頁。
[14] 章學誠《上朱大司馬論文》，《章學誠遺書》，第612頁。
[15] 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章學誠遺書》，第685頁。
[16] 李繼聖《尋古齋詩文集·文集》卷二《十子文稿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68冊，第251頁。
[17] 黃中堅《蓄齋二集》卷五《遺余集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27冊，第384頁。
以上分析表明，明清時期關於詩文創作孰難孰易、難在何處的種種爭議，主要取決於論說者的主觀感受以及文體價值判斷，缺乏客觀、充分的學理依據，因而註定難以取得統一認識。首先，從難易標準看，如果文僅求結構完整、表意明確、字句通順，詩僅求意脈清晰，平仄、押韻、對仗符合格律，那麼以古人的文學修養都容易達到。如果以別開生面、出神入化、卓然成家等標準衡裁，則無論詩和文都難之又難。正因如此，何夢桂可由「試數古詩人，亦不多得」而生「甚矣，詩之難也」[1]的感慨；管同也可因善古文者「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數百年而後有一人」，而「見古文之難，從事者希」[2]。有鑒於此，焦循提出「詩之難同於文，而其體則異」[3]；紀昀強調「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4]，認為詩文只有文體差異，並無難易上的絕對性，可謂持平之論[5]。
其次，從文體差異與與創作主體的關係看，由於才性有別，每個作家所擅文體不一，「唯通才能備其體」[6]。然而，放眼整個文學史，絕大多數作家為偏勝之才，具通才者鳳毛麟角。故秦觀云：「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7]李東陽《春雨堂稿序》：「近代之詩，李杜為極，而用之於文，或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況其下者哉！」[8]以李杜、韓歐之天才卓絕，於詩或文尚不無利鈍，難以兼美，何況絕大多數尋常之輩？正由於才有偏至、難兼眾美是文學史的普遍現象，故不可因李杜長於詩而短於文，就推斷文難於詩；也不可因曾鞏優於文而拙於詩，就推斷詩難於文。換言之，詩文創作孰難孰易、難在何處，是一個高度主觀化、個人化的問題，創作主體學養、才性的差異，決定了對此問題回答的千姿百態，莫衷一是。
不過，詩文難易之辨不僅涉及作家創作能力和技巧等主觀因素，還與批評家的文學思想、文體觀念息息相關。因此，梳理對於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可為考察不同時代文學觀念的嬗變提供獨特視域。如前所述，自司空圖倡「詩難」說後，「詩難於文」一直是主流論調；明清時期，雖也出現了「文難於詩」說，但聲音較弱，不如前者人多勢眾。換言之，在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詩難於文」始終是佔優勢地位的觀念。這與詩在古代文體譜系中的強勢地位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早在先秦，即產生了《詩經》《楚辭》這樣高度成熟的詩體，並在抒情功能、表現手法、審美旨趣等方面，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本格局和風貌，詩的文體優勢地位也由此確立。唐宋古文運動後，詩文分途，而詩尊於文。白居易《與元九書》云：「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9]傳統文論素有「文體原於五經」說，且視《詩經》為後世詩歌文體之源。以《詩》為六經之首，實即以詩踞各種文體之首，地位之尊，不言而喻。又劉禹錫《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精妙，詠而為詩。」[10]劉將孫《胡以實詩詞序》：「聲成文謂之音，詩乃文之精者。」[11]都以詩為文章精華。世人之心，貴難賤易，以物之尊者、精者難造，卑者、粗者易得。詩既尊於文，為文章精蘊所在，其難必甚於文。作為語言藝術，古典詩歌將漢字音、形、義之美結合得天衣無縫，將漢語言文學之精妙發揮得淋漓盡致，確實為散體文所難以比擬。
故「詩者文之精」說，在古代文論中幾為老生常談，至明清依然盛行。如明胡翰《缶鳴集序》：「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12]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稱「詩太拙則近於文」，「宋之拙者皆文也」[13]，可見詩巧而文拙之觀念。清吳喬以酒、飯之喻論詩文異同，文如「炊而為飯」，「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如「釀而為酒」，「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14]。此喻形象說明了詩精文粗、詩之感染力過於文的道理，「其意謂文易而詩難也」[15]。惟其精，故難；惟其難，故尊。古人這種近乎自然遵從和無條件接受的集體意識，決定了「詩難於文」成為古代文論的主流論調，遠遠強勢於「文難於詩」。
詩歌作為文之精華，對創作主體的才學要求較高。而就才、學二端論，則才為首要，學在其次。文學史上滿腹經綸而不擅詩者比比皆是；學識未充而年少才高、吟詠驚人者，時或有之。其原因在於，詩歌作為以抒情、審美為主的文體，對創作天賦有特殊要求，倚於才者深，倚於學者淺，學富五車並非必要條件，更非充分條件。所以鍾嶸推崇詩歌創作中的藝術直覺，諷刺醉心於使事用典者為「雖謝天才，且表學問」[16]；嚴羽反對宋人以學問、書卷為詩的傾向，高倡「詩有別材，非關書也」[17]。炫耀書卷被視為詩家大忌，往往招致「餖飣」「獺祭」「掉書袋」之譏。而對於作文來說，博學多聞益於儲備素材、開拓文境、提高表現力，正如鍾嶸所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18]故「以博學而濟雄文」[19]「學以博乎文」[20]等說法，屢屢見於載籍。可見，才對詩的重要性甚於文，學對文的重要性甚於詩。而才主要得自先天稟賦，學主要來自後天研習。雖中常之才，日積月累，鍥而不捨，亦可成博學之士。故對缺乏天賦者而言，詩歌創作難度遠甚於文，正如明沈守正所說：「詩之難，又不在人而在天。」[21]這也是論「詩難於文」者遠多於「文難於詩」者的又一原因。
[1] 何夢桂《潛齋文集》卷六《王菊山詩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8冊，第458頁。
[2] 管同《因寄軒文二集》卷一《國朝古文所見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504冊，第465頁。
[3] 焦循《里堂家訓》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951冊，第531頁。
[4]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卷九《耳溪文集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冊，第214頁。
[5] 明清詩文之辨中，又有主詩文相通者，如劉基《蘇平仲文集序》：「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制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徐枋《論詩雜語》：「詩文一也，其體則異，其理則同。」此說強調詩、文之同，而詩文難易之辨更關注詩、文之異，著眼點不同，故不贅述。
[6]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冊，第2271頁。
[7]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
[8]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六三《春雨堂稿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0冊，第653頁。
[9]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冊，第960頁。
[10]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一九《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集作紀》，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33頁。
[11]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一《胡以實詩詞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第98頁。
[12]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缶鳴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9冊，第49頁。
[13]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冊，第1379頁。
[14]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冊，第479頁。
[15] 《紀曉嵐文集》卷九《耳溪文集序》，第1冊，第214頁。
[16] 鍾嶸著，曹旭箋注《詩品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頁。
[17]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頁。
[18]《詩品箋注》，第98頁。
[19] 蘇軾《蘇東坡集·續集》卷一〇《謝交代趙祠部啟》，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下冊，第23頁。
[20]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策一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第728頁。
[21] 沈守正《雪堂集》卷四《詩經說通敘》，《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0冊，第623頁。
既然「詩難於文」在古代文論話語中長期佔據主流地位，那麼，為什麼到明清時期出現了「文難於詩」的異響別調呢？此中原因極其複雜，概言之，與文體地位的消長和文體價值觀的變化密切相關。詩作為成熟最早、地位最尊的文體，經過漫長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經唐、宋兩座高峰之後，菁華已竭，吸引力逐漸下降。而與詩同樣源於五經的「文」則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前文已述，詩文分疆源於唐宋古文思潮。韓柳歐蘇等古文家融文學復古於儒學重建和政治體制改革之中，具有鮮明的弘道意識和經世精神，並內化為一種士大夫文化承擔的人格力量。這種內在意蘊，使文的價值得到極大提升，開始衝擊詩的獨尊地位。當然，唐宋古文作為一種新文統，完成建構並為士人普遍接受，一直要到明清時期，其標誌是八大家文學地位的確立，尤其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廣為流行之後。與此相應，「文難於詩」等觀點也是興起於明代，並為清人所繼承和發展，其中包含著鮮明的「文尊於詩」的價值判斷。方苞《答申謙居書》曰：「仆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原因在於，「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除才學等條件外，作者的人格修養格外重要。文學史上「奸僉污邪之人，而詩賦為眾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為流俗所不棄」；至於古文作者，必須「行之乎仁義之途」，「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故「未聞奸僉污邪之人，而古文為世所傳述者」[1]。可見，古文品位尊，對作者人格要求高，故其創作和傳世都遠比詩難。袁枚說：
詩言情志，勞者思婦、下里巴人，但有所感，皆可形之吟詠；古文傳聖賢之道，托體既尊，非學士君子難以有成，此「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3]，「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4]。故袁枚「核詩寬，而核文嚴」，不輕易以文許人。這種立場，正是文尊詩卑、詩易文難的文體觀念的體現。章學誠也有類似觀點，他在《與胡洛君論文》中指出：「文必通人始能，而詩則雖非士流，皆可影附。」故文理不通、狂妄輕佻的江湖游乞往往混跡詩中，甚至孌童奴婢，教習三數年後，亦可成篇，「直如音律一道，可以下通於倡優也」。在章學誠眼中，作者身份貴賤和學養高下，成了決定文體尊卑和難易的重要標準。詩為雕蟲之技，技易成而品卑如倡優。然其所謂「易成」，僅是「調平諧仄，叶韻成章」[5]而已，並無藝術創新、造神妙之境等更高層次的追求。事實上，章氏對此並不關心，故輕吟詠而重古文，「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辭」[6]，因為「古文經世之業」[7]，而詩家或僅吟哦個人悲喜，或徒務「炳炳烺烺，如錦工綉女之矜誇彩色」[8]，「不復知文章當期於實用也」[9]。輕視抒情、審美價值，以是否經世致用來判斷文體尊卑和創作難易，並非章學誠一家之言，而是明清時期涌動不息的文學思潮。「文難於詩」「古文之難，十倍於詩」等觀念的興起，必須置於這種思潮背景下，方可得更通透的理解和闡釋。
除了古文思潮，八股取士制對明清詩文地位的消長和「文難於詩」說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八股取士的本意，在於培養、選拔符合儒家人格理想並通曉禮樂教化和經濟時務的人才。這一宗旨，決定了八股時藝在封建意識形態建設和各體文章中的崇高地位，寫作要求也特別嚴格。石韞玉《江鐵君制義序》：「制義為文章之一體，所託甚高。其體代孔孟立言，非三代以上之書不敢述，非尋常論說之文所可同日語也。」[10]作為代聖人立言的文體，非尋常論說文可比。要寫好八股，有一基本前提，即經學修明。許多舉子童稚即習制義，卻「白首鮮窮其奧」，此「非文之難，明經之難也」[11]。具體到行文上，既擬聖賢語氣，則遣詞、用事等必須慎之又慎，不可出絲毫差錯，否則就是褻瀆聖賢。有鑒於此，閻若璩「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為一帙」，「如此而後見時文之難，如此而後見時文之尊」[12]。當然，在現實功利層面，讀聖賢書者未必服膺聖賢之教。由於舉業能為士人帶來崇高地位和豐厚利益，金榜題名成為士人孜孜以求的目標，八股遂淪為利祿之具、敲門之磚。多數士子為博一第，對科舉之外的文體毫不關心。早在明初，力倡科舉制的宋濂，就已清醒認識到這一點：「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13]此後其風愈演愈烈，「讀書力學之士皆殫心制舉業，作詩賦古文詞者，每州郡不過一二家」，「余盡埋頭八股，為干祿計」[14]。制義成為廣大舉子最重要的文體，詩的地位已然式微，「名登甲乙，而不識平平仄仄為何物」[15]者在在有之，詩之難易也遠非普通士子所關心。而八股程式的繁瑣森嚴，科舉掄才競爭的殘酷，則使這種文體的寫作顯得難乎其難，故明清論家時有「文固當以制藝為難也」[16]「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17]等感嘆，其中顯然包含時文難於古文之意。前引李繼聖明確宣稱時文之難倍於古文，足以說明這一點。這裡又引出古文、時文孰難孰易的問題。此問題與詩文難易一樣，也是高度主觀化的，不易取得統一認識。事實上，古文、時文文理相通，兩者相輔相成，故習八股者多奉韓柳歐蘇等古文大家為圭臬，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方苞、姚鼐等古文名家同時也是八股高手。正因如此，明清文章學理論和創作中，又有「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等說法。要言之，古文難或時文難只是「文」的內部之爭，其是非姑且不論。而兩者碰撞相激，共同體現了「文」的重要性，交匯、合奏成「文難於詩」的旋律，則殊無疑義。
除了古文、八股等文學自身原因外，程朱理學成為明清時期的統治思想，對「文難於詩」說的興起，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明清兩朝，皆以程朱之學為立國之本。這種官方哲學落實在文學上，自然有重道輕文的傾向，但較少宋儒「作文害道」「詩日進而道日遠」[18]等把文和道對立起來的極端態度。宋濂《文說贈王生黼》云：「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19]楊士奇《題東里詩集序》云：「古之善詩者，粹然一出於正，故用之鄉閭邦國，皆有裨於世道。」[20]黃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銘》云：「文之美惡，視道合離。」[21]陳廷敬《吳元朗詩集序》云：「夫文以載道，詩獨不然乎？」[22]可見，明清時期深受理學浸潤的文論家，都非常重視文章的載道功能，甚至強調在明道、經世、教化上，詩、文應該發揮同樣的作用。然而，就文學史發展實際看，自詩、文分疆後，文載道而詩言情、「詩主風神，文先理道」[23]「文為人事之實用」「詩為人事之虛用」[24]等觀念已深入人心，詩在明道經世上的實際效果，遠不能和文相比，以致有「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25]「詩之佳者，亦大半是風雲月露、花草景物應酬之空言；文之當者，多有濟於實用」[26]等批評，這勢必降低詩在理學家心目中的地位。故楊士奇曾直諫仁宗「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27]，李賢視詩「為儒者末事」[28]，流露出對詩的輕視。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文的地位高漲。尤其是古文，素以明道、經世自任，與理學家的文藝取向聲氣相通，易得認可。歷代著名古文選本，多有出於理學家或傾心理學的選家之手，如呂祖謙《古文關鍵》、真德秀《文章正宗》、方苞《古文約選》、姚鼐《古文辭類纂》等，足見二者相交相融，淵源深厚。至於八股時藝，本來就是以程、朱等理學家所注經典為教本，以闡發聖賢之道為內容，以培養、選拔符合理學人格理想的人才為宗旨的科舉專用文體，其地位之尊，自不待言。總之，在「文難於詩」說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古文、時文兩大文類，因其文體功用、目標定位等與理學家文藝思想高度吻合，故其被接受、認可的程度遠高於詩。而理學思想作為明清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對詩、文的不同態度，促成並強化了文尊詩卑、文難於詩等文學新觀念。當然，這種「難」，雖有才學素養、寫作技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對道的擔當、對儒家經典的精深理解，以及心性涵養和人格淬鍊等。這方面，前論古文、八股之難時已經涉及，茲不贅述。
綜上所述，「詩難於文」在很長時期內都是古代文論的主流論斷。明清時期，則出現了「文之難工同於詩」「文難於詩」等不同聲音，從而豐富、拓展了宋代以來盛行的詩文之辨的理論內涵。儘管由於才性、學識等主觀方面的差異，古代文人對詩文創作孰難孰易、難在何處等問題不可能有統一認識。然而，梳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於識鑒詩文的體性特徵、思維方式和創作要領等。更為重要的是，詩文難易之辨所體現的，不僅是由作家才性、學養等決定的創作能力和技巧問題，更是文學思想、文體觀念的交鋒，蘊含著對詩文性質、功用及地位尊卑的不同判斷，體現了文學思想史進程中的某些規律或趨勢。從「詩難於文」到「文難於詩」，正是詩、文兩類文體價值判斷產生變化、文體地位此消彼長的結果。
（本文原載《文學遺產》2017年第3期）
[1] 方苞《方苞集》卷六《答申謙居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冊，第164頁。
[2] 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文集》卷一八《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544頁。
[3] 廖道南《楚紀》卷五三「柳宗元」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8冊，第424頁。
[4]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二《張彥輝文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5冊，第373頁。
[5] 《章學誠遺書》卷九《與胡洛君論文》，第83頁。
[6] 《章學誠遺書》卷九《與汪龍庄書》，第82頁。
[7] 章學誠《古文十弊》，《文史通義校注》，上冊，第509頁。
[8] 章學誠《文理》，《文史通義校注》，上冊，第287頁。
[9] 《章學誠遺書》卷一九《庚辛之間亡友列傳·錢詔傳》，第191頁。
[10] 石韞玉《獨學廬稿》五稿卷二《江鐵君制義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67冊，第97頁。
[11] 駱問禮《萬一樓集》卷三九《枝指集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74冊，第493頁。
[12] 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0冊，第431頁。
[13] 宋濂《文憲集》卷六《孫伯融詩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冊，第400頁。
[14] 李漁《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八《笠翁余集自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1冊，第1頁。
[15] 鄭梁《寒村詩文選·五丁集》卷一《野吟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6冊，第286頁。
[16] 紀大奎《雙桂堂稿》卷三《余象恆先生四書文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70冊，第350頁。
[17] 劉大櫆《劉大櫆集》卷三《徐笠山時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頁。
[18] 呂本中《紫微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上冊，第360頁。
[19]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六六《文說贈王生黼》，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7冊，第1065頁。
[20]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一五《題東里詩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8冊，第570頁。
[21] 黃宗羲《吾悔集》卷四《李杲堂先生墓志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2冊，第575頁。
[22]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三七《吳元朗詩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6冊，第547頁。
[23]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頁。
[24]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清詩話續編》，第1冊，第479頁。
[25] 屠隆《白榆集》卷三《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0冊，第168頁。
[26] 徐湘潭《徐睦堂先生集·文集》卷二九《與黃樹齋侍郎》，《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8冊，第301頁。
[27] 楊士奇《東里集·別集》卷二《聖諭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9冊，第627頁。
[28] 李賢《古穰集》卷七《行稿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第554頁。
TAG:中國文體 |